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我童年的时候，梅兰芳已是一位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年轻名演员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非常崇拜他。早在战前，大仓喜七郎男爵就邀请过梅兰芳京剧团访问日本，这回则是他第三次访日。
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律阁、李择一两位姨父是李氏家族中最有钱势的大富翁。我小时候，李择一曾写过一个剧本，由梅兰芳先生主演。从此，李择一全家都成为梅先生的捧场者，互相保持着密切往来。后经李择一的介绍，我也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舞台明星，并承蒙他的看重，誉我为“围棋天才少年”。
梅兰芳到达日本后，我很想见到他，便专程赶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他。记得多贺谷先生也同行作陪。尽管我们阔别三十年，但一见面就热烈地谈论起来。梅先生很关心地问到：“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围棋振兴起来？”我回答：“要振兴中国的围棋，首先要发现天才少年，送他们到目前的围棋先进国——日本深造。这是一条捷径。”
临别时，我把自己的围棋全集赠送给了梅先生，他也送我一套《梅兰芳剧本选集》及《舞台生活四十年》。我还得到了访日演出《霸王别姬》的请帖，与妻子共同欣赏了京剧艺术。梅先生的表演技艺精湛绝伦，从他的唱工、扮相及做派不仅看不出他已年届花甲，相反地，他那纯熟的演技中蕴涵着无限的魅力，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使我再次领会了“艺深无止境，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我也暗下决心，要在棋盘面前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京剧团回国几个月后，梅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他回国后立刻拜托朋友顾水如先生，物色到两个围棋天才少年。想送他们到日本来深造，问我能否收留二人做徒弟。这两个少年便是陈祖德和陈锡明。我回信答复说，我本来很愿意收下二人，但小田原离日本棋院较远，加上老母多病，我家实在难以寄宿。还须找个更合适的人家。谁知后来长崎发生了“国旗事件”，中日再次断交，此事也就搁浅了。直到六年以后，陈祖德与陈锡明，还有另外三名棋手作为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围棋访日团成员，才终于来到了日本，他们与日本的年轻职业棋士进行了多场比赛，其中唯有，17岁的陈祖德以四胜三负的比分领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出发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嘱咐他“到了日本，别忘了拜访吴清源先生”。后来他果然来我家里做客。我深有感触地想到，倘若没有国境之分，这个少年便可自由出入日本棋院与我家，那该有多好啊！
一手劫问题
如前所述，昭和二十五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参加《每日新闻》主办的三盘棋或四盘棋对局。昭和二十五年，对桥本本因坊的三盘棋获三连胜；昭和二十六年，对藤泽（库）九段的四盘棋又获四连胜。接着，于昭和二十七年始，对高川本因坊的三盘棋（每年一次）持续到昭和三十三年二月，我又获十一连胜。至此，我总共获得了十八连胜的不败纪录。可惜，我在对高川本因坊第四次三盘棋的第三局中受挫，要不然，我的连胜势头仍然不会停顿的。
我与高川本因坊的第五次三盘棋对局，定于昭和三十四年（1959）十二月至翌年年初期间举行。第一局我失利。在此着重谈谈第二局。我执白棋，与高川激战，在胜负不明的形势下进入尾声。双方都拼命地收官，直到连单官也收尽后，双方停止投子。请看该谱便知：假如就此宣布终局，那么盘面上黑棋多四目，因黑贴四目半，所以应该是白获半目胜。如图A所示，白棋在中间地带还留有一手棋未补。白棋若不补，黑1打吃即造成一劫；但白棋劫材多，如此争下去，最终亦是白胜。当时高川计算的棋路和我完全一样，因此他不主动来打劫。很明显，黑棋打劫的手段并不成立，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补那一手，而且，若补上一手，白棋反会输半目。这样一来，高川一直按兵不动，等着我来补棋，而且认为我理所当然地非补不可。但我也不再投子，只等候高川宣布终局。就这样，我们二人如同步至雷池，走到图中的局势时，便默然相对而坐。过了一会儿，高川起身离座，与《每日新闻》的责任记者松村先生到隔壁小屋去商量。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原来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一手劫时应补棋。按此条款我必须补棋。但我认为，在完全无落子必要的地方去投子，显然是违反棋理的。我之所以不去补棋，并非只为贪图取胜，而是考虑到此举实属不必。况且，以前我对岩本先生十盘棋的第二局时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前车之鉴，同属一理。我当然认为不必要补棋。
但是，高川却似乎认为我在耍赖。过了好大一会儿，松村先生走了出来，对在盘前一直等候着的我说：〃请实事求是地补上一手吧。硬磨下去，报纸将不得不评论你的态度问题了。〃我据理反问：〃我想请教：为什么非补不可呢？〃后来高川也走出小屋，在盘前坐下，开始就双方的主张进行研究。这盘棋如果继续弈下去，就会变成图A那样的情形：
