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精华版之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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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回了北京。大哥给二姐买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我给二姐买了一条羊绒的红围巾，小弟给二姐买了一条红裤子。因为我们兄弟妹三个居然都记得：今年是二姐的本命年。
二姐收到礼物哭了。她说：“我太幸福了，怎么天下所有的爱全让我一个人占了啊！”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可那是对二姐深深愧疚、悔恨的泪啊！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芬兰人与桑拿
作者：徐晓红
芬兰是个桑拿的国度，几乎所有的芬兰人都是发烧级别的桑拿爱好者。芬兰总人口约为510万，而遍布城乡大大小小的桑拿房竟达170万个之多，平均每三个人就拥有一个。除了公共和私人家中的桑拿房之外，大的公司和机构都配备了员工桑拿房，连总统办公室也设置了专用桑拿房。
芬兰与桑拿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以前。桑拿一词是芬兰语“蒸汽浴”的译音。在芬兰，无数与桑拿有关的词曲、歌谣及民间故事被广为传诵，桑拿作为一种文化融入了芬兰的血脉，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风景。
桑拿炉进化史
考古发现，距今约6000年前的石器时代，有一种圆而浅的火坑，坑底铺有2…3层细碎的石子，那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桑拿炉。
公元5…8世纪，桑拿已经在芬兰出现了。当时的浴室是圆木结构的一个单间，在炉子里将木柴烧着，上面铺上几层碎石头，待石头烧得红热再烧上水，浴室里立时烟雾蒸腾，人在其间，大汗淋漓，酣畅不已。这种沐浴方式被称为“烟桑拿”，它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在芬兰的某些地区，“烟桑拿”至今仍被沿袭，并随着芬兰人的足迹传播至世界各地。
“烟桑拿”炉的炉膛是一种圆屋顶式的构造，它适合于烧石头，若用于烹煮则略显笨拙。11世纪时，人们把桑拿和烹饪两种不同的炉膛并列建在一起，厨房和浴室合二为一，做饭与蒸桑拿两不误。
18世纪末，出现了“嵌入式”砖制桑拿炉，它有两到三个隔开的部分，最下面一层用于燃烧木柴，中间一层铺小块的石头，最上面一层是一个带有调节阀的烟道，它一直通往屋顶与烟囱相连。当时的建筑一般为木制结构，这种“嵌入式”砖炉减少了火灾的发生，曾盛行于19世纪。
20世纪初，工厂开始批量生产金属制的桑拿炉，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桑拿炉产业。这种桑拿炉的炉膛是一个单独的小室，它仍然保留了烟道，有别于从前的是火焰和水都没有直接接触石头，只要木柴在燃烧，石头就能被持续加热。
曾经一度，桑拿的流行势头受挫。传统的桑拿炉依靠燃烧木柴，带有非常显著的农耕色彩，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一特点与现代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然而，有什么能阻止芬兰人对桑拿情有独钟呢？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以电为能源的桑拿炉面世了。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公共桑拿房让芬兰人喜出望外。得益于科技的进步，桑拿炉不断更新换代，现在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开关，电阻丝就会给石头持续加热。安全和方便，使得桑拿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都市人的生活中。如今，新落成的高尚住宅及宾馆客房的浴室旁大多添了一间“迷你”型的桑拿室。
芬兰人的桑拿情结
经常有游客将芬兰人引为民族骄傲的“诺基亚”误认为日本品牌，当地人大多宽容地一笑置之，而假设有人对桑拿说三道四，则会被视为一种冒犯。在芬兰，桑拿不仅仅是一种清洁身体的方式，它早已上升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神圣。
相传，桑拿最初是一种宗教仪式，婴儿出生后，由家族中最年长的老人在桑拿房中往婴儿身上洒水，并为婴儿起名字，后来此仪式演变成在教堂中举行的洗礼。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芬兰妇女大多在桑拿房里分娩，不只是因为那里温暖、卫生，更因为那是个圣洁的地方。分娩后，产妇和新生儿还要在桑拿房中住上一个星期，然后，婴儿才被郑重其事地抱出来与父亲谋面。过去，芬兰人临终时清洁身体也往往在桑拿房中进行。可以说桑拿与芬兰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期的桑拿房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一般傍水而建。当时的桑拿房加热一次，可以供好几拨人入浴。数代同堂的家庭，一般按先男人后女人及孩子的顺序。农场里，一般是农场主和男帮工们在结束了一天的田间劳作后，先行入浴，接下来轮到女主人及女帮工们。后来出现的公共桑拿房，男女也是分开入浴。只是在一些比较高档的场所，有帮助客人放松的女按摩师。人们在桑拿时精神很放松，但并不意味着放浪形骸，连孩子也被反复告诫不可以喧哗、嬉戏、扮鬼脸。芬兰有句古老的谚语：在桑拿房中要像在教堂里一样。可是，当桑拿传入异域，却多少蒙上了色情的意味。
