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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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的理论。他说从原稿动笔开始，到出版发行仅用了一个月便完成了，因而自鸣得意。回想起来，除夕那天安永先生来与我们热烈争论新布局，原来是为编写此书而别有用心的。蒙在鼓中的我，拿到这本书后才恍然大悟。
后来，“新布局法”在业余爱好者中间受到热烈的欢迎。据安永先生说，发行此书的那一天，来购书的人群行列将发行所平凡社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售完了四万部。在那个时代，围棋书能售完四万部简直是超级畅销书。
总之，新布局从此后大有人缘，就连我和木谷实的对局中，木谷打出的新布局也被印出了号外，在街头巷尾到处发放。那是在报知新闻社主办的棋赛中木谷实打了个比小目和星更高一路的“五五”布局，因而报知新闻社将此以“木谷打五五”的号外大肆报导于世。
另外，在新布局兴起之初，还有第1手便打在比高目还要高的“四六”上的。这个“四六”曾被称为“大高目”或“超高目” 。可惜，那以后难得有人运用，所以“超高目”一词不久也因过时而被遗弃了。
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新布局不受任何繁杂的定式束缚，因而在广大的业余围棋爱好者中间倍受欢迎，这也许就是众人所望的必然之果吧。
总之，随着新布局的诞生，为昔日的小目定式所束缚一时的布局终于解放，人们布局的思维方法也获得自由，棋盘上的世界似乎越来越宽阔了。新布局被创造后不久，木谷实和我都大大地运用了它，并因胜率良好而再次鼓动起人门对它的热情。后来，其他的棋十也模仿我们创造出了如宇宙流等新下法。霎时间，日本所有的棋盘上到处都展开了壮丽的“空中战”。可是必须重申，新布局比起昔日的布局，并非因其优越而必胜无疑。关键在于，新布局是建立在行棋者棋力之上的艺术结晶。
三三。星。天元之局
由于我处于向名人挑战的地位，因而毫无顾虑、轻装上阵。说真的，此局给我的感觉还不如参加升段大赛时紧张。因大赛的每一局都关系到升段的大事。在众人眼里，与名人对局，非同小可。而我只觉得是“升段大赛中的抽空下一盘罢了”。但是，对以秀哉名人为统帅的本因坊一门来讲，毫无疑问，此局若败，将有损于本因坊家门的权威。因此，对卫道士们来说，这是一场包袱沉重的重大对局。
因我当时正处在用新布局下棋的颠狂时期，所以一开局，我就将1、3、5着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看到白棋在两个角上均投子于小目，因此，作为黑淇为了使实地与外势保持平衡，故而采取了将第5手打在天元上的布局。这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
然而，此举毕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我这三手棋，都是与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条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门中规定为“禁手”。所以，不仅本因坊门中棋士们个个怒气冲天，就连一般的棋迷们也都大吃一惊。
实际上，三三也好，星也好，我自己在升段大赛中曾打过多次。只是由于当时还处于《新布局法》一书出版的前夕，因而还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亮相。即便是天元，第1手就投打的棋也不乏其例。到了第5手时才去投，这在我自己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时，濑越先生曾十分担心：打出这样罕见的布局，恐怕不到百手就会溃不成军呀！总之，我第1手棋打在三三这个“禁手”上，这不仅引起社会上棋迷们的阵阵喝彩，同时，也是对名人、对日本人棋坛旧传统的挑战。于是，“岂有此理！”这种口气的信件刹时间雪片般地飞到新闻社。
更有一件麻烦事：恰恰就在那时候，日本策划和挑起了“满洲事件”，日中关系越发走向险恶的道路上去了。当时各报刊均将我们二人的决斗夸大其词，大肆宣扬；随着社会上人们对此之关心越来越强烈，这盘棋终于被笼罩上一层“日中对抗”的辛辣气味。这对新闻社来讲，读者大增，自然是美事；然而对名人、对我来讲则是大伤脑筋的事情。
