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作者:不详-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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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其开头层次都是总提，或者提出要对中国各个阶级进行分析，或者
提出要反对党内各种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下面具体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或者
罗列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时，作者都使用了一个简洁的过渡句进行过渡。前
者用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后者是：“自由主义有
各种表现。”这简洁而独立的过渡句兼过渡段的使用，既使上下两个层次的
内容联系紧密（承上启下），又使上下两个层次内容的界限显得清晰。
有时，毛泽东在安排过渡时，常常习惯于运用独立的设问句，并使之成
为一个独特的自然段，如同上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总提与
分述之间那样的设问句一样；有时，过渡中还对设问简要作答，即前一个过
渡句属于设问，后一个过渡句属于简答，并分别使它们各自戍为一个自然段。
例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第一节是“目前政治形势的特
点”，这属于总提，下文在将要转入对这个“特点”进行分述之前，作者就
连用了两个这样的过渡句：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前一个过渡句属于设问，后一个过渡句属”于简答。这两个过渡句（也是两
个自然段）的一问一答，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过渡层次，达到了极理想的承上
启下的作用。
其次，在两个内容较复杂的较大的层次转换时，毛泽东也经常使用过渡
句或过渡段。例如《矛盾论》中“矛盾的普遍性”一节，有两个内容较为复
杂的大层次，前面一个层次讲，各种运动的形式中均存在着矛盾，篇幅较长；
后面一个层次讲，在事物运动的开始乃至整个过程中也都存在着矛盾，内容
也比较复杂，文字量也比较大。于是作者在二者之间用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段：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
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
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
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这个过渡段中，在句号以前的文字，用以“结其上”（当然也是承其上），
即是对前一个层次复杂内容的小结；在句号以后的文字，则是用以“开其下”，
即是对后一个层次进行分述的总提。无疑，这个过渡段，无论对于及时清理
作者自己的思路，还是清理读者的思路，抑或是使两个内容复杂、篇幅较长
的层次紧密勾连成为一体，效果都是十分理想的。
在一些条项式结构的文章或讲话中，那些序码和小标题，原本也属于过
渡的好形式，但是，为了更好地使各大层次间的内容显得更加清晰，更具有
内在的逻辑性，毛泽东仍然往往在其间安排一些必要的过渡语句。例如，《论
持久战》是一篇典型的条项式论文，其“能动性在战争中”一节的开头，是
全文的第59 条，这一条原文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
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
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
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
争中，战争和政治。。
这一条文字，都是过渡，并且过渡得很巧妙。它分两部分：“不是什么”以
前是一部分，其后是一部分。前半部分也是对以上一个大层次的归纳、概括，
属于“结其上”。实际上，在第59 条以前，作者共阐述了“问题的依据”、
“驳亡国论”等九项50 条（从第9 条至58 条）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大体
上”均属于“是什么”（包括为什么“是”）、“不是什么”（包括为什么
“不是”），它阐述的是全文中主要内容的前半部分，属于一个相当大的层
次。过渡段的后一部分是“开其下”，这“下”的内容，也是一个相当大的
一个层次，其内容在过渡段中交代得清清楚楚，共包括18 项（在下文具体的
阐述中，作者把某些相近的内容作了合并，故形式上成了11 项），实际上这
是对全文主要内容后半部分（除了“结论”一项以外）这18 项内容所作的总
提。就是说，过渡段是对全文上半部分所作的小结和对下半部分所作的总提，
并且把它作为一条放在下半部分内容开头的位置上。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
做？首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全文是由纯粹条项式安排的结构，条项又很多，
每一个大层次中的条项也较多，如果不在较大的两个层次之间及时作一下小
结和总提，而只使用序码作为标志，就会造成仅从形式上罗列现象的偏向，
显得零散；而有了这样的小结和总提，则在整体上会显得系统化，也便于读
者理解和把握。显然，作者这样做，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关于相关内容或层次间的照应。所谓照应，是指文章和讲话中前后相距
较远的层次与层次，或同一较大层次中，后文对前文回首相顾的一种章法。
上面我们评述的关于层次或段落间顺序的衔接和过渡的情况，都属于相邻衔
接的方式和技巧，属于近接，照应也属于衔接技巧问题，但属于远接。毛泽
东在安排文章和讲话的章法时，不但重视近接，而且也很讲究远接。
毛泽东在章法逻辑上运用的照应，除了内容与标题照应（包括结尾与标
题照应）以外，主要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是全篇中首尾两大层次的照应，
一种是同一内容复杂的较大层次结束与开始的照应。
篇首与篇尾的照应。这种照应也称首尾照应法、首尾圆合法。毛泽东有
不少运用这种照应技巧的文章和讲话，其中最多的是：开头一个层次提出具
体问题，结尾时根据中间层次的具体分析或论证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诸如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许
多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就都属于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和
讲话，他常把结尾这个层次称为“结论”，如果该文章或讲话在开头提出了
问题，那么“结论”这个层次一般都是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例如《矛盾论》、
《论持久战》等文章就都是这样。
首尾照应法的好处是使全篇文章首尾相衔，产生一种圆合美，从而使全
篇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故常为文学家所崇尚。由于这种照应法为大家所熟
悉，所以评述从略。
较大层次结束与开始的照应。这种照应，一般被应用在内容较为复杂、
篇幅较长，同时又属于总分总式的较大的层次中。例如，在《反对自由主义》
中，关于自由主义11 种表现形式的那个层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
具体阐述“三个法宝”的那个层次，《反对党八股》中关于对“党八股”流
毒及对其逐条批判的那个层次，等等，就都属于这样的层次，其开头皆属于
总提，中间是分述，末尾是总收，同时也是对开头的照应。现在以《〈共产
党人〉发刊词》中关于“三个法宝”的阐述为例来说明这种照应。这个层次
开头说：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这句话属于总提。文章接下去便一个一个地去“说”，这属于分述。“说”
完之后，在这个层次结束时说。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这句话属于总收，但同时又是对开头总提的照应。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层
次的内容太复杂，篇幅也太长了。“三个法宝”，就是三大部分内容，且各
占一个很长的自然段，共计约用4500 余字，如果不用总提，特别是如果不用
总收来照应总提，就会使这部分内容（甚至其前后各层次的内容）眉目不清，
今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因此，毛泽东这样做，十分得体。
三分析方法的运用
毛泽东文章和讲话的内容和形式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即思想具有
精辟性，形式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除了他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和具有清醒的头
脑以外，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准确而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上义的分析方