我提完最后一个劫白A（黑21的上面）后，黑棋显然已无劫材。至此为止，我们双方计算的棋路完全一致。倘若再往下走，黑棋将损一目。这时，高川说道：〃下一手我弃权了。〃我回答道：〃下一手我也弃权。〃谁知过了一会，高川又说：〃那么，再下一手我就提劫。〃我答道：〃你我都已不再下了，怎么能提劫呢？〃高川如梦初醒，说：〃原来问题就在这里呀！〃
这个问题后来只好委托日本棋院审查会的人来解决了。他们根据日本棋院历来的规定，将此局判为执黑的高川半目胜。同时也承认棋院规则有不完备之处，约定尽快研究出完善规则之策。可是事隔二十五年后，直至今天，关于修改规则一事仍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书刊上说我坚持这样的主张：〃因为我非日本棋院所属，所以没有遵守日本棋院规定的义务。〃其实我根本没提到过这样的理由！正如前面所讲过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已被棋院除籍的事实；假如我知道，就不会在所属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与高川继续对局。这个一手劫的问题在战前就时有出现，本因坊秀哉名人也曾讲过：〃从实战上讲，不得不承认'一手劫时无必要补棋' 这一点。〃对此，我举双手赞成。我认为，若一切都根据实战就好解决了。
从最强战到名人站
自昭和十四年与木谷实进行的镰仓十盘棋以来，我连续激战十五年，到昭和三十一年对高川本因坊的十盘棋为止，终于以“吴清源天下无敌”而宣告结束。
这时，读卖新闻社为了取代自家垄断的擂争十盘棋对局，于昭和三十二年（1957）计划举行“日本最强决定战”。这项棋赛以决出“实力的名人”为目的，聚集了当时的全体九段棋手，即我与藤泽朋齐、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木谷实，以及本因坊高川八段等六名强手，以大循环的形式，每人各执黑、白一次，与另外五人战两局。这就是俗称的“六强战”，是名副其实的决定最强者的棋战。
对此，我十分不满。首先我提出，为什么六强战的出场棋手都是擂争十盘棋中我的手下败将？再者，那些被击败的对手在没有东山再起的情况下竟然被授权以分先的棋份再次与我竞争，这岂非借了钱又赖帐吗？纯粹是对四百年来围棋界老规矩的无视与践踏。人们不禁会问，吴清源费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生死搏斗才打完的擂争十盘棋还有什么意义！我向读卖新闻社的代表高桥雄豺先生提出了质问，并对该计划表示异议。双方交涉的结果是交换了一个备忘录：“读卖新闻社今后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办围棋活动。吴清源对该报社的计划给予大力协助。”对此，我只好表示谅解。
第一期最强战从昭和三十二年开始，激战至翌年四月，我以八胜二败获得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六胜三败一平，第三位是坂田荣男九段四胜五败一平。我与木谷实自昭和十九年以来一直未交过手，阔别十四年后，此番遭遇仍是我获得胜利。
第二期最强战，坂田九段以八胜一败一平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五胜四败一平，第三位是我五胜五败。在这次棋赛中，坂田九段异军突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期，我与坂田九段均以六胜三败一平的成绩“同率优胜”。
“日本最强战”尚未结束，读卖新闻社又决定于翌年举行“名人战”。第一期名人战的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坂田荣男、高川秀格、木谷实、藤泽朋齐、杉内雅男、宫下秀洋、岛村俊广、藤泽秀行、岩出正男、桥本宇太郎、桥本昌二、半田道玄，共计十三名棋士，并且仍以大循环赛的形式进行。
这个计划公布以后我才知道，高桥代表事先对我一句招呼也不打，完全无视备忘录中“读卖新闻社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行围棋活动”这一诺言，真是欺人太甚。我向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提出了抗议。但小岛答复说：“因为我社与日本棋院、关西棋院有协约，不能只给吴清源以优厚待遇。但如果吴清源在名人战循环赛中陷落，读卖社将立即终止名人战，再以吴氏为中心考虑新的计划。”面对现实，我考虑到读卖社花了大钱，好不容易才实现名人战计划，单为顾全一纸备忘录就让计划废除，确也于心不忍。因而我毅然同意给予合作。不过，坦率他讲，既然说了以我为中心，就该相应地给我以适当的待遇，即使不愿施舍给我“第一期名人”的头衔，也不应将我视为十三人中的普通一员啊！对此，我至今还耿耿于怀。
就这样，这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十盘棋的擂台上力挫群雄、独霸鳌头的出色表演，竟冷冷清清、毫无结果地谢幕了。我就是带着这种无限惆怅的心情参加了第一期名人
战。
战后的红会
