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2005读者合订本-第1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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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约好了在她电台门口的传达室见面。
第二天上午10点半，她和两位同事在传达室里见到了他。他穿着胶鞋，一身很旧的牛仔工作服，每个指甲缝里都残留着泥土屑，憨憨地笑着。他说：“我来了。很高兴你信任我，没有现在就带警察来抓我。”
她把他带到附近的小吃店，给他要了两大碗馄饨。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她的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吃完馄饨，警察来了。他把手一伸：“来吧，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的脸上无比坦然。他回过头来，又对她说了声：“谢谢你！谢谢！”
这是从一档电视访谈里看到的节目。他叫袁炳涛，陕西人。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节目的主持人向菲。
在采访向菲的时候，我几次看到了她红红的眼圈里闪动着泪光。那是一种被信任而感动的泪花。那一天，我也哭了。
袁炳涛原本是个善良诚实的农民，是偶然地失足让他成了杀人犯。他以为自己的世界完全塌了，他已成了一个被所有人所不耻所唾弃的罪人。他的心灵是孤独的、卑微的。可是当他听到了向菲的节目，听到了她真诚的话语，他的心灵又开始复苏了。为了与她交流，他省吃俭用专门买来一部手机，她是他唯一的听众。他将自己的心扉毫无保留地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敞开着。只因为，他信任她。
信任，使他完成了从卑微堕落到迈向光明的关键一步。而她与他素不相识，却凭着电波里的声音，轻易地，便击破了他心灵的防线。
信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也许，只是几句坦诚的话语，便能打开一扇紧闭的心门，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一个贫穷的小提琴手
作者：凡华
在繁华的纽约，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情。
星期五的傍晚，一个贫穷的年轻艺人仍然像往常一样站在地铁站的门口，专心致志地拉着他的小提琴。琴声优美动听，虽然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赶着回家过周末，还是有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时不时地会有一些人在年轻艺人跟前的礼帽里放一些钱。
第二天黄昏，年轻的艺人又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地铁站门口，把他的礼帽摘下来很优雅地放在地上。和以往不同的是，他还从包里拿出一张大纸，然后很认真地铺在地上，四周还用自备的小石块压上。做完这一切以后，他调试好小提琴，又开始了演奏，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加动听更悠扬。
不久，年轻的小提琴手周围站满了人，人们都被铺在地上的那张大纸上的字吸引了，有的人还踮起脚尖看。上面写着：“昨天傍晚，有一位叫乔治·桑的先生错将一份很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我的礼帽里，请您速来认领。”
人们看了之后讨论纷纷，都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东西，有的人甚至还等在一边想看个究竟。过了半小时左右，一位中年男人急急忙忙跑过来，拨开人群就冲到小提琴手面前，抓住他的肩膀语无伦次地说：“啊！是您呀，您真的来了，我就知道您是个诚实的人，您一定回来的。”
年轻的小提琴手冷静地问：“您是乔治·桑先生吗？”
那人连忙点头。小提琴手又问：“您遗落了什么东西吗？”
那个先生说：“奖票，奖票。”
小提琴手于是就从怀里掏出一张奖票，上面还醒目地写着乔治·桑，小提琴手举着彩票问：“是这个吗？”
乔治·桑迅速地点点头，抢过奖票吻了一下，然后又抱着小提琴手在地上疯狂地转了两圈。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乔治·桑是一家公司的小职员，他前些日子买了一张一家银行发行的奖票，昨天上午开奖，他中了五十万美元的奖金。昨天下午，他心情很好，觉得音乐也特别美妙，于是就从钱包里掏出五十美元，放在了礼帽里，可是不小心把奖票也扔了进去。小提琴手是一名艺术院校的学生，本来打算去维也纳进修，己经定好了机票，时间就在今天上午，可是他昨天整理东西时发现了这张价值五十万美元的奖票，想到失主会来找，于是今天就退掉了机票，又准时来到了这里。
后来，有人问小提琴手：“你当时那么需要一笔学费，为了赚够这笔学费，你不得不每天到地铁站拉提琴。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五十万元的奖票留下呢？”
