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2005读者合订本-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4。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逐步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但日本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2003年，日本制造业总量是9111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2。4倍。从生产效率上看，日本每使用千克油当量的能源可创造出10。5美元的价值，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从国民拥有的财富来看，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储备总额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金融大国和最大的债权国。都说日本坏账严重，可是处在转轨期的日本银行，坏账率仅为5％。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日本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2，高于美国的2。65、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踞榜首。

　　事实上，1990年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其每万名劳动人口中的研究人员数也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

　　中国人还必须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已有12名日本人获诺贝尔奖，中国仍是0。

　　日本在1994年的时候，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包揽全部第一、二、三、四名，前十名当中，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可是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占据88席之多，而中国只有12席。

　　日本2003年的人均GDP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但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日本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285，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而日本近些年的失业率，最高时也不过5。5％。

　　——向你的对手学习

　　也许有人说了，日本不过是强在经济和科技，强在物质而已，日本文明却没有什么可夸的。文明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不敢在这里进行比较，但可以通过一些中国人非常关心的社会性指标，来管中窥豹。

　　众所周知，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

　　上述现象背后，是日本人将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转变成了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进而建立起全社会的工商信用，这可谓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案例。

　　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2001年，“后现代化社会”的日本离婚率才0。23％，是亚洲各国中最低的。

　　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今年3月25日，“透明国际”发布的《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日本的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世界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四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

　　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也是世界第一，这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经常由一位可尊敬的日本女性出任的原因，也是日本争取其国际同情与地位的利器。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人眼里，她似乎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中，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相提并论的地步，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需要上百年的努力。

　　日本，绝非等闲之辈，绝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也许，在一些中国愤青朋友的眼里，从来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就算是这样，但千万请记住一句话：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让对方活得更糟。

　　而要做到生活得比人家好，光有满腔的热血和喊破了天的口号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辛勤的汗水、真正的智慧，以及扎扎实实的行动。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谁也不能拥有世界
　　作者：柳君

　　儿子要一只瓶子，我没给。他就大哭，任何人都哄不好。半个小时后，他的哭声停了，第一句话就是：“瓶子。”

　　我说：“瓶子已经扔了。”他又哭了。母亲站在一边说：“他才两岁，哄哄他吧。”

　　于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谎言，譬如瓶子像水一样蒸发了，被我吃下去了等等。

　　儿子说：“瓶子，我要。”我所做的一切都白搭。

　　成熟与非成熟的界限据说是妥协，一个人什么时候知道有所放弃，他就成长了，大了。

　　人之初，所有的欲望都像野地里的草一样没遮没挡地生长，因为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们希望把天上的月亮也摘下来玩。

　　一个暴君的欲望远没有一个孩子那样庞大，每个孩子的欲望都会让任何暴君自惭形秽。

　　我们为什么教育孩子？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孩子不要贪得无厌，但又要保持着必要的虚荣和欲望。

　　这是一种千篇一律的约定俗成。我带儿子到街上玩，街上很热，儿子让我拦过往的车回家，我告诉他：这是别人的车，爸爸不能拦。儿子看到快餐店的门口有他爱吃的小笼包，他伸手要拿，我说：“这是别人的，如果要，只能用钱来买。”

　　我的外甥７岁那年拿了一家水果摊上的一颗杨梅，他的姐姐回家告诉了我姐。我姐打了他一顿，外甥哭道：“我只是拿了一颗呀，而且半颗已经烂了的呀。”

　　我姐说：“一颗也不行，除非你自己赚钱去买。”

　　现在，外甥对我说：“我以后要赚很多钱，我想开一家水果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仍然有欲望，但是这个欲望已经有了前提，需要１０年，２０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实现。

　　我们对孩子所做的，有时候，就是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拥有其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还要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才能拥有。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
　　作者：沈克俭

　　上世纪60年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时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但他想娶妻，仅仅为了生子。60年代，她经过婚姻的失败，精神走向崩溃的边缘，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他。一个是政治上的“疵品”，一个是遭遇了生活的不幸，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婚纱，也没有鞭炮；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在一个废弃的鸡舍里成了一个家。

　　还真灵，他如愿以偿，第二年生了一个姑娘，第三年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的降生，没有带来欢乐。妻子总是愁眉不展，想着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别关注男人与女人的那种事。她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厂的托儿所。冬天，在敞着篷盖的通勤车上，他用棉大衣裹着两个冻僵了手的孩子，背着奶瓶、饭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挡住呼啸而过的寒风。夏日，他带一块雨布，为孩子挡烈日遮风雨。在车间里，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挡车工，一到哺乳时间，他像孩子妈妈一样，飞快地走进托儿所，手执奶瓶，喂了女儿再喂儿子。他是工厂里惟一的一个哺乳父亲，是车间主任颁发的特别许可证。

　　孩子在长大，进了小学。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季节，也是人性疯狂的季节。该是孩子们参加红小兵的年龄。由于父亲的右派身份，他的孩子没有参加红小兵的资格，他无奈地对女儿说：“是爸爸对不起你们。”愧疚的心情超过女儿委屈的眼泪。女儿天真地说：“爸爸，你不当右派好吗？同学们也不会叫我狗崽子了。”他的鼻子酸了，心却碎了。

　　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他拼命地劳动，用汗水冲洗灵魂。甚至想像王杰、欧阳海那样舍己救人，以明心迹。他常常干了一个八小时，又干一个八小时，还要千方百计搞技术革新。工人师傅最善良，看到他这样地改造，评选他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军代表说：“你们车间没有人了，评他当积极分子？”他不气馁。

