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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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人赞颂。
第三局在临近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下完。此局我执白棋，雁金先生的黑棋打入白的大模样中，显示出不愧为治孤名手的真正面目，将我的大模样践踏无余。
最后我以四目败北。
第四局于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下完。此局之前，即二月七日我举行了婚礼，是我婚后的第一战。我执黑先投，若是赢下这一局，我将处于优势地位；相反，败了，则等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切再从零开始。因此这一局关系重大。幸运的是此局我抢先占了大场，到第三天的下午取得优势，然后步步为营、加倍慎重地打下去，终于多了三目。第四局获胜后，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开始前，即昭和十七年三月初，我与小田秀人先生一起，因宗教上的事情去中国大陆和朝鲜大约旅行了两个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访问大陆的红会。如若一切都
顺利，“玺宇”也希望能像昔日的大本教那样，与大陆红会开展宗教上的交流。这原是秉承教主峰村教平先生的意思，鉴于当时的形势，打算拜访北京红会总院，请道院尽快向日本派遣布道团。
当时的北京设有日本政府“兴亚院”的一个常驻机关。“兴亚院”属官居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统辖。我们一到北京，首先拜访了“兴亚院”的驻京机关，与负责调查监督大陆上宗教动向事务的志智嘉九郎先生会晤。志智先生与桥本宇太郎交谊深厚，战后曾在日本关西棋院担当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有关红会的事情一一询问。我们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翌日，我们同志智先生一起访问了红会北京总院，拜见了“世界红会最长老——许兰洲先生，并向他请求派遣布道团。于是，立即举以扶乱、拜求坛训。结果得到的神文启示是：“参拜了天津红会之后，有关派遣布道团之事，在济南道院问明。”
当日无话，昼短夜长。一声鸡叫迎来了北京又一个美丽的黎明。这一天，我来到幼时常去以棋会友的“来今雨轩”，出席一个别致的欢迎宴会，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从北京总院出发，经过天津道院巡礼，然后长途跋涉到了“满洲”与朝鲜。五十天之后到达济南道院。在那里拜求坛训，得到的神谕是，“因时势艰难，目前派遣布道团不甚适宜。”总之，鉴于日中关系越发恶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对雁金淮一先生的第五局从五月二日拉开战幕。那是我从大陆返回后的第三天。虽说我疲惫未消，仓促上阵，一度曾担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战中坚持下来。不过，十分幸运，我下出了五局中难得见到的得意之棋，终于一鼓作气地取得了执白中盘胜。
其实，那阵子我热衷于信仰，比起对局来，曾觉得信仰应胜于万事。此念虽重，但实际上自昭和十三年从富士见疗养所出院以来，不顾大病初愈，无论是对局还是有关宗教的事情，我都风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应付。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地拼搏，竟然能维持住身体不再犯病，真是万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轻，既在对局场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尽虔诚，因此才获得如此的成功呵！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到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把老将军逼退到“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净胜局上将超过雁金先生四局而多胜一筹。鉴于此形势，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第六局以后的对局全部中止。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时，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到处都笼罩着一层战争色彩。围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结成了所谓“棋道报国会”，棋士们被迫奔赴各地去慰问伤兵及“勤劳动员”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制铁所慰问过。当时慰问团长是岛村利广六段，我们大家一律头戴战斗帽、腿上缠绑腿。去釜石的路上尽是隧洞，我们被蒸汽机车喷出的浓烟一熏，个个如同钻进烟囱里的老鼠一样。更麻烦的是头发、胡子全都粘满烟灰，黑光油亮，无论用脸盆洗几遍都清除不净，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问的主要工作是请伤病号作对手下棋，倒也并非难事。
棋士中也有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线。据说在军队中，有几位棋士因棋术高超，多少还过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岛村先生。因他所属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个大棋迷，将他留作勤务兵，专让他充当长官的围棋对手。多亏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线送死的厄运，终于大难不死而归。