小提琴手说：“虽然我没钱，但我活得很快乐；假如我没了诚信，我一天也不会快乐。”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有一种情，叫相依为命
作者：萧音
一
第一次见到良子哥的时候，他12岁，我9岁，他上四年级，我上二年级。他的个子经我高出整整一头，脏兮兮的样子让人看了极不舒服。
良子哥喊我妹妹，我却不喊他哥哥，我喊他的名字李国良，或是干脆叫他“哎”，在我心里，他只不过是我家收留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已。
我父亲当时是村上的民兵连长。1982年，村上搞联产承包，父亲和母亲一起承包了村南的一片苹果园，父亲能干，又懂技术，我们家苹果的产量比一般人家的都高，日子过得在村上数一数二。
然而，好景不长。1984年夏天，父亲从果园锄草回来，到村西的河里洗澡，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再也没能上来。后来，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母亲介绍了继父。继父家里很穷，好不容易讨上媳妇，媳妇却因为忍受不了贫穷跟一个倒卖粮食的外省人跑了。于是，从那天起，继父和他的儿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因为苹果园里缺人，父亲过世后的第二个月，继父便来到我们家，我和母亲住东屋，继父和良子哥住西屋。
继父是个很能吃苦的汉子，整天泡在果园里，晚上也不回家。
母亲忙得有时顾不过来，便给我们俩每人5毛钱，在学校的小卖部里买烧饼吃。小卖部的烧饼是老板从镇上买来的，有时当天卖不了隔一夜便馊了，老板心黑，把前一天放馊的烧饼混在当天进来的新烧饼中一起卖。因为常常买到馊烧饼，后来良子哥便干脆学着做饭，刚开始时，他经常做糊，即便他把不糊的饭菜给我吃，自己吃糊的，我也不愿意理他。
学校离家里有三里多远，要翻过一座山梁，山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半人高的蒿草，有时还会听到不远处的狼叫。母亲不放心，让我和良子哥一起上学，并嘱咐良子哥照看好我。我不愿让同学们笑话良子哥的那张黑脸，良子哥第一次帮我背书包时，我狠狠地甩开了他，自顾自地向前走。所以，每次上学我们两个经常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
二
夏日的一天，放了学我做完值日，同村的人早回家了，我和良子哥背着书包一前一后地往家走。走到半路上，天突然暗了下来，云层很低，黑压压的，连不远处的村子都看不见了。一直跟在我身后的良子哥，突然跑上来拉起我的手往家的方向跑，我吓得不知所措，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跑。
刚跑了十几米，天上突然掉下冰雹来，先是玉米粒大小的冰雹稀稀拉拉地落下来，眨眼间，变成了鹌鹑蛋那么大，良子哥一把把我推到路边的岩石下，两手抱着头，下巴抵着我的脑袋，整个身子压在我的身上。这样过了足有十分钟，天空才渐渐有了亮光。冰雹过后，只剩下雨，我从良子哥的身子下挣扎起来，看到地上到处都是冰雹，足有十多厘米厚，我推了推良子哥，这才发现他的上衣背后都是血，血水混着雨水不停地从脑袋上往下淌。良子哥蜷缩在地上，紧皱着眉头，牙齿不停地打着架。
我不知所措，吓得站在雨中哇哇大哭。
不一会儿，母亲披着一条麻袋赶来了，一见良子哥的样子，母亲一把将自己的上衣扯下一大块，手忙脚乱地缠到良子哥头上，然后将麻袋搭在他身上，蹲下身背起良子哥就往镇上跑。
四五里的山路，到处都是冰雹，母亲背着和她个头差不多的良子哥，一口气跑到了镇上的医院，路上鞋跑丢了都没有发觉。
母亲的老寒腿便是那时落下的，直到现在，每逢阴天下雨，母亲便不时用拳头去捶自己的膝盖。后来，每每说起那天的事，良子哥的眼圈都红红的。
那一年的冰雹，把方园几公里的庄稼全毁了。瞅着园子里被冰雹打折的树干和落了一地的青果，继你只得把果园重新修理了一下，在树档间种上了黄豆。
1990年，我15岁，家里园里的承包合同到期了，有人给村长送了礼，加之继父是外来户，村里便把果园包给了别人。继父气得几天吃不下东西，那段时间，夜里常常听到继父和母亲的叹息声。没有了果园，继父从集市上买了几只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日子虽不如从前宽裕，但也能凑合。
1991年冬天，继父在后山上放羊，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胳膊折了。到县城的医院拍CT时，竟然在继父胳膊骨折处发现了癌细胞，医生说这种病是因为长期接触农药感染造成的。想到那些年继父天天背着药桶给苹果树喷药，有时天热连衬衫都不穿时，母亲追悔莫及。医生给继父做了手术，把胳膊上那段病变的坏骨头锯掉，然后，抽了一根肋骨接上，但手术并没有留住继父离去的脚步，第二年麦收时，继父还是离开了我们。
继父的死，让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许多。我很清楚，继父的病把家里的积蓄都用光了，以现在的家境，母亲肯定无力供我们两个人同时读书。而良子哥马上面临高考勤，我担心一旦他考上大学，母亲肯定会让我退学的，我很了解母亲，这样的决定，她做得出来。
然而，事实并没有向我想象的方向发展。高考后的第二天，良子哥给母亲留下一卦信便去了省城打工。在信中他说，参加高考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实力；没有了父亲，自己有责任支撑起这个家。他还说，妹妹，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哥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完大学。。。。。。。
