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1012-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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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 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 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 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适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 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 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 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 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 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 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 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 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 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 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 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 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 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 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 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 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 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 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 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 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 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 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 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 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 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 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 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 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 ——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 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 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 人们一徘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 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 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 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 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 胡于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 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 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 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 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 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
我听傻了。难道为个钥匙链抓我人狱吗？难道我能用这小玩意儿犯罪？家家都有菜刀， 是不是也全都得关进监狱？我冲着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你就把这问题写下来吧！”
问题？满天乌云了，脑袭里也糊涂一团。我就把这小钥匙链谁送我的，哪年带在身上 的，哪时抄家被抄定购，全写了。他还叫我照原样画个图。他看看我这份“问题交待”，点 点头夸奖我说：“你这态度多好！”
从我被捕到判刑，只问过这么一件事，再没问过别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个月。
开头我觉得这事弄清就该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纳闷，再久就觉得不对劲儿。有种灾 难感。好像我被一种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钳住。这手是谁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我逃脱不 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 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 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 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 个小细节很特别，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 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 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 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 惜我当时那心情，已经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记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总共三条：
一、思想极端反动。
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为据点，收听敌台广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企图组织反革命集 团。
这三条，哪一条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虚无时，只听台上叫着：“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年！”
我一听，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没事了，那时并不觉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后，我校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我进行服法教育。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 说：“我就感觉，这张判决书是我的吗？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你们怎么也从来没问过我 呀？”
我总这么说，就是顽抗，给送到监狱里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班，叫做“血肉横飞学习 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横飞，就这意思，凶吧？
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挨过打。因为我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 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 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投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 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找无线电听敌台？要写上这条，还得叫我现在 去听才能算一条呀！我怎么认罪？您说。”说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咙就发痒，要吐血。
管教科长给我一杯热水喝。他“哗哗”翻我的材料，然后一推给军代表，也不避我， 说，“看，又是这个！”
军代表看了，没吭声，两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长说：“判刑有出入，我们解决不了，现 在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需要过认罪这个关，怎么办？我说个办法，从今天起不 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说，“不是我提，是天天总对我提这个。”
管教科长说：“好，今后我们也不提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批判 自己的思想？”
我说：“这有，能批。”
管教科长说，“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抓紧点儿。”
转天，监狱召集所有犯人，听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家庭问题呀，白专道路 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长就表态说：“他的 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们给他提提意见，说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长已经说深刻了，谁还敢说不深刻。这就算我认罪服法了，从“血肉横飞学习 斑”回到监号里。从监狱里的监狱解放出来，虽然没出铁牢，究竟大不一样。好像从十八层 地狱上升到第十五层地狱。
我挺感谢这位管教科长的。在那时，那个地方，人性就这么表现。没多久，他调到市公 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来，还有他帮忙。那是后话了。
一个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着出来的一天。何况我的结核病已经扩展到全身。 肺结核、淋巴结核，腹结核，附睾结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监狱里的大夫倒是给我 认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既不是为了积 极表现争取早出来，也不是为了毁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里相当平静了。你问我 靠什么为精神支柱，我没支柱。虽然我是政治犯，我却根本不懂政治，那时的政治犯，都不 是为政治而去“犯”什么，而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连自己为什么坐牢都不明白，哪来的 精神支柱？死活听凭自然罢了。
老婆跟我离婚，妈妈来探监，我从来没掉过泪，不动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动，奇怪，没 了。这倒挺好。在那里边，有什么感情、希望、信念，都会成为自我折磨。我什么都不相信 了，人活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写写字，把自己能背诵的诗文默写出来。 我叫家里人送些雪莲纸，打成线装书那样的八行格，用真草隶篆各种字体一张张写，自称 《古调陶然录》。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乐。无所谓乐，有乐必有苦。想乐，也是追求；无追求，一片自 然。这是种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没有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边多 少人疯了，傻了，病死或自杀！叹，我这些话，你听得懂吗？
坐牢近十年，唯一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预审员。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处理一桩很特别的案子，是件轮奸案。被告都是文 革群众组织的一派要人，其中一个还是市革委会委员。
预审过程中，他发现原告诉说被害事实时，一次一个样儿，前后对不上，他就以“证据 不确凿，不能立案”，向上报了。没过几天，上级一位大人物找他谈话说，根据形势需要， 哪个人定什么罪，哪个死刑，哪个死缓，都已经定了。上边有要求，要他执行。叫他不要 “反其道而行之”。谈话过后，他回家对老婆说：“我可能要出门很久，你别问我去哪儿， 也别找任何人打听我。”然后就带着被褥到办公室，打开那案卷，在上边写了四个大字“刀 下留人”。然后坐在被褥卷儿上等着。马上他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在那个所谓 “轮奸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还总觉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总猜想到底怎么回事，听过他的话，我连猜 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谓之冤？
连冤都不觉冤，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过得顺溜了。以至感到“狱中才一日， 世上巳三年”。不知不觉，文革就过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里放风，贪婪地晒太阳，掐虱子，拔胡子。那扇上边架着机枪 的大铁门旁有个小门房，有人在里边隔着窗子叫我名字。我过去，他走出来，原来是当年把 我从“血肉横飞学习班”救出来的管教科长。他看左右没人，就说咱们走走，走了半天，他 也没吭声，只是用手不断搓着他肌肉沉重的一张脸，搓得胡茬嚓嚓直响。待离人群远了，他 低声说了一句：“你赶紧写份申诉，我明早来取，还在这地方。”说完就定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这事儿，有意思吧。我写了张申诉，转天塞在他手里。
我呢，遇到这事并没有多大震动。石落古井，波澜不起了。
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