与岛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征兵，刚一入伍时，长官同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都可以说！”并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尽量分配到舒眼点儿的地方去。”顿时，长官大发雷霆：“好一个放肆的家伙！”二活不说就将他分配到离满蒙边境很近的诺木罔去了。谁都知道，后来诺木罔遭到苏联红军主力部队猛烈的攻击，日军全军覆没，一溃千里。幸亏井上先生当时患了疾病，作为伤病号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门棋士有幸在赤垣聚会，只是井上与桥本等在会场角落里窃窃私语地谈了半天。虽然当时不知他们谈话内容是什么，但事后一想，并上肯定偷偷诉说了他在诺木罔吃苦的事情。总之，有关诺木罔事件，政府发布了言论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开泄露。井上一郎由于在军队时患过病，战后不久，不幸与世长辞。
接着叙述擂争十盘棋。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于昭和十八年（1943）秋，我与木谷实共同晋升为八段。读卖新闻社继雁金先生之后，又开始物色我的新对手。然而，八段阵中已然
无人敢来抵挡。于是，当时势如破竹地升为六段的藤泽库之助，异军突起而被选中。那时节，藤泽库之助六段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他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凡对藤泽六段执白相争者，在尚未施展招数的情况下就会被他甩出擂台。那时我在棋士升段大赛中曾遇到过执黑的藤泽六段，但两战皆败，从未胜过一局。
此次擂争十盘棋，鉴于藤泽库之助当时为六段，我则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对局为藤泽的定先（即始终执黑）。当时，我觉得与藤泽执白对局实在艰难，再加上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劳顿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惫，无心恋战。况且藤泽即将晋升七段，希望他升为七段后与他以“先相先”（三盘中两盘执黑）对局，可是由于敌不过有关方面的强力劝说，最后只得应许。
此次擂争十盘棋对局规定藤泽库之助为定先，而且还约定：即便中途藤泽晋升为七段，只要我未被击败，直至十盘下完为止都应始终不变地以定先对局。其实，我若被击退一步，对局立即会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泽又确实是即将升为七段。这样一来，即使我真的被击退一步而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过还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对手虽是虎狼之将，但我进退无忧，比起与雁金先生对局时的气氛来，当然大为轻松和乐观。
昭和十六年（1942）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馆的“环翠”间里，第一局开始。面对夸耀为“黑先无敌”的藤泽库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须执白奋战。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终局制。
这一局，十分遗憾，我未能击垮黑棋的铜墙铁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泽的钢铁防线，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获胜。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凯歌。就这样，你赢一局，我夺一城。我俩相持不下，一时强弱难断。
从我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以来，报纸都被统一管制，版面不断缩小。到了我对藤泽之时，晚刊被废止，晨刊也只是薄纸一片，前后不过两页。围棋专栏缩小得异常可怜，视力稍弱者不得不端着放大镜去找我们的对局谱。尽管如此、读卖新闻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载。
第四局结束不久，藤泽库之助便升为七段。不过，按照初约，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继续进行。第五局，我获胜。第六局，藤泽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势不可挡地又破一城。就这样，各自一进一退，继续拉锯式地反复争夺。
此次擂争十盘棋之前，鉴于交手棋份始终是藤泽“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计，可能是黑棋以绝对压倒的优势而获胜。在此意义上讲，第七局结束时，我四胜三败，白棋真可谓浴血奋战、力挽狂澜。
第七局打完后，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书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去报到。没想到，一检查身体，诊断结论为：体质极差、不能耐劳、免除征用。我终于了喘口气，飞奔回家。
听说藤泽之助七段那里也有“赤纸”（入伍通知书）送到。藤泽氏既年轻又壮健，按道理会征兵的。然而，还是他逃难有术，去报到的当天就被允许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万众痛感日本惨败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间打完。那阵子，我被逼得整日觅食，毫无安心下棋之余暇，终于在饥苦之中吃了个“三连败”。
总而言之，我对藤泽库之助七段的擂争十盘棋以四胜六败告终。然而无论怎样说，从我力否众人之测，取得了接近于平局的成绩来看，可以不客气地称为斗志顽强、骁勇善战了吧！当然，此次擂争于特别时期；到了战后，我对藤泽先生又继续进行了两次擂争十盘棋的大战。
东京大空袭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随着日中战争逐步扩大，一切来自大陆的书信检查得更加严厉，就连北京红会总院寄来的坛训（以扶乱求得的神谕）也难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红会的一切活动终于陷入瘫痪。
