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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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为在旧诗国里酌裂土封疆！“诗经”以降的传统诗，已几乎尽人他勾画的新诗版图。
然而他却不是在成全一部“中国诗史”。其中，被胡适称为“白话文逐渐长成”标志的元曲不见踪影，明清诗只有很少的存留，甚至，为人称道的宋词也倍遭他的掊击。很明显，他在使用一种新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中，是诗而不是史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所谓词、曲作为宋、元文学代表一类的观念，于他并无意义。并且，他也由此把新诗从“诗歌史”的线性时间绳索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使之在“诗歌史之前”的广阔领域寻找自己的同志和敌手。
在收录于丛书“新诗”卷中的《新诗到底是什么？》中，西渡对废名有关新诗与传统诗的论述深表赞许：
在“胡适之先生认为反动派的‘温李’（温庭筠、李商隐）的诗”中，废名却看出了“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虽然温李也用“诗的文字”写作，但他们真有“诗的内容”，因此“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正有我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了”。他认为，“在六朝文章里已有这一派的根苗，这一派的根苗又将在新诗里自由生长。”……废名将此称为新文学的“文艺复兴”，“即是由个性的发展而自觉到传统的自由”，把古今新的文学一条路沟通了，远至周秦，近迄现代，本来可有一条自由的路。
事实上，西渡的自信与雄心也正建立在废名有关新、旧诗歌性质区别的一个著名论断上：新诗是“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而旧诗是“诗的文字，散文的内容”。西渡说，这不仅是汉语诗学中第一次有关诗歌和散文内容的区分，也是第一次对诗歌性质的根本规定。为此，他以惊人的耐心，对许多专业诗歌研究者也束手无策的《谈新诗》一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他看来，废名以“完全”、“实感”这些看似不无随意的概念所标举的“诗的内容”，不仅呈现了诗歌作为一个内在自足的特殊世界的独立性、完整性以及“当下即成”的具体性、独创性，尤其是诗人对自我意识的发现与自觉；而且也由此形成了与以“修辞化”、“意象化”为主要特征的“诗文字”装点的“散文的内容”的基本区别：即它常常只是外在的、依附的和抽象的。在讨论作为传统诗歌核心的意象化时，西渡说：“意象可以说是一种‘形象化的概念’。从方法上来说，它既不是写实的，也不是表现的；从效果上来说，它既不是具体的，也不是抽象的。它以形象的面貌出现，但这个形象却不表现实际的或想象的经验，而有特定的内涵……是一种整体的、笼统的、公共的经验。可见，废名一再批评旧诗的‘抽象的调子’，正有其方法的根源。”
更进一步说，正是上述意识决定了西渡在这套丛书中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选择。其中，他对唐诗尤其是古诗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谈到秦至汉魏六朝一段的诗歌时，他说，那时“后世种种关于诗歌的‘规范’还没有形成，还没有人为的障碍分割诗歌和生活的血肉联系。诗仍是从人心自然流露出的……于是，有情人留下了他们的深情，有力者留下他们的气概，哲人留下了他的智慧，侠士留下了他的壮烈……最完美地体现了一种原始而活跃的生命力，具有后世诗歌很难企及的直击人心的力量。”因而，他说他愿意用后世所有的诗篇来换取其中的几十篇杰作，实在不成，“只要《离骚》《九歌》《短歌行》《观沧海》《停云》《桃花源诗并记》，也尽够。”可以说，这一意识正是贯穿整套读本的核心理念，成就了西渡对“经典”尤其是“诗歌经典”的重新界定，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一部个人的“诗史”。
不难想到，这“诗的内容”也正是他为新诗辩护的主要理由：如此，新诗则不仅可以与千古名篇并立而无愧，其在“体式”“语言”（“诗的文字”）上的弱点，也不足为病了。然而不然。在西渡看来，斤斤于字、句的赏玩和“意象化”写法的不断借尸还魂，恰是中国新诗迄今未能治愈的顽疾。因而，我们无法不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对中国新诗传统的自我批判。在他看来，废名的贡献也正在于，他对新、旧诗歌的性质所作的正确辨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旧诗传统的重新审视，为解决新、旧诗歌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这是从新诗创造的需要出发对旧诗传统的重新解读，同时也就为新诗确立了自身的传统。这个被重新确立的传统是从现在出发而指向未来的，因而也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成长的可能性的传统。它与那些骸骨迷恋者的所谓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是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对“传统’’从而也是对“现代”的解读。在这里，没有那种“体用一致”却常常弃“体”就“用”的“辩证法”的存身之所。