对局中由于考虑名人的健康问题，决定每周只在星期一对弈一次。从昭和八年十月十六日开始，一直拖延到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才宣告终局。由于此局并未采用封棋
制，名人可以视情况暂停，这一点对白棋绝对有利。到终局时，屈指一算，实际上对局天数只用了十四天。其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如第八天，白棋一开始就将早已预先考虑成熟了的一手打了出来：我只考虑了两分钟便应下一手。随后，名人来了个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思考，到最后也未见他落下一子，就干脆暂停收兵回营了。这样，连新闻社也因报导内容不足而十分困惑，只好以“名人身体状况不佳，一手未打”这样的消息而搪塞过去。
此局基本上旗鼓相当，进展到中盘时，黑棋略微优势。可惜，由于后来有迫使濑越先生辞去理事长的白棋第160手的妙手出现，最后我以二目败而终局。现在我常想，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若是我胜了这盘棋，弄不好会吃大苦头呢！那时我本人由于周围人们的特殊照顾，对社会上发生的骚乱一概不知，如今仔细一想，输了棋，处境反倒好多了。
上面提到的那白棋160的妙手，是在第十三天的第1手棋时打出来的。没想到，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战后昭和二十三年（1948），在我和岩本（熏）本因坊举行的“擂争十盘棋”的预想座谈会上，濑越先生在声明了“此话非正式，不得发表”之后，谈到“第160手的妙着，是前田陈尔四段（当时）想出来的一手。”可是，读卖新闻社觉得这是件趣事，便不顾”非正式、不得发表”的在先之言，将此话登报泄露出去了。
后来，濑越先生否认了报上的那种说法。当时的报导如下：‘这是一件秘密事。那时，被吴清源打过一手之后，苦思冥想的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们，为考虑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种打法。结果采用了还击的那一手，是前田这个弟子想出来的……” 这一报导见报后，惹得本因坊一门的棋士门怒不可遏：“捕风捉影的事，怎能在报上发表！”于是，他们对濑越先生进行了严厉的追究。濑越先生无奈，毅然承担了引起事件发生的全部责任，决定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之职。
然而，即使是是辞职之后，对他的攻击还是不见收兵。就连濑越先生的家里，仍然有坊门的棋士将充满恐吓词语的书信不断投来。据说后来由间组的神部社长亲自从中劝解，并在一家饭店举行了“调停会”之后，这场攻击才终于偃旗息鼓。
我那时生活得逍遥自在，毫无牵挂。对这件事竟然长期蒙在鼓中，直至几年前从别人那里听说后，才刚刚了解到事件的经过。160手的确是个妙着。稍微冷静地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只有像秀哉那样棋艺高深的人才能谋算出来。即使如此，继续下去，结果如何尚且难言。的确，当时我置身激烈的对局中，对这一妙手并未察觉到。
总之，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将暂停后的棋，召集起本因坊门的弟子们共同商讨和推敲，这已是古今沿用的一贯作法了。这盘棋也毫不例外，一有暂停，便将一门的棋士唤来，专问研究对策。因此我想，即便说穿了这一手棋是由前田发现、由名人打出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
关于160手，还有这样一段闲话，即日本棋院大仓副总裁，事前便知道了这一妙手的存在。大仓先生对这盘棋的局势发展非常关心。当时，不知是哪阵风，就在第160手打出来的前一天，先生在家中设宴招待了我和木谷实，让我们饱餐了一顿美味的中国菜。说来有趣，尽管我有时特意去大仓先生家问候拜访，却从未沾过他家餐桌的边儿。如今先生唤我去府上赴宴，这种美事还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我们边吃边谈，话题尽是些有关围棋界的事情，而有关和名人对局的事连半句都未提及。可是，那天格外热情的大仓先生，在为我们送行至大问的途中突然说了句：“白棋的下一手要是打在这儿怎么办？”随即将翌日打出来的第160手的地方指点出来。由于是在漫步之中被人奉告，因而大仓先生所指点的那个地方，我当时并没有马上明白。当时我只是淡淡地一想，觉得作为围棋业余爱好者的大仓先生不可能一语道破天机。于是，随便敷衍着应了两句就告辞了。总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对此毫不留意。况且，我在升段大赛和其他的新闻棋战中忙得焦头烂额，就连和名人的对局，回到家后也几乎从未复盘仔细揣摩过。