当红会从日本消失后，也许由于我对她的信仰尚且肤浅之故，不久，与红会宗教形态相似的“玺宇”将我吸引。再者，鉴于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玺宇任职，我妻子又与教主峰村先生有远亲之缘，我和妻子便顺水推舟地成为玺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际，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长冈良子的妇女不断出入玺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过弘法大师。不过，由于她异常富有灵感，常常以法力为众人治病，颇有声望，身边也拥有许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称她为“蒲田贵妇”。
“蒲田贵妇”的财产中持有矿山一座，那座矿山本是青森县一位信徒捐献给她的。为了筹措采掘资金和寻找投资行，她曾到玺宇登问求援。
不久，由于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矿山事业到处奔波，于是，“蒲田贵妇”一显才华，代替三夫先生为众人通俗易懂地解说“御神示”（神之启示），并担负起“信仰指导”的重任。由于她异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觉，她在玺宇信徒中间的声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跃而成为玺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记得大约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贵妇”出版了《诚之人》的小册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与玺宇的信徒中间散发。书中的主要内容大都是佛教之说，并写道她自己梦中被“天照大神”召见，因而秉承神谕，特来普救众生。但是，那本书被警察发现，“蒲田贵妇”不久就被鹤见警署拘捕入狱。当时我也闹不清为何被捕，于是我们立即拜访了当年的内务大臣大达先生，向他陈情询问原由。大达内务大臣立即向鹤见警署打电话调查了事情的真相。这样才得知，罪状为“不敬罪”。
据说，当今之世，能挨近“天照大神”者，唯独“现人神”天皇陛下一人。一介草民痴梦妄称秉承天照大神之神示，并肆意将此到处宣扬之举动，纯属潜越，是对天皇不敬。
据说“蒲田贵妇”被拘捕前临危不惧，毫不慌张，对她的信徒们妥善地下达了焚毁不利书籍及有关留守期间的对策等指示，然后镇静自如地挺身而去，拘留期间曾去探视她的人回来说：蒲田贵妇在班房里，还不时地给同室的其他囚犯抓虱子，丝毫没有难堪之色，态度格外沉着坚定。”
其实，玺宇将天照大神作为“御本尊”而供奉之事，警察早就秘密调查过了但是由于峰村教平先生的影响里不大，因而警察对此置若罔闻。然而“蒲田贵夫”则另当别论。她的信徒怡然分布在广阔的地区，尤其在以金泽为中心的北陆地区人多势众，就连北海道的函管也有她的信徒。“蒲田贵妇”经广泛经营海产品批发的买卖。百忙之中仍然频繁进京，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她对信仰允满了献身的精神，为了信仰，就连手中把持着的一座位于青森县的矿山也都捐献出来了，到后来，她经营的商业因无人操持，终于彻底破产。
到了昭和十九年，人人都耳闻目睹地了解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陷入苦战。我们这些寻常百姓也早已是寅吃卯粮，并且还经常置身于空袭的危险环境之中。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已经无法正常地学习，一想到凶多吉少，前途难测，我甚是不安，不得不设法送她回国。当时我委托熟人，让小妹紧急搭乘了飞往上海的军用飞机，将她送回了大陆。这样，全家都安然无恙地返回祖国，日本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到昭和二十年（1945），空袭更加频繁。在乡村有亲戚朋友的人都纷纷撤离东京，去外地疏散。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总是与玺宇的信徒们一起行动，并未打算离开东京。那阵子由于峰材三夫先生为了铁矿的事业日夜奔忙，玺宇之中常不见他的身影，我们夫妻便代替他在玺宇的本部住下，于留守中继续维持。
那一年的三月，东京的下叮惨遭大空袭，被焚为一片焦土。当时，喜多文子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获原佐知子初段于浅草一带不幸被烧死了。
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那时由于“背负因缘”（患病的宗教用语）而卧床不起。再说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生产铁矿而与小田先生夜以继日地奋斗。可是不久，眼看着那项实业也要落空，催逼债款的事情即将发生，他们徒劳无益，已陷入破产的困境之中。加以峰村教平先生一听到空袭惊慌失措。对比之下，“蒲田贵妇”先前被捕之时尚且镇静妥善地下达指示，因此，当时的信徒们全都疏远教平先生，跟随“蒲田贵妇”而去。从此，她的信誉与威望更加高涨。
四月二十三日的大空袭中，我们居住的地区也遭到轰炸。当时我们将染病在身的峰村教平先生抬到自行拖车上，拉着他躲开熊熊烈火，向新宿御苑逃去。
在火舌的吞噬之下，人们四处逃窜。我们头裹防空中，尽量避免迷路，终于逃到了新宿御苑。抬头一看，御苑早戒备森严，不许避难的人群进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方向，又逃到明治神宫外苑一带。这时才松了口气，暗自庆幸避开了死神的追逐。
当空袭结束、火势也收敛了的时候，我们一边返回一边想：这一切都化为灰烬，没指望了。可是走近家一看，我们那条街仍然完整无缺！原来，由于消防队努力扑救，火势在距离一百多米的邻街那里被扼制住了。真是好险啊！
谁知好景不长，没多久，于五月二十五日再次遭到大空袭。这次我们那条街直接遭到了袭击。轰炸一结束，我们立即从防空壕逃出来，眼前呈现出一片火海的景象。只听一位信徒说：“最好是逆风逃！冲过火墙就是一个月前烧焦了的邻街，只要到了那里就可得救！”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