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1012-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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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G农场里，劳教人员对我说：“你们文化局长怎么跟你这么过不去？你已经到这儿 一年多了，又被开除了公职，按理说与文化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你们局长又亲自签字，追 送来一份材料，把你定为‘极右’？”
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们局长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领导下一 个艺术学校的业务人员，地位相差悬殊。虽然他有点官僚架子，但每次见到他，待我都特别 和气，似乎还很赏识，究竟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还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劳教期满，GG农场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农场就硬把我的档案送 到文化局，又给我一个户口条，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报户口。但我到了文化局报到时，他 们说，一，我是极右分子，应该再回到农场；二，他们没见到我的档案。我一听就急了，去 找档案，迫农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说没见到。没有档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 的，生活也就没有收入。从那时直到七九年，我总共十六年没有工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 业游民，靠老婆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 局忽然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会告诉你的。哎，我这样东 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听明白？
别看我没有档案，无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来，“十种人学习班”不要档案， 马上把我弄进去。学习班并没有学习，而是天天受批判，挨斗，挨骂，挨打。
不过我的情况有点例外，一是他们认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了，只 是在斗资本家和现行反革命时，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来这些年当贱民的经 历，已经使我对付这些事非常有经验了。我装得极其老实，绝不刺激他们斗争的兴趣，这就 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积极、太主动，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动、太不以为然；既要 摆出一种“有压力”的佯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乱人捶”，这分寸把握得比演戏还难。那些 年在GG农场练出来的本事，在这儿全用上了。我像个熟练的大厨师，把自己放在锅里炒， 不能“生”也不能“糊”。我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有文化，会写毛笔字，凡是街道居民委 员会的大小标语都由我来写；二是我有辆破自行车，可以供红卫兵们随便使用，骑坏了，我 修好，他们再骑。你别笑，那时候只要叫我干事，我就感恩不尽了，可有个巴结他们的机会 了。
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高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 真得感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苦难中学习对付苦难的本领”，用毛主席的 话说，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 他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子里，你恐怕是第一个尿裤的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有 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 者也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 本书干什么？
整个文革期间，我就像个玩具。人家来了兴趣时，也就是搞运动时，拿我耍一耍；玩腻 了就丢一边，没人理，也没人管。
六九年，闹着针对苏联的备战，大疏散。街道盾委会要把我遣迭到安徽老家，实际上是 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们想要，想分。但我们一家已经在上两辈就离开安徽，老家没根回不 去。他们就想个办法，以“干部下放”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区Z村，我算家属随迁。
我有在GG农场干活的底子，干活不吃力；农村搞运动也比较松，我反而惬意多了。常 常躺在农场炕上看看闲书，门外有鸡啼猪哼，窗前有鸟叫蝉鸣，虽是粗茶淡饭，更有菜清蔬 香，此处岂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渊明乎？居然过上一小段田园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 罢。
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吗？
七三年，又闹着下放干部返城，举家回迁，我因为是“极右”的右派，报户口又好费了 一番周折；报上户口，因为没有档案，仍是无业游民。生活依靠爱人，唉，算个什么男人 呀，不残不废半辈子靠老婆活着。那些年又折腾得家里一贫如洗。本来家里也是物少书多。 六八年十三大柜子的古书被红卫兵抄走，堆在学校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父亲的宝贝，珍本 善本自不必说，名贵碑帖不胜枚举。地下室很潮，书多霉烂；而且地下室紧挨着厕所，古书 纸软，学生们上厕所就进来撕一叠当手纸用。书全毁了！什么“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 来的文革。斯文是什么？是五千年文明吗？你怎么不想想，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 下了文革这么一个野蛮又荒唐的蛋来？
文革结束前的日子最难熬，那感觉真像文革没完没了要进行下去一样，不是说黎明前的 黑暗是最黑最长的么？
当时邓小平复出，政协开始恢复了一点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协知道我的情况，就叫我去 帮忙，查资料，抄抄写写，跑跑腿，送个信儿，一个月给二十块钱，总算做点有报酬的事 了，心里美滋滋。一夭，骑车给人送信，看到新华书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 三联书店招人，三四千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为工作优秀被调到北京三联的总店； 后来搞三反五反时，燕京大学的老教师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联书店推荐去燕京大学教书。那 时只有二十六岁呀！谁年轻时不是踌躇满志，胸怀远大。但后来有的才浅力薄，停住了；有 的自甘堕落，放弃了；可是我……我不正是兴冲冲干着自己的事业么，到底为什么被打翻下 来？虽说反右是灾难，但别人或是好提意见，祸从口出；或是积极参预，搬石头砸自己的 脚，自讨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没有沾一点边呀，一张大字报没贴，一句批评的话没说， 究竟是谁一把揪住我，把我扔进井里，又丢下一块石头，再盖上盖儿，把我搞得这么惨，也 把我爱人搞得这么惨，我却一直给蒙在鼓里。想着想着，我再骑不动车了，把车靠在道边， 坐下来，捂着脸呜呜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我想这可能是我悲剧的根 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观，任凭自己的想象，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闷在肚子里。今天请 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说得简单明白些——
当年我们戏校校长是甲，兼任文化局党组成员，文化局长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党组副 书记，他俩有矛盾。甲校长有才气，说话尖锐苛刻，A作家怵甲校长，更担心这个强有力的 对手与他争权，便借着反右一下把甲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 一位副校长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我一点右派言论也没有，又整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把我在 艺术方面的意见当做反党材料，而且为了彻底打垮甲校长，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对我落井投 石，增加一个“极右”的罪名……你别只看着我，我这分析对不对？你说呀，要不你点沣头 或摇摇头也行……唉！其实你点头或摇头能管什么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 辣全过去了，今年我都过七十岁了……
有时我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死也死个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谁下的这一刀就 行了；可有时，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这佯，我不成为人家权力斗争 一个可怜的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 石子儿？凭什么我这么惨？想到这里，我真想再一次自杀！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么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说乱了。
那时我正忙着为自己落实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别看A作家在反右时不可 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残，正拄着拐杖在路边晒太阳。他见了我，抬手招呼 我。我停下自行车过去。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他全无当年的神采，已然是一个衰弱无助 的老年人。
他问我：“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正在办落实政策。
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心想他现在也是需要帮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又摇摇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您也别记着了。”我告别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诚恳他说：“我非常非常地对不起你。”
这叫我说什么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带信给我，说他不好意思见我，但他要对我说声：“对不起！” 带信的人说，B作家还强调他是十分郑重的。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 人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 早已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我们这二十二年吗？”
换句话说：“我们这二十二年的苦难，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吗？”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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