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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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祖母讲，西太后的确是个绝代美人。在外公张元奇侍奉她的时候，虽说已是髦耋之年了，然而看上去仍旧像是刚过三十岁的人。当时，外公等高官在书写有关政事的奏折时，每日黎明前即起，沐浴之后，用蝇头小楷，一字一字地以楷书工笔誊写，即使途中错写一字，也不得不从头开始再写一遍。总之，那是一桩十分麻烦的差事。如此细心写好的奏折，上朝时进宫呈递。据说当时西太后垂帘听政，在御帘后面将奏折过目，并对那一本本的奏折于当场裁决。其裁决是既迅速又准确，对奏折中的内容常常提出十分尖锐的质问。她的异样聪明，委实令人感到吃惊。
清朝末期，在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激进派和盘踞于西太后身边的保守派的对立中，外公的御史之职位委实是桩棘手的差事。到后来，外公对效力朝廷之事深感厌倦。外公心中明白，倘若真的直言敢谏，惹得西太后不愉快，必遭贬滴无疑。不过，外公或许真的希望莫如一贬了之。于是，冒险向西太后进谏。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外公就被贬滴为浙江省的地方官。后来，清朝因辛亥革命而倒台。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外公作为徐世昌的心腹，又异常活跃了一段时期。最后，外公出任统辖东三省的奉天省省长之职后，便隐退而去。我的母亲年轻时跟随着身为地方官吏的外公，为赴任所，从北京到浙江，又到湖南、东三省、福建等地，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记得母亲常常对我讲昔日旅途中的种种回忆。
我的父亲名叫吴毅，是吴维贞的未子。我的母亲名叫舒文，是张元奇的长女。因二人的祖父是同乡，两家结交深厚。不知何时，吴家看中了张家的女儿舒文，从而提出：一定要她给吴毅作媳妇，永结秦晋之好。张家儿女成群，唯独对长女舒文比哪个都要宠爱几分，因而当时总是不肯爽快地答应。不过，到后来还是难却吴家的热心挚意，终于应了这门亲事。这样，父亲吴毅和母亲舒文在福建幸运地结了婚。那时父亲满十六岁，母亲满二十岁，母亲大三岁。
我的出生
我出生于1914年旧历的5月19日。日本年号为大正3年。我的诞生地是福建省吴府。吴家的长子名浣（涤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为三子出生于世，原名叫泉，字清源。
在我之后，又有一个弟弟和五个妹妹出生，不过那个弟弟和第三、四个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现在，在我下边，按大小顺序来排，有清仪、清瑛（兰）、清桦三个妹妹。除了早殇的三个弟妹外，我门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经过战乱动荡的年代，我们挣扎着熬了过来，虽说大家都已年过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
却说福州，位于中国的南端，一个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电尤其猛烈。母亲年幼时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过可怕的雷击。后来，母亲就最厌恶雷电。哪怕有一点雷呜电闪，便心情抑郁，即刻大被蒙头，卧床不起。就这样，连饮食也受了影响，饭菜咽不下口。母亲生我的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十分虚弱。更有甚者，据说那时正值闽江泛滥，洪水淹了无数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断地流进房屋里，母亲是在并排一起的几张大八仙桌上铺垫着被褥生下我的。据母亲说，当时我被哄睡的房间里还不时地有游鱼蹦跳进来呢。，正因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与水深深有缘的名字。我亦时常觉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经历的缘故吧。
母亲厌雷，终生未渝，即使是后来到了日本，一有雷呜仍旧心情抑郁，只得卧床不起。也许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的缘故，幼时身体十分虚弱，养成了一副比两个哥哥都少言寡语、乖顺老实的性格。
在我父亲成年时候，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更加变本加厉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陷入了动乱，盐商这一家业也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后，父亲他们几位兄弟会聚一堂，商量的结果是：将家产平分，各奔前程。
不久，我们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财产，于是，全家离开生我的故乡——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懒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干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
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入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父亲的教导
父亲为了让我们三个男孩接受文官考试，很早就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不让我们上小学，对我们施行了严格的单独教育。学习的内容与过去只为进京赶考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相同。从最初步开始，尽是些三字经、于字文、大学、中庸、唐诗选、古文选、左传这样的书，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
到四岁，我也与二位兄长一起被按在书桌前坐下，从早到晚，每天勤学苦读。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若是每天叫背的书背不下来，手就会挨板子打。到了深夜，书背不下来不让睡觉。记得母亲为此常常心疼地劝父亲说：“已经晚了，别让他们背了行不行？”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甚至本应是休息的星期日，由于父亲布置的课程有耽误的部分，必须补课，因而实际上我们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样说，我最年幼，可是读书的份量与二兄毫无两样，何况我身体虚弱，可真是岁月难熬。那阵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过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亲这种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复一日地持续到我七岁半为止。
我七岁时，不知刮的是哪阵风，父亲信了道教。于是，只见他每日往来悟善社，盘腿打坐。看来父亲像是对尽职官署感到绝望，经亲戚的入教劝说而动了真心。父亲生就是个好着迷的性格，热衷于书法时，立即买来千大堆字贴摹本；迷上了小说时，书库里顿时增添了一大批小说。这次也同样，没多久就成为道教的虔诚信徒。
