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2005读者合订本-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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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现在我活得多痛快？我倒不觉得活得多痛快着呢。但是死活总得要过下去，对人来说，小段小段的，它有它的欢乐在里头，但总体来说它不是欢乐的。换一个角度来讲吧，我看过托尔斯泰有一句话，他的意思是，原话不是这样的，“我们都诞生于爱的。”父母在做爱过程中才诞生我们的生命，他是从爱的角度来探索，我们活着的这个世上是充满爱心的，我们就来自爱。但是现在基本上好多年轻人要孩子吧，它不是爱，它是爱的附加品。它那是没办法的，无奈的结果。原来吧都是为了传宗接代，现在倒不谈这个传宗接代了。我老讲，传宗接代那个意义对现代人来讲已经淡漠了。你比如说，问你爷爷是谁，叫啥，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爷爷叫啥，更不知道他爷爷那个父亲叫啥，你连你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怎么给他传宗接代？所以说传宗接代对他爷爷或者对他父亲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一般人都是为了自己来活着，要一个孩子还是想为自己带来笑声、欢乐、玩耍啊、解脱这个苦闷啊，但是孩子长大以后，就为孩子开始奔波。现在好多父母都是为了孩子最后能有出息啊，瞎耗叨工夫。我看到那些吧，自己简直是觉得很可悲。但是轮到自己身上吧，自己不做那又不行。你比如说现在教育孩子，要按我那意思就叫孩子不学习，想玩就玩，多好啊，小孩子嘛。但是又没办法，整个中国都是那样，你在教你孩子玩吧，你孩子学习不好就考不上学，这个很矛盾。人这一生就是很矛盾的，很无奈地跟着人家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在想吧，咱们或许就是芸芸众生，随大流，别人怎么走你就得走，你不走就不行。就像文化革命，你不去上街游行，你感觉自己都不是个人了，潮流到了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不停地有对抗，但是最后它还是没办法的。一个人的一生太渺小了，不是说对大自然相对而言，它是渺小的。我总想吧，自己一转眼都五十多了，五十年都过去了，你还能活多少呢？好像没干出个啥东西马上就老了。你看就包括这世界上多伟大多厉害的人物，他一生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更多的人是一两件事也没干成。刚才看凤凰卫视陈鲁豫采访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来讲，每个人都是悲剧的，他不管当年多显赫……我没看完，我打开时已经放一半了，当时马上吸引我的是看一下他这个人本身，他作为一个总统来讲，或者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一笔可以记载他，但是作为他的个体生命来说，很悲凉的，这辈子很可悲的。我看他一个月只拿两美圆的退休金，叫现在咱一般人都想象不来。尤其是最后他不是到那个农场去，到老家去？那个老太太，他的亲属吧，他抱住她，他说我老了，为这样为那样……那一看就和咱平常自己生活差不多。平常他在位置上时候，咱把他当成伟人，与咱们多么遥远，其实他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可悲、悲凉的一面。其实任何人，不管他是干啥的，原来说一家不知一家难，你要他说起自己事情，他都和咱一样的。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请不要打扰她的灵魂上路
作者：＇印度＇普贾·贝蒂
在古埃及的传说里，一个人在由生到死的瞬间，神都要先问他两个问题，而他的回答将关系到他能否踏上死后的旅途。
第一个问题是：你把快乐带来了吗？第二个问题是：你快乐过吗？
我的母亲曾经说过，沉浸在痛失亲友的悲伤中是最自私的行为，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我：哭悼那人的是我，怀念那人的是我，追忆那人的是我，需要那人的还是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就告诫我不要在她的葬礼上哭泣，她说那样会打扰她的灵魂，使她不能安心上路。母亲最喜欢的一首诗是：
不要在我的墓碑前彷徨，
更不要为我哭泣，
如果有一丝微风吹拂过你的面颊，
如果有一片雪花如钻石般璀璨，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在母亲的眼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根本用不着害怕。对母亲来说，死亡只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话。她生前经常对我讲起古老的神话传说，讲生命的轮回，讲一个人的灵魂是如何随着今生的积德而不断被净化、被提升，从一个躯体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从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直至最后的圆满。不过，这只是她从佛经里学来的理论。事实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晓生死一瞬间会发生什么，而正是这种无知让我们心怀恐惧。但是反过来想想，当我们大多数人连生的勇气都没有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害怕死呢？
前几天，我信步走进一个人声鼎沸的市场，在里面呆了半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眼前人来人往。没有几个人昂首阔步，大多数人都是躬身前行，面部表情千变万化，但总摆脱不了百无聊赖、疲惫不堪、焦躁不安，甚至愁云满面、心灰意冷。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挨过一天天、一年年，最后在床上终其一生，这真是对生命的浪费！
然而，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段美妙的征程，叫做生活。这是一段神奇的旅途，它应该充满了梦幻、想象、知识、现实和领悟。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并不是由宗教、国籍、地位或性别决定的。如果你意识到，生命是一条单向车道，你永远不可能再次路过相同的风景，那么你就应该全身心地去生活，而这就是快乐的真谛了。
一位我已记不起名字的哲人曾经说过，生命走到尽头后就只剩三件事了：你热烈地爱过吗？你充实地生活过吗？你学会放弃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了吗？
积极地生活态度催生积极快乐的人生。那就不妨从现在做起，把过去的不快抛在脑后，不要再为未知的明天而自寻烦恼，振作起来，用心去体会生活，敞开心胸去迎接欢乐、散布欢乐吧。
不要在我的墓碑前彷徨，
更不要为我哭泣，
我就是那在风中哗哗作响的树叶，
我就是你脸上的每一缕笑容，
我就是你张开双臂拥抱的欢乐。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上帝的孩子
作者：崔鹤同
１９８７年３月３０日晚上，洛杉矶音乐中心的钱德勒大厅内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人们期望已久的第５９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在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气氛中，仪式一步步地接近高潮——高潮终于到来了。主持人宣布：玛莉·马特琳在《小上帝的孩子》中有出色的表演，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全场立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演员，一阵风似地快步走上领奖台，从上届影帝——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威廉·赫特手中接过奥斯卡金像。
手里拿着金像的玛莉·马特琳激动不已。她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人们没有看到她嘴动，她又把手举了起来，可不是那种向人们挥手致意的姿势，眼尖的人已经看出她是向观众打手语，内行的人已经看明白了她的意思：说心里话，我没有准备发言。此时此刻，我要感谢电影艺术学院，感谢全体剧组同事……
原来，她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玛莉·马特琳不仅是一个哑巴，还是一个聋子。在她出生１８个月时，一次高烧夺去了她的听力和说话的能力。
但这位聋哑女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她从小就喜欢表演，８岁时加入伊利诺州儿童剧院。９岁时就登台表演。她还能时常被邀请用手语扮演聋哑角色。她利用这些演出机会不断锻炼自己，提高演艺。