良子哥的高考成绩比录取分数线高出16分，分数下来的那段时间，母亲发疯似的到处打听良子哥的去向，还专门坐车去了省城，跑遍了省城所有的建筑工地，仍然没能找到他。最终，这一切成了母亲后半生永远的愧疚。
三
1993年秋天，我如愿以偿地被南开大学录取。
初冬的一天中午，我从图书馆看书回来，同宿舍的人说母亲托一个老乡给我捎来了过冬的衣服。打开包袱，里面是一条毛裤和一件崭新的羽绒服，摸着那件羽绒服，睡在我上铺的杜梅惊呼道：“哎，我说淑敏，你妈可真舍得给花钱啊，这羽绒服还真是羽绒的哩！”我问送衣服的人呢，她们说已经走了。我听了，良久无语。我知道，这羽绒服肯定是良子哥买的，当时，羽绒服刚刚时兴，价格特别贵，别说是学生，就是一般上班的人穿这东西也特别少。杜梅说，你老乡一来就问这问那的，看样子挺关心你的。我说，那不是我老乡，是我哥。她说那他干吗要说是你老乡呢，我咬了一下唇，眼泪涌了上来。
我在天津读书的第二年，哥哥和本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生下了侄子小强。毕业后，我分到了县城，也结了婚，有了孩子，良子哥则在离我不远的一家工地上打工。
2004年初冬的一天，我正在单位整理报表，突然接到嫂子打来的电话，嫂子哭着告诉我，良子哥在给新盖的大楼外墙刷漆时，拴脚手架的铁丝脱了钩，良子哥和另一名工人从三楼高的架子上掉了下来，这会儿正在送往第三人民医院的途中。
我扔掉手中的东西，奔出门打车往第三医院赶，在急诊室门口撞见同村的两个人，他们正从车上往下抬良子哥，良子哥的嘴角上、脸上、身上到处是血，我抓住他的手，一边喊着哥一边呜呜地哭。听到我的喊声，良子哥努力睁开眼，喃喃地说了一句：“妹妹，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娘和你侄就交给你了！”我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任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
良子哥摔折了左腿和两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进了肺里，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我一直站在门外，心乱如麻。当医生走出来告诉我病人已脱离危险时，我忽然两脚一软，跌坐在地上。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和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在我生命里竟是如此重要。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18年前的那个夏日，当他用身体阴挡住向我袭来的冰雹时，我的生命便注定与他再难割舍。
人们都说，血浓于水，然而，比血更浓的，却是这种生死相依的亲情。有一种情，叫相依为命，它离幸福最近，且不会破碎，那是一种天长地久的相互渗透，是一种融入彼此生命的温暖。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在我心灵深处
作者：＇日＇岛崎藤村 ○罗兴曲 译
在我心灵深处
藏着一个难言的秘密
如今我成了活的供品
除了你又有谁知
假如我是一只鸟
就在你窗前飞来飞去
从早到晚不停翅
把心底的情歌唱给你
假如我是一只梭
就听任你白嫩的手指
把我春日的长相思
融入纱织进布里
假如我是一片草
就长在野外为你铺地
只要能亲吻你的脚
我甘愿让你踩成泥
叹息溢我被褥
忧思浸我枕席
不待晨鸟惊醒梦魂
已是泪打床湿
纵有千言万语
何能表我心迹
唯有以我火热之心
寄琴声一曲于你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2期
种春风
作者：虹莲
那天正好是立春。我拿着几张稿费单去邮局，心情很好。
邮局人不多，前面是个小伙子，正在给家里寄钱，后面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戴个老花镜，穿着破烂又邋遢。他肯定是来取子女们的汇款吧。他手中还拿着一张报纸，我扫了一眼，是河北农民报，我从来没读过的一份报纸。
老人的外套油迹斑斑的，我不由站远了一些，以免蹭脏自己新买的“宝姿”风衣。正戴着MP3耳机听歌呢，老人忽然伸出手来，我忙摘下耳机，他说，姑娘，麻烦你在柜台帮我取张汇款单。
我拿了一张给他，他又说，姑娘，你能帮我写一下吗？人老了，戴上花镜也怕写错。我有点儿无可奈何，但看他恳请，也只好从命。
寄到哪里？我问。就照这报纸上印的地址寄吧。他指着巴掌大块的文章说。
我很快地看完那则煽情的报道——原来是某村的一个小女孩，父母去县城卖菜的途中出了车祸，肇事司机至今没有消息，她只好跟着80岁的奶奶生活，学费生活费都没有着落。
“多可怜啊。”老人说。
“骗你呢，大伯。这肯定是骗局。连照片都没有，哪能信？”
老人很固执：“肯定是真的。以前我也寄过，人家都给回信了。你说，谁要有活着的办法会这么求你呢？一定是过不去这个坎了，对吧姑娘？”
我抬起头来，打量这个猛然打动了我的老人。他其貌不扬，甚至是寒酸的，摊开的双手老茧重重。老人叹口气说：“ 小的时候家里穷啊，要不是别人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