大仓先生怎么能知道第160手呢？我想，也许他听说黑棋略占优势后，便向本因坊门下打听白棋的命运。大概那时，他被告知“有这一手杀手锏，没关系。”因而得知了第160手的秘密。
这次对局到了最后的那天，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弈。那时我的败北几乎已是决定性的了。但盘面上还残留着若干复杂的官子。我拼命地收官。抽空去厕所时，无意中看见对局场的休息室里，秀哉名人的弟子黑压压地聚集了一群，他们手中拿着许多张棋谱，都是早已将收官直至终局的多种打法彻底研究透了的棋谱。见到如此异常紧张的气氛，吓得我提心吊胆，于是赶紧向濑越先生求救。濑越先生立即拜请了京都围棋界的巨头、吉田私塾的主办者——吉田操子先生来担当公证人，后来，就连担当应急公证人的吉田先生，见到那戒备森严的阵势，也大吃一惊，觉得事态非同小可。最后，白棋终胜了二目。我记得终局的时刻，名人脸上硬梆梆的肌肉顿时松弛了许多。
局后，木谷实带我去饮食店慰劳。谈话中，木谷极力为我抱不平，说：“这盘棋完全只给白棋以有利条件，是极为不公平的对局！”
两年之后，木谷实与秀哉名人下了“名人引退棋”。那时木谷吸取教训，极力主张对局应采用封棋制和“同息一馆、闲人免进”的形式。果然，他的主张得以实现。
入籍日本
在我和秀哉名人又对弈之际，社会上阵阵阴风冷雨向我袭来，有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曾为我十分担心，他就是山崎有民先生。
昭和六年，他于‘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回到了日本。由于日中关系日趋险恶，他在北京美术商的买卖早已无法正常经营了。往在日本的华侨也都相继不断地返回中国。山崎先生当时对我说，若是我还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不取得日本国籍，终归难以长久留住日本。他劝我尽早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向二0三高地的冲锋中九死一生，成为幸存的三人之一。他常常以此为自豪。他在中国大陆有很长的生活经历，对政治亦了如指掌。
我毕竟对政治一窍不通，便去找望月先生商量入籍日本之事。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是同种同文的国家，入籍也是件好事。于是劝我将名字改为吴泉。为了既不忘中国也不忘日本，吴泉字的前一字按照汉文读音，后一字采用日文训读。就这样，我高兴地顺从了这一劝导。昭和十一年四月，入籍日本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改名为吴泉。最初见报时，大家都只会用日文训读我的名字，其实吴字应是音读。由于大家很不习惯，念起来又不甚通畅，于是，昭和十五年，在镰仓我与木谷实下“十盘棋”第六局之前，又恢复了原名——吴清源。
全家只有我一人加入日本籍，母亲和兄妹们仍然保持原有国籍。
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苦恼过。其实，入籍的事情我并未与獭越先生作任何商量。我想，未和他商量反有好处。因为獭越先生是个过于于认真、责任感强的人，当时若与他商量，战后他肯定会为我的国籍问题而大伤脑筋的。
大哥吴浣从早稻田大学转到明治大学，不管在哪个大学读书，他都作为围棋部的主将而十分活跃。他曾获得大学生循环赛的优胜。后来，他毕业后，我拜托床次先生对他
给以照顾，决定让他去“满洲国”任一官职。
“满洲国”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曾将“满洲国”作为“理想之乡”而大肆宣扬。我由于对实情毫不了解，轻信了政府的宣传，见大哥就职之事有了眉目，以为今后会在“日满亲善”中大有作为，一时曾倍觉心情舒畅、踌躇满志。
大哥一度就职于“满