蒸桑拿前，人们宽衣解带，先淋浴，然后赤身拎条毛巾进入80…100摄氏度的桑拿房，将毛巾铺于长凳之上，然后坐在毛巾上面。这样做既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也可以防止长凳过烫，伤及肌肤。传统的习俗还包括用一束新鲜嫩绿的桦树枝条，轻轻拍打自己的身体，利于舒张毛孔并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独特的树叶的清香，提神醒脑。
桑拿时入浴者并不像馒头一样一直罩在“蒸笼”里，很多人频繁出入。想往复多少回合，全凭自己乐意，开心就好。
据乡下的传说，在新年的头一天，如果桑拿房的烟比太阳更早升起，则预示着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在芬兰，如果你的谈判对手或生意伙伴邀你一同去桑拿，差不多就跟请你共进晚餐一样隆重。
不仅如此，芬兰人聊起桑拿的医学价值简直就是如数家珍：如果浑身酸痛，去桑拿吧；如果头疼脑热，去桑拿吧；如果伤风感冒，去桑拿吧。想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吗？去桑拿吧；想延缓衰老、永葆青春吗？去桑拿吧；想平伏情绪，舒缓紧张，乃至按摩灵魂吗？去桑拿吧！
总之，有事没事，去桑拿吧。芬兰人对桑拿的痴迷程度已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从来没听人说：好几天没洗澡了，去桑拿吧。这在芬兰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跟好几天没吃饭一样。中国有位绘画名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换了芬兰人，一定会这样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桑拿。
芬兰人给本民族的文化贴了张别致的标签：桑拿——芬兰造。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父亲越来越小
作者：袁利霞
父亲理发回来，我们望着他的新发型都笑了—后脑勺上的头发齐刷刷地剪下来，没有一点层次，粗糙，玩劣如孩童。
父亲50岁了，越来越像个孩子，走路从不抬腿，脚蹭着地，嚓嚓嚓地响，从屋里听，分不清是他在走路，还是我那8岁的侄儿在走路。有时候，饭菜不可口，他执拗着不吃；天凉了，让他加件衣服，得哄好半天。
父亲很有点“人来疯”。家里来个客人，父亲会故意粗声大气地跟母亲说话，还非要和客人争着吃头锅的饺子———他明知道家里有客人，母亲不会和他吵架。客人一走，父亲马上又会低声下气地给母亲赔小心。
每次父亲从外边回来，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妈呢？如果母亲在家，父亲便不再言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母亲不在家，父亲便折回头骑上自行车到处找，千辛万苦把母亲找回来了，又没有什么事。有一次，父亲晨练回来，母亲说：出去之前也不照镜子，脸都没洗干净，眼屎还沾在上面。父亲不相信：我出去逛一圈了，别人怎么没发现，就你发现了？母亲觉得好笑：别人发现也不好意思告诉你呀，都这么大的人了。
家里有一点破铜烂铁、废旧报纸或塑料瓶什么的，父亲都会高高兴兴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卖得的三五元钱，不再上缴母亲，装进自己的腰包作“私房钱”，用于购买零食。
父亲以前生活节俭，从不肯到外边吃饭，也不吃任何零食。现在儿成女就，没什么大的开支，他也就大方了，经常跑去买零食吃。父亲最喜欢吃板肉夹烧饼。有一次父亲很委屈地在我面前告母亲的状：我每次都夹一块钱的肉，只一次烧饼有点大，我夹了两块钱的肉，你妈就嫌我浪费。我心里觉得好笑极了，这哪是印象中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父亲啊，分明是一个馋嘴的孩子。我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给他，让他专门用来买板肉夹烧饼，并叮嘱他，不准告诉母亲。父亲高高兴兴的收下钱出去了。第二天，我从厨房经过，听见父亲向母亲炫耀道：女儿给我10块钱，让我买板肉夹烧饼，还是闺女对我好！
我心里忽然一阵酸楚———我们越来越大了，父亲却越来越小，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叫云亮的诗人写的诗…—《想给父亲做一会父亲》：父亲老了／站在那里／像一小截地基倾斜的土墙／……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像个孩子／我和父亲说话/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一时领会不出我的意思/便咧开嘴冲我傻笑。。。。。。有一刻/我突然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给他买最好的玩具/天天做好饭好菜叫他吃/供他上学，一直念到国外/如果有人欺负他/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非撸起袖子/揍钩日的一顿不可。。。。。。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价值的真谛
作者：刘墉
当你失去所有身外之物时，别忘了你惟一的可掌控的生命价值。
别亏了人生的本
遇到一个刚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的年轻人。
“真不简单，”我赞美他，“拿到MIT的博士，你可以好好施展抱负了。”
“对，我是得赶快加油，要不然就亏大了。”
“亏大了？”我不太懂他的话。
“是啊！”他笑笑，“你算算，我今年28岁，前面从出生、学坐、学爬、学走路、学说话、小学、中学、大学，到今天拿到学位，我用了28年啊，我也消耗了我父母和社会的资源28年啊！可是算算下面还有多少年？像我们这种搞尖端科技的，如果不一直努力，只怕能工作的时间还不到28年，等我56岁，早落伍了。”