　　为了生活，他要挖菜窖、脱泥坯、盖煤棚。这是60年代每一个普通人家都要做的家务事。他来自上海，是一个标准的文弱书生，却熟练地操起了那些重活。一次，他刚垒起一垛泥墙，被一夜的暴雨冲塌了，看到辛辛苦苦脱好的泥坯浇成了泥饼，他哭了，对着还不到5岁的儿子说：“儿子，快快长大吧！爸爸实在太累了。”他的身体难以支撑政治和生活的两座大山，但心中燃烧着期望的火把，就是：“儿子，快快长大吧！”

　　没有钱，不算苦，80年代以前，大家都穷，反正凭票买东西。政治的歧视，才是真正的苦，右派属于敌我矛盾，人人与你划清界限的日子并不好过，连夫妻吵架也骂：“你个臭右派，想翻天？”他就是经常听到这些捅心窝的骂声，出自睡一铺炕的妻子的口。

　　生活的折磨，常常使他提心吊胆，妻子得了幻觉性精神失常，有时把菜刀压在枕头底下，说是为了驱鬼，他就不敢入睡，怕妻子把他也当成了鬼。睁着眼睡觉劳心又劳神，他终于成了瘦骨磷峋的小老头，只有深陷的眼窝里那双明亮的眼睛，证明他刚刚进入而立之年。

　　工厂的党委书记出于怜悯，劝他离婚，很同情地对他说：“快离了吧！看把你折腾成那个样子，我们看不过去。”他摇摇头，看着幼小的女儿，低声说：“兴许岁数大了会好一些，待孩子长大了再说吧！”就这样，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斗转星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万恶的“四人帮”垮了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1979年2月，错划右派通知书和一张迟来的文凭送到了他的手里，他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儿子，高兴地逢人便说：“共产党好！华主席英明。”这个迟到的信任，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整整晚来了22年。

　　孩子们在长大，女地考进了干部管理学院，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杳无音信，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他乘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市郊，再徒步好几里到学校看望女儿，手里拎着女儿爱吃的咸菜。女儿正趴在床上写入党申请，高兴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帮我写一份吧！”回到家，他冥思苦想，站在女儿的角度，写出了一份入党申请，第二天就送到了女儿手里，还叮嘱：“自己抄一份吧！要工整地写。”

　　儿子下决心要留学日本，每天下班后去学习日语。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夜多深，他总是等着，儿子进了家，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晚饭，他才安心地躺下。儿子考上了日本国立福井大学，真的要远走高飞了。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儿子背起行李下了楼，车开走了，他却急速上了楼，摸摸儿子温热的被褥，泪水流了下来。不会抽烟的他，第一次拿起了一支“红塔山”，在烟雾缥绕中麻醉着自己。父亲的牵挂永远和儿子一起飘飞，一年一度的祈祷和着极乐寺悠扬的钟声也飞到了东瀛。

　　儿子去了日本，他调到了北京，天各一方。女儿不甘心守着精神不正常的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也要出国留学，信中说：“爸爸，你尚有5年的辉煌，可是，我们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不能把母亲这个包袱甩给我们。”他的眼湿润了，是妻子的病闹得女儿心烦意乱，还是预见到她所在公司的衰败，女儿是铁了心，非出国不可。他绞尽脑汁把女儿、女婿送到了大洋彼岸。当他与女儿挥手告别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在打发身边无亲人的日子的同时，要陪伴精神病的妻子一起走向老态和死亡。

　　他走马上任中纺物产集团的总裁，这是中国纺织行业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公司上市A股证券市场，又操持着上市H股证券市场；公司盖起了一座10层办公大楼，他看到资产增值的报表，甜在心头。可是，每当回到空旷的家，一种思念儿女的孤独袭击着他的心；一份惦记牵挂妻子的负疚使他惶恐不安。他明白，若妻子也到北京，他的工作就干不成了，四邻也别想安宁。他不得不让一个残疾的侄儿陪伴着，度过6年的老总生涯。

　　退休，对他是一种解脱，像驾辕的一匹老马松了套，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嚼草，可以闲适地俯视世界。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指望用自己的柔情似水化开妻子幻觉连连的心，但他失败了，妻子的病更重了。一天，她自己提出要去精神康复医院治疗，期望医生把身上的鬼揭下来。他护送她住进了精神康复中心的病房，买了医院食堂的小灶饭卡，又不放心，天天从家里端着菜，裹在大衣里贴在心口上，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送到医院的病房。每当迎着早春的寒风，踏着待融的残雪走出医院的大门时，他幻想着自己为什么不得精神病呢？又一想，他真的得了精神病，谁来照顾她？又有谁来照顾自己呢？他蹒跚着在车流中穿行，看着男男女女们急匆匆地向各自的目标走去，他迷惘地、机械地走着，直到华灯初上、家家团圆晚餐的时刻，还不想回家。其实，他早已失去了“家”的感觉，他常常对人说：“什么是家？有温馨的地方才是家。”这是他渴望中的呐喊。

　　妻子的住院，给女儿带来了牵挂。女儿问父亲：“是不是爸爸你硬把妈妈送到精神病院的？”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他高声地对女儿说：“是你母亲自己要去的，我可以把她病房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和你妈直接通话嘛。”当大洋彼岸的女儿第二天告诉他，是女儿冤枉了他时，他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放下电话，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他厮守着、期待着，残酷地阉去一切欲望，竟换来女儿对父亲的疑虑。

　　儿子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了，皆大欢喜，他逢人便说：“我有了一个美国籍的孙女。”大洋彼岸的儿子也戏谑地张扬：“我是一个大孝子，为我爸爸生了一个女儿，抱回国内让我爸爸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