１９８５年，女导演兰达·海恩丝决定将舞台剧《小上帝的孩子》拍成电影。可是为了物色女主角——萨拉的扮演者，使她大费周折。她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典寻找，但都没有找到中意的。最后，她在舞台剧《小上帝的孩子》中发现饰演次要角色的玛莉·马特琳的高超演技，决定立即启用她担任女主角。结果，在全片中没有一句台词，全靠极富特色的眼神、表情和动作，成功地揭示了主人公自卑和不屈，消沉和奋斗的内心世界，表演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最终一举折桂，从而成为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以来最年轻的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个聋哑影后。
玛莉·马特琳说：“我的成功，对每个人，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残疾人，都是一种激励。”是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会受到上帝的宠爱，不管我们的身体条件如何，只要有一颗健全的心，全力以赴，锲而不舍，都会得到命运的垂青，成为生活的主角，赢得辉煌的未来。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P61
谁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作者：刘溜
2001年，山东青岛三名女生栾倩、姜妍、张天珠，具状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公民应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
告状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国人对“教育不公”的关注。4年后，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1月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通过对一些数据和调查，印证了教育不公平在当今社会的深刻存在。课题组负责人杨东平认为，阶层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倾斜的分数线
1999年，刘利华和赵星一起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不过，来自湖南农村的刘利华的分数是610分，而来自京城的赵星却比她低了好几十分，这样的分数，在湖南最多能上个二类本科。
考卷一样录取分数线却不一样，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的录取分数低于农村，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录取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正是无数农村考生的痛处。2000年全国第一批高考录取分线，北京文科462分，理科469分；浙江分别为560分和573分，山西省为549分和544分。往往外地只能上专科的考生，在北京就可以上重点大学了。
最近，不少地区比如上海开始单独高考命题，表面上各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之差将被掩盖。
杨东平说，“录取分数线的后面，真正起作用的是录取率，录取率决定了录取分数线的高低。”
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差距外，另一个差距——阶层差距在近年来愈发凸显。
因为获得此类数据相当困难，课题组只得到了北京某高校2003级不同家庭子女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从这个局部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总体而言，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
可资印证的是长沙电力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余小波对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的调查，结果也是，学生父亲的职业不同，其录取分数差异较大，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要高出干部子女22分，高出工人子女18分。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也很吃惊”，杨东平说，“这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而其他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机会
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后，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
建国之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政策一度有意识地向工农子弟重点倾斜。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1957年为30。8％，1974年高达78。6％。在全国范围，1952年这一比例为20。5％，1965年达71。2％。但这同样也是一个非正常现象。
1977年恢复高考后，原先的政治标准被分数标准取代。工农子弟的比例逐渐回落，同时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大幅增加。北京大学1978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5％；干部、军人子弟占40。6％，知识分子子弟为11。6％。1985年，工农子弟为44。6％，干部、军人子弟34。3％，知识分子子弟为12。4％。1991年，工农子弟为37。1％，干部、军人子弟为38。7％，知识分子子弟为13。6％。此消彼长，其中干部阶层的子弟增加最多。
这一趋势在近年继续得到了加强，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1998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为，工农子弟占45。1％；出身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家庭的总比例为38。5％。“要知道，干部、知识分子在所有人中所占的比例仅在5％左右”，杨东平说。
而现有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阶层子女则更多集中于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
杨东平说，“优势阶层的子女的录取分数线低于低阶层的子女，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课题组对此也有调查，在专业选择方面，农村学生偏向于农学、军事学、教育学等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热门的、收费较高的学科。而学科的选择，成为一种潜在的分层。
教育公平正当其时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是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当的，教育水平基本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看谁走在前头，就看他受多少教育”。
社会的阶层分化是客观存在的，李春玲说，但教育不公平会加剧和加强社会的两极分化。
教育机会不均等，这种分化就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一辈子难以跳出，让弱者失去希望。因此，教育不公不仅危及社会公平，而且危及社会稳定。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教育改革来减少不公平，政策偏向弱势群体家庭。但一些趋势显示，我们这方面尚有不少欠缺。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三种选择”，杨东平说，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不公平；而最差的一种就是人为地制造差距与不公。
但当前的差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杨东平举例说，1980年树重点中学，1995年又推动成立1000所示范高中。“这是劫贫济富，树起一个竿，倒掉一大片。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城市中又过于集中在重点中学。”
李春玲总结说，一方面是教育精英化，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另一方面是某些学校教育产业化，从小学到大学热衷搞经济创收，其招生规则自然就会偏向富人和有权者。
杨东平认为，在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的情况下，提出教育公平正当其时，必须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完全可以实现好的教育、相对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