然而，是什么促成了西渡的这一选择？
废名《谈新诗》撰成于民族存亡的危急之秋（1935～1937），他对“我们今日的新诗反而无立足点”——既无以附于旧诗之末，又无以自立的状况——也充满了危惧。在西渡论诗的文字中，更无不弥散着这样的意识。只是这危机的感觉，却愈益加深，以致于他说，如果我们对这一状况没有充分的警觉，并把它转化成自觉的知识，“则我们的新诗仍然要在黑暗中摸索”。我说这套读本是他个人的“诗史”，但谁说它没有某种更普遍的根由呢？任何对当代文化真实状况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由五四形成的现代传统也无不处在相同的危机之中。对此，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西渡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年6月版，含《名家读古诗》《名家读唐诗》《名家读唐宋词》《名家读宋元明清诗》《名家读古文》（上、下）《名家读新诗》《名家读外国诗》等8册，全套297．00元）
熔铸情感记忆的历史学
■ 伍立杨
（一）
朱小平的文史随笔集《听雨楼随笔》，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多年来主持文化副刊，博学杂览，不辍笔耕。这是他继《文化名人大写意》之后出版的第二部随笔集，也是他出版的第10部作品集。这部文史随笔集是朱小平斟酌良久，从已发表过的百余万字作品中选辑而成。集中所收文章涉及历史、军事、地理、书画、艺术、诗词等多种文门，不仅视角广阔，文笔亦颇隽雅。
朱小平对治史目的之认识有一个渐次深化的过程，经历了“致用”——“求真”——“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基本轨迹。
用活史料，是活的历史学，熔铸情感记忆的历史学。他善于将感情记忆从历史中复活。仿佛当时史事，流淌至今，或今人的眼光心情，倒流至从前，去激活史料史事。他极为重视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那是出于一种特别的文化感怀，特别着意于感同身受的移情联想。他将历史融会于感念与追怀的人生经历。
平时我们看一些历史评论、回忆式研究，字字句句卡子一样卡在人物的既定形象上停滞不前，套话套着所谓主题意识，看得人六神无主，枯燥无味强撑精神，大打哈欠，甚至叫人清醒后又糊涂起来。而读朱小平的文字不一样，他时而散漫游弋，时而紧控六辔，收放自如，这是因为他的精研，他的敏悟，他的慧眼，造就了他研究成果时时有“撒野”的功能。
在他笔下，画家的历史，画家的心事尤多，画家的故实风起云涌。材料密布前人在世界上的各种思想、感情，那些遗迹多为原始史料或称第一手资料，在考量传主的专业造诣的同时，能够兼顾其人之志趣、性情以及生涯命运的质感披露，重塑其容貌风采，这就赋予读者理解上的感同身受之契机，因而对载人史册的人物与作品，自然会多一分了解、多一分感情。朱小平遍读作家和艺术家的自传及回忆录。对那些谈及个人生活和作品生成过程的研究，生发出表象文字之外的特殊作用。蕴藏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潜意识，从传主的言谈话语和字里行间无形流露出来，成为理解其人其作之深入内涵的重要契机。放在其人生的实际背景上体会，历史过去了，烟云已往，历史往往只是一个影子，一片烟云，但在朱小平的笔墨烘托之下，我们看到的实在不只是影子，而是人，活生生的饱满的人。
（二）
朱小平对史料的掌握和解读，文心之细，细于毫发。但又不拘泥于史料。而是勘察之，矫正之。盖因当时事情，去今不远，当事者众，往往又自说自话，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事实互有出入，导致历史回忆史料既珍贵又颇有局限。如胡适谈到近代著名人士辜鸿铭忆往事的情景时说：“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虽然说他的历史研究多为随笔，札记，短论形式面世，但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则是一贯的。他有时甚至固执到迷恋“史料学派”的地步，冷静严谨的治史态度，以及著述方式的自我“苛求”，所以他强调问题都必须提供依据，来源去脉都轨迹清楚可循，不为旧说所蒙蔽，也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真做学问贵能如此，这样孤灯下他得到敏妙的观察，叹惋间他完成不俗的史识。由一种特殊的“调查”、“考证”，来得出突破性、创造性的结论，这些“调查”、“考证”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在撰述过程中，思想与撰写的互动，与史料的比勘，必定要颠来倒去、辗转反复，贯串起来层层讲述。但他长期历练，善优为之，落笔文字的断章与取义大都经过沉著的考虑。前辈偶然传递的那些零碎信息，包括散漫而不甚扣题的访谈文章，经他连类，还原，落实，总之是一番纵横捭闽的工夫，所以他有能力把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做成一桩庄严、华美、有趣的事业。
他的基本态度是，既不失之理、又不肯忘其情的心态，或者可以说，他的文章具备一种特殊的理性与智慧；但这种理性智慧是融化在文章宇里行间所埋伏的自由精神当中。知识、史料、隐藏着待发掘的真理，统一在他笔下，在他眼光气度，在他的价值判断中，因而他的思想之翼可以自由飞翔。一种充溢自由精神的笔墨，它的背景，它的内部，都充溢活力与生气。对近现代诗人文化人的梳理，无论是论述某一时代之诗，还是评论某一诗人的作品，也皆能通观其作品与为人的全貌，比较同时代诗人之异同，上考其渊源，中察其流变，下观其影响，获得超越前修的独到见解。