后来，父亲终于觉察到在这种前途难测的混乱时代里，强制地对孩子们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无意义了。于是，辞去了汉学教师，给我的长兄聘请了英语、数学家庭教师，责令他为考中学做好准备。至于我，即便什么也不学，父亲也不管不问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父亲性好着迷的缘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转变。现在回想起来，若无父亲的这次大转变，我肯定不会作为棋士来到日本的。
父亲自从往来悟善社后，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点和晚十点，各盘腿打坐一小时，另外，从那时开始，时常与孩子们一起玩军棋。官署那里，即便去上班也无甚要紧的工作，所以父亲那阵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里玩。特别是父亲钻研起军棋来，并且编排出许多新的玩法。当时他编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载在《北京晨报》的画报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后来不知不觉中，父亲也教孩子们玩起围棋来了。并且，当父亲了解到兄弟当中我学棋最快，便渐渐地着重对我一个人用力施教。
父亲首先教我们掌握了围棋规则，然后将收藏已久的围棋书翻腾出来，让我们每天摆棋书中的棋谱。当我觉得围棋非常有趣的时候，自己便主动地想学棋了。那时，父亲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指点我研究棋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恩议，我对于围棋的记性特别好，只要是摆过一次的定式，再复杂也能记住不忘。那阵子，我每天从早上九点起开始摆棋谱，直摆到夜里十二点左右。由于学棋过于着迷，惹得母亲心疼起来，有几次竟狠心地把棋盘藏了起来。
父亲起初既让我看中国的对局谱，同时还让我学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棋谱。后来，又为我订购了由日本方圆社发行的月刊杂志《围棋新报》的合订本。那书一到手，我便如饥似渴地捧住不放了。《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合计有六百局的对局谱，并附带有村懒秀甫的简单评论。合订本是相当沉重的书，尤其是第二册、第三册最重。因为我每天只手擎书学摆棋谱，所以，左右两手支撑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现在仍然是弯曲着的。
然而，父亲仅仅是将大量的棋谱给我看，并未像现在的先生那样热心细致地教过我。只是有时他自己先看看棋谱的解释，然后让我猜测下一手走在哪。或在学摆日本的棋谱时，将日文的解释译成易懂的语言来教我；再就是实战对局时，除了父亲自己作我的对手外，还让他的棋友也来当我的对手。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从学棋开始到第二年我九岁时，便可与父亲势均力敌地平摆了。父亲的棋并不那么高超，可能比过去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些。
到我十岁时，父亲为了让我们见见世面，开始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当时北京唯一的“棋会所”——“海丰轩”去下棋。其实那里与日本的“棋会所”不同，问面上是个小吃店，店的里面才是个下棋的场所。当时北京的围棋迷们云集那里，并时常下赌博棋。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成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父亲好像也是那里的常客之一。另外，当时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顾水如、汗云峰、刘隶怀等常常出入于此，父亲请他们与我弈棋，记得首次对局好像是让五子左右，不过当时的胜败都已忘记。
顺便一提，中国的棋盘与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制做，比日本的稍微大一点儿，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状像是将一个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成一个小馒头的样子。因此，说起下棋时的“投子”，实际上是将棋子摆于盘上，或是将棋子推放到某一点上，并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盘时能发出“啪”、“啪”的那种惬意的声音。另外，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父亲之死
1925年，父亲不幸患了开放性肺结核病，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吐血不止，两个月后便成为不归之人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我当时只有十一岁。
父亲临终的前几天，将我们三个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将遗物分赠给我们——给长子浣以习字用的拓本；给次子炎以小说；给三子我以围棋棋谱。这些都是父亲遗言的代替物。特别是习字的拓本与小说，全都是父亲生前非常喜爱的东西，曾经满满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后来，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学家，我跻身棋士。所以，我们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亲期待过的道路而笃行进益的。
父亲弥留之际，还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母亲为了使父亲免遭一死，曾经向神乞求并许过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因父亲刚刚三十三岁，正是年轻有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话，对母亲来说日子可太难熬了。于是，母亲为了使父亲多活几年，向神乞求并许．愿道：“让三个男孩的寿命各缩减五年，将那十几年赐给他爹吧！”接着，母亲为了请神能“听”到她的祈祷，向诸神苦苦地哀求过、然而，得到的神谕却是“前世因缘，无可奈何”。
结果，母亲白白地祈祷了许久也未能如愿以偿。却说父亲死后，母亲对神许下的“孩子们的寿命各缩减五年”之约言，又必须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黄纸上写好”解愿书”，由王先生在父亲灵前烧掉。王先生是父亲的道友，是特为我们主持殡葬仪式的人。据说，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王先生坐上一辆漂亮的马车，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膝陇之中，他看见我的父亲由一些穿着华丽纸衣的纸入陪伴着站在那里。那些纸衣和纸人都是和父亲的遗体一同火葬了的。据说，父亲告诉王先生：“因自身仍处修行之中，所以，于我灵前烧了解愿书也无济于事。”并将解愿方法和如何在黄纸上写文章等事教给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于梦中突然惊醒，提紧了一颗“火枣”。火枣并非现实存在的食物，据道教解释，吃了它就不会忘事。
王先生起床后，马上将“父亲教他写的”文章提笔誊写到黄纸上。他本来是个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写的文章却相当出色，简直就像出自父亲之手一样。我记得是以“祖母、家慈在……”这样作开头语的。后来，据说是将此托梦书按照梦中“父亲指教”的那样，在灶王爷的神像前烧了。这样，母亲终于得以“解愿”。
其实，灶王爷并不是司掌寿命的神，可能是请他向专管寿命的神转达乞求吧，专管寿命的神是“北斗星君”。在父亲弥留之际，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