可不是吗？我算算，原来求学的报酬是相当有限的。拿这位博士来算，他学1年只相当于以后用1年，学1小时，也只有用1小时的报酬率，怪不得他说——“我得赶快起跑，毕业的那一刻，就是我起跑的那一刻，在今后的28年，我要好好利用过去的28年才能扯平，我的人生也才能不亏本哪！”
我有个朋友，曾经家财过亿，不料股票崩盘，他一下子垮了。有一阵，他沮丧极了，胆固醇、血压都高得惊人，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最近在百货公司遇见他们夫妇，居然正满面春风地看水晶玻璃。“买不起了，”他对我笑笑，“以前的收藏也全卖了，但是看看橱窗里的，纯欣赏，也挺好。”
常在电视上见到一位政界名人，早年他曾因为是异议分子，被关了二十多年，但是当别人血脉贲张地向旧政府讨公道时，他没有。
他总带着一抹潇洒的笑容，连眼睛都笑，见不到一点儿生气与怨恨。
“对付迫害，忍耐是不够的，要宽恕。”
一件古董，今天人人都想收藏，它可能是无价之宝，明天有人鉴定是膺品，它又可能不值几文；一个公司的股票，今天大家都想收买，它可能大涨，明天财报出来，显示前景欠佳，又可能一落千丈；一国的货币，今天它的国力强，人人抢着持有，汇率可能一直攀升，明天出了泡沫经济，它又可能大幅贬值。
价值是它在人们心里的分量，大家都看好它、欣赏它、希望持有它，它就有价值。
这世间的东西，哪样东西能永远不变呢？流行会退潮，股市会崩盘，币值会狂泻，也因此，许多投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跳楼自杀，他们错了啊，他们忘了有一样价值，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那就是“生命的价值”，只要有信心、肯努力，认定自己能东山再起，生命的价值就能维持在最高点。
当你失去所有身外的价值时，别忘了你还有生命的价值，当你费尽力量拉抬财产的价值却失败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样绝对操之在你的东西——生命的价值。
印度佛教复兴之父安贝卡说得好：“即使你穷得只剩一件衣服，你也应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让自己穿起来有一种尊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看不见的城市和她耀眼的建筑
作者：赵灵敏
近年来，建筑在中国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从4年前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国家体育馆），再到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给了国人一次又一次颠覆性的视觉冲击，
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在最近达到了高潮：6月初，4位院士集体上书总理，对目前的奥运场馆建设中存在的崇洋奢华、片面追求视觉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抨击，接着，戴高乐机场通道坍塌事件直接引发了高层对“鸟巢”的关注，而7月30日鸟巢的停工则引发了一场对国内建筑和城市规划弊端的大清算：片面求大、求洋、求新、求怪；建筑风格不协调，城市形象杂乱；旧城改造中，珍贵的历史文化风貌受到破坏……
一个建筑问题最终演变为社会问题。
“失忆之城”
中国古代有大气张扬、红墙琉璃瓦的故宫，结构严谨、淳朴含蓄的徽州民居，有八角塔、燕尾楼，有“方正端庄”的棋盘式城市布局，有注重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风水理论，有先进的消防、排水、绿化和道路系统……而今，经过千百年时光的淘洗，这些国粹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深处。中国城市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从前。
然而，中国城市将迎来什么样的时代，却似乎从来没有人给出过确切的答案。梁思成先生为了北京能够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多次据理抗争。一位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对梁先生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这位副市长的话反映出了中国几十年来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的中心思想：将高楼大厦当作现代化的标志，“变化”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只要“变”，就足以令人欣悦，“变”成什么样子倒不是最重要的。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相信新的一定胜过老的，变化的一定胜过不变的。“时代精神”成为拆毁古建筑最有力的道德说辞。
而这样一种不顾一切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所带来的危害，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里得到了无限的放大：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强大到私人望尘莫及的程度，已经没有任何民间的力量可以阻止和制衡政府“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冲动了，而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则使这种冲动加倍膨胀起来。
于是，在中国城市的基建中，甲领导在位时，提出甲氏定位，乙领导上台了，又提出乙氏定位，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遭殃的是城市，浪费的是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