法，即辩证分析法和具体分析法。这两种分析方法是所有分析方法中最基础
和最具根本性的分析方法。对辩证分析怯和具体分析法的熟练运用，是使毛
泽东成为语言艺术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1。辩证分析法的运用
毛泽东对辩证分析法的运用，极为灵活白由，因而使得他看问题深刻而
又准确。例如，1955 年毛泽东与物理学家钱三强有一次谈话，钱三强认为，
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包括电子、质子和中子等）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而毛泽东却认为：“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
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他还肯定
地说，“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
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东方骥编《落日余辉》）。这是个预言，后来这个预
言被准确地证明了，从基本粒子又分裂出新的粒子，并披命名为“毛粒子”。
其实，毛泽东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准确的语言，都是他熟练地运用辩证分析法
的结晶。
毛泽东运用的辩证分析法，涉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有的方面，但主
要包括相互联系地看问题、发展变化地看问题和对立统一地看问题三个方面
内容。
①相互联系地看问题
毛泽东在分析某种事物时，总是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一是把该事
物置于与其相关的总体事物之中去考察，从不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二是对待
那些相对独立的事物，十分注意其内部各个侧面的关系，从不顾此失彼。
第一，关于与总体事物联系考察的问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
命力量大大削弱，革命转入低潮，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甚至有人提出“红
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中国革命能否再度走向高潮？毛泽东当时这样回
答：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
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
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
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实中国革命的主
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
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1930 年1 月作出的“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这个
判断或结论（也属于预见），是十分准确的。为什么这样准确呢？这是因为，
他先把“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指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及共产
党等）放在了当时“中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当中，与当时反动统治阶级一切
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即考察），然后又把它推
及到世界范围内（主要是西欧各国）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中间去，也进
行了比较。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中国革命虽然转入低潮，但是，它不仅能够
走向高潮，而且还要“比西欧快”的结论。对于中国革命中许多重大问题的
阐述，比如在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
政府》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其结论之所以都是那佯准确，就都是因为毛泽
东把事物这样联系起来讲的。
对于重大问题这样看，对于一般问题他也这样看，因而使得他的观点或
语言都显得全面。例如，他1933 年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全文内
容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中心（即文章主题），但他并没有片面地强调经济
工作的重要性，而是既明确指出当时的经济工作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进行，因
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或目的是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又明确指出，经济工作也
不能离开诸如“查田运动”、“检举运动”、实行“劳动法”、文化教育、
扩大红军等项重要工作任务去进行。这就使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一中心观点
的论述不显得孤立片面。其他诸如，对于张思德的评价，也是把烈士放在“革
命队伍”这个整体中，说他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为人民服
务》）；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意义，也是把它看作是“进行积极思想斗
争”的“武器”之一，等等。这种与总体事物联系起来看问题的方法，避免
了片面性，从而使其内容和语言更全面、更准确。
第二，关于与各个侧面联系起来考察的问题。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的词
语顺序，句子与句子顺序，段落与段落，层次与层次的顺序，都安排得准确、
合理，逻辑性严密，而如果毛泽东不是把每一相对独立的事物或问题的内部
的各个侧面联系起来，统一地进行比较、权衡，就不会创造出那么准确、合
理、逻辑性强的并列、对偶、排比、层递、顶针、回文，以及对比、因果等
具有明显艺术性的语句、段落和层次。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格外重视
事物或问题内部的两个对立侧面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孤立地看待其
中某一个侧面，而总是对立统一地看待它们。由于这种情况也属于对立统一
地看问题的范围，所以放在下面进行单独评述。
②发展变化地看问题
毛泽东看待事物，总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等发展变化看侍它们，而
不是一成不变。例如，1938 年8 月22 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
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
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
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
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
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引东方骥编《落
日余晖》）
这里，毛泽东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学习（认识主客观世界的活动）都永远
不会完结的道理闸述得何等深刻！原因就在于他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
是不停地运动着。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相当灵活，他能够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地提出
新的见解。例如，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前，他认为中国的基本矛盾有两
个：一个是中国和所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
间的矛盾；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到日本进攻中国（1931 年）以前，他认为突
出的矛盾又是工农政权和国民党“尖锐对立”的矛盾；日本进攻中国和占领
中国期间，他又认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中国与一般帝国主义及其他
国内矛盾（包括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了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对于矛盾的变化，毛泽东能“随时期应变”，对于某些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