一个老字号，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是蕞尔之微，算不上什么起眼的物事。但朱小平论述一个北京老字号，却是一往情深，展转复沓。他考证六必居、鹤年堂与严嵩题匾，从一清代的笔记孤证人手，转到传说，转到店铺经理的说话，再转到《燕都旧事》的生产典故，再从邓拓看过的资料在时间年代上钩出铁证；又用假设来兜转，为铺叙，为延伸，为证据再做固基的一番工夫。而时代背景，人心向背，字号趣味，都自在其中了。“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不为“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强调下笔有所本，他的意识中，防范着“夸大”、“附会”、“武断”等毛病。
（三）
按照梁启超研究历史的心曲。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负面的历史研究则是，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所以，今后作史者，宜“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这样才可能有“信史”，也才可能有“良史”。
关于史籍的种类，梁启超认为纪事本末体有独特价值：“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来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宋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而朱小平的文史随笔，也可说是别一题材的纪事本末体。他笔下的人物，是在他的考证、艺术评论、人格体认、事迹估衡、心情凝铸等等方面，在他的笔墨纾捆之下，活跃丰满起来，立体多维，别具精神，并由前尘影像还原为人。艺术家的人生往往就是一件精彩作品，从而完成其地位与价值的描述。与普通文史类文章路径不同，朱小平治学的优长表现在他的叙史之功。打通文史而不显促迫，多从文化思想人手，注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亦自有一种笔墨舒卷、闲庭信步般的奇彩。他百无禁忌率性而谈，反而能在一鳞半爪的小文字中聊出史料性、知识性、线索性。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重新解读近现代及当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
“关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与容忍，更闪烁中国文人数千年高贵气质的灿烂光芒，张老的怀旧更折射出中国文人人文主义精神的悲悯温情……悲天悯人不是一句空话，士大夫旧文人情调在所不免。”这是他写张中行，定位认知大异其他访谈描述。极深，极活，神采卓然，情调怆然。旧得那么新，新得那么旧。其实，在他笔下，尤其是近现代名士，名媛，志士，那些影响时代进程的人物，他经营位置，敷彩用笔，中锋勾勒，侧拖摹写……各各焕发神采，在时代的尘埃里，显影雕刻一样清楚有味的海市蜃楼。
（《听雨楼随笔》，朱小平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19．00元）
有趣又益智的文明之旅
■ 任东来
记得九年前，女儿还在幼儿园大班，有人来推销《目击者丛书·自然博物馆》。那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中文书，从内容到装帧，从文字到图片，几乎无可挑剔。为了女儿，也是为了我自己，我用自己的半个月的工资买下了其中的十本。惟一遗憾的是，该丛书是三联书店从国际著名的参考和科普读物出版商DK出版社引进的，而非中国学者和出版人的原创作品。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中国人自己也能编撰出可以与DK的图文出版物相媲美的原创图书。今天，当读到陈仲丹教授编著的姊妹书《图说兵器战争史：从刀矛到核弹》和《图说交通探险史：从牛车到飞船》时？我的确有一种无比的喜悦，因为它满足了我或许有些狭隘的民族自尊心：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出版社同样能够做出世界水准的图文读物来！
这两本《图说史》的世界水准可以说表现在四个“精”字：精彩的图片，精美的文字，精致的装帧，以及这三者精妙的结合。先说图片的精彩。以每页三幅图片、两书合计500页计，全书所收录的图片至少1500张之上。这些图片类型多样，就古代的主题而言，既有原始人的岩画，中国的汉画像砖，古埃及的石刻，古印度的佛塔，古希腊的陶瓶画，腓尼基人的壁画，古罗马的遗存……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作者对古典文明有较深的造诣，如果不是作者十几年的用心收集，几乎不大可能从各种零散的文献搜寻出这些珍稀的图片。如果说古代的图片会因为稀少而难寻得话，那么，就现代部分而言，则会因为数量太多而难以取舍。编著者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在客观的照片和主观的图画之间如何选择？显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挑选老照片，但是，作者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