围棋与信仰，对我来说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不然，恐怕我是不会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的。我之所以能长久地维持棋士生命，可以说是依靠着信仰。她使我经常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假若在棋士生活与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选择一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仰之路。特别是昭和十年我皈依红会以来，信仰对我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战后一个时期内我加入了玺宇，在这个组织中每日致力于宗教活动。即使在那个时期，我仍然对红会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住在仙石原的时候，我与棋界人士很少交往。在没有对局的日子里，研究棋谱和宗教学习就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红会后援会解散之后，遗留下一部分有关红会教义的书籍，我重新研读了这些书，也学习了一下日本各种神道的教义，最后得出结论：红会教义是最最接近真理的精确学说。因而我对她更加深信不移了。
战后的中国大陆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一度被禁止。为此，世界红会根据坛训：“北京总会、天津宗院、济南母院等处的所有权限全部移交香港。”第二年，在香港成立了兼有各种权限的道院——“宗母总办事处”。
昭和二十五年日本大本教复活后，总长出口宇知磨先生便立即设法与香港红会本部进行了交流。由于大本教第一代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曾在一次神灵附体中，受红会的最高神明“至圣先天老祖”的“委任”，在日本设立道院红会。因此，大本教从战前开始，就热心于建立世界红干会“日本支部”。谁知从大本教分出去的另一派在静冈成立了“三五教”，他们也希望与红王会相互提携。结果，从昭和二十六年开始，双方围绕谁是日本红会的“本家”的问题争执不休，并且就关于设立红会日本支部的领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香港道院认为不能对日本的事态放任不管，故而决定从台湾派遣两位于部，连同居住日本的我共三人，对此纷争进行调停。这是件棘手的工作，召集了多次理事会，都没能取得良好效果。于是台湾来的两个人将调停使命委托给我后便回去了。这样一来，调停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使我大伤脑筋。
这期间九洲的练早地区发生了水灾，香港道院及时将大约三十五万日元的救援款送到我的手中。由于日本尚未成立红会组织，因此我把钱捐赠给了日本红十字会。后来，日本东洋大学校长大岛丰先生准备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他拜求到香港红会的坛训是：“如果修行场所——道院尚未具备健全的设立条件，那么红会日本支部将不会有令入满意的开端。“但大岛先生无视这一坛训，在临时借房子的情况下，强行开始活动了。害得我一愁未去，又添新忧。
摩托车祸的厄运
昭和三十六年（1961）八月的一天，下午一点钟，位于半岛区目白的椿树山庄附近，为筹建日本红#会支部的事务所，人们正准备召开理事会。那正是我参加第一期名入战的时期。这天，我为了出席会议从小田原赶到东京，在中午时分向目白的红会筹备处奔去。我平时最讨厌迟到，总是提前到会，似乎要迟到了，因此我急忙赶路，在东京火车站乘上一辆出租车。当时东京街道上的车辆和信号比现在要少得多。车子奔驰在目白宽阔的道路上。因我未及时叫司机停车，车已开过离椿树山庄很远的弯路上去了，我只好请司机调头开回去。然后在事务所对面的街道上下了车。
下车地点离人行横道很远，我怕迟到，三步并作两步地横穿马路。刚走几步，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小轿车就开了过来，我犹豫着，不知过还是不过，后见两辆车都为我减了速，便拔腿跑过去。哪知公共汽车后面又有一辆摩托车急速驶来，他见汽车减速，便加大油门超车，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已被撞飞了，当场失去知觉。醒来已是在医院里了。据目击者说，我被撞飞起来后，又落在摩托车上，身子被车拖了几米远，才滚倒在街道上。
我被送进了丰岛区杂司谷的东大医院分院。车祸发生在下午一时十分右左，昏迷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被安置在一间大病房的床上。因为注射了止痛针，当时并不觉着有多疼。据警察说，车主是一个小印刷所的职工，为了按时把校样送到客户手中才拼命地奔驶。医生曾向警察解释说伤势不重。其实医院的检查很潦草。虽说手腕上几处明显的搓伤没什么大事，但右腿不能动弹却被忽视了。只因医生说伤势不重，所以既没透视，也未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
当时，我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有五个多月了。我请人通知她说，伤势不重，不必担心。当晚，多贺谷夫妇赶来看望。这时，我的左腿疼得厉害，已无法站立。脚肿起很高，并且发烧。可是医生却无视病情，根本不给检查。几天后，腿肿仍未消退，且完全不能站立，于是就将我转移到一个单间。家里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向医院提出做透视检查的要求。谁知院方却错误地把右腿写成左腿，检查结果当然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院方才查明错误，重新透视，这次发现有腿骨接合部位移位，同时腰骨也有两处裂伤，关于腰骨裂伤，医生什么也没对我们讲，多亏陪住的人看了放在床边的透视照片，才告诉我真相。就这样，对我的处置一误再误，拖了又拖，害得我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