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1012-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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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霉倒成这个样，可整我的那些人个个好好的。
当下人家当官的当官，管事的管事，升级提薪，活得有滋有味。另看他们干活抓生产没 能耐，可跟农村生产队搞点歪的邪的都行，都肥了。
就看他们这些人吧——
在“文革”中整人的人，一个当了供销科长，一个当了人事科长，一个当了生产科长。 这个生产科长就是打我最凶那个；人事科长就是看牛棚不给我水喝那个，早先干过一阵子财 务，嘛能耐没有，一算帐头疼就哭，又调到政工管人事来了。瞧这帮靠整人起家的，个个神 气、威风，头头呀。那个革委会主任又靠着这帮人保着，现在成了书记，人家还是行，大权 在握。他有权，当然又能保着手下这帮人。哪能再用我，叫我上来他们不是栽面啦？
“文革”就是没能耐的整有能耐的。他们没能耐，不靠这机会，不把咱整下去，他们就 上不来。“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可是 把厂子交给他们干行吗？我们那么大一个厂子，如今该了一屁股债，连圆珠笔芯都发不出来 了。要靠这帮人改革能改好？我死也不信。不信你又能怎么办？人家上有根下有人。我一赌 气就打厂子里调出来。他们显然也乐意我快滚，我在他们眼里，不硌眼也是砂子。清查管个 屁事，挨清的还只是一些没根儿的。有根儿的照样动不了他，换了门面照样行。现在不是说 都朝前看吗，正合他们意。他们最不乐意提那段事。你一提，他反说你破坏安定团结。
谁他妈破坏谁。我家没了，老婆也死了，儿子有娘又没娘。我给整得身体虽然还团圆个 儿，精神差多了。打闹“文革”到如今，已经四十大几。他整人的人倒活得有滋味，有职有 权，有家有业，现在有权也有钱哪！我找谁去？
我想起曾经整我的两个人。有一个当过厂革委会常委，政工组长；还有一个当过车间主 任，都为了强奸妇女判了刑。我想大概只有法律能管他们。拿别的都不成。他们都混油了， 嘛政策都有空子钻，嘛运动他们都能混过关。所以开头我说，我就学法律。现在不是讲法制 吗？咱学透了法律，拿着法律慢慢等着，只要他们犯上法，就拿法罩上他们。我不信这帮人 犯不了法。嘛？您说他们灵，会躲着法办事？唉，您别说叫我泄气的话好不好？要不您出个 主意，我使嘛法？只要能报复就成。
＊＊＊弱者的依靠只有法律。那么，法律的依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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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说不清楚
1966年 男 32岁 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 ——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 《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 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 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 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 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趑趄趄； 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 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 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 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 么… 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 “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 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 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 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 “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 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 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 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 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 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 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 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 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 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 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 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 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 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 量》，那边就唱段《嘿啦览览》。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 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 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 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 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 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 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 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 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脸鲜血时，我更觉得他 们可怜。但随着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场响起一声声喊打，声音愈来愈大，愈齐，愈鼓动人 心。拳头一齐向前挥，身子一齐向前倾，上千人都一个姿势。我不知不觉也跟着挥拳喊打， 打！创创创创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仇恨来了。一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后来反胡风时，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风；听说胡风被抓起来，我又有点同情他。每次 运动都这样，只要大批判，恨劲就来，都是真情绪；只要一斗人，又同情，总这么反反复 复，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说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难说清楚。这原因太简单，甚至太无聊。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 鸣放时，同学们揭发说有个工友人特别好，但后勤主任霸道，丢了东西说他偷的，一天这工 友不见了，原来自杀了。学生闹着要给这工友开追悼会。我首先表示同意，一个好人被逼 死，为他伸冤呗！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工友，他是我入学前一年自杀的，这是我的一种善 性，或是一种见义勇为吧！但党小组不同意，意见发生分歧。没过些天《人民日报》上发表 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就为这事，把我弄成个右派。对，就这么简单，无 聊。可是它成了我几十年家破人亡的祸根、祸源。
我不想说当右派这二十多年肉体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么。精神折磨 远比肉体折磨难受得多。比如说，我在校三年没有玩笑。没玩笑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尝过 吗？人特别需要玩笑，没有玩笑，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队买饭时，说说笑笑， 插科打浑，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脸上的肌肉沉下 来。有时我特别想奚落奚落别人，也特别想有别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没人敢这么对我， 我也更不敢这么对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个人失去自己权利，包括自尊心和尊严的表 现，你能体会到吗？你说这痛苦有多深！
没人理我，我便爱上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语地奚落这些 人物全没关系。那时的小说大多写好人好事，现在看就很浅薄了，可当时看还挺振奋人心。 一天晚自习，我看小说入了迷，完全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支部书记来了，他有事要对同学们 传达，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滚出去！”听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谁。我们几个 右派学生赶紧退出教室，叽哩咕噜的，那份狼狈，那份慌张，那种对人的伤害……说到对人 的伤害，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并不觉得，好像自己天经地义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 公民，慌慌张张滚出教室时，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在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之间，开始处得还好，同命相怜吧！但人们总伤害这些人，渐渐我 们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对自己也放松了。学习对对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说话骂骂咧咧， 都不在乎。我们打扫厕所，人家进来拉完尿完扬长而去，你就得给人家弄屎弄尿，还拿自己 当回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犯人之间为什么爱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道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 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 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 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 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头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 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 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 他弄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子差 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弄条 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出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顶个 大灯泡烤得哗哗流汗。后来叫公安局五花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子 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浪头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道往哪儿 跑？说说泄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根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 能想象出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 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 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 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色剧地变了，说：“死了，快 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种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 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 赶紧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体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眼，才认出他的 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 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 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 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 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 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壳，还有红土面子，红土面子又是干啥用的呢？
对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终身遗憾。终身无法挽回的内疚！
我父亲还从我兄弟尸体身上，发现一封信贴在肚皮上。这封信写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 家都想不出来。要说文学性，也是最高的。恐伯连托尔斯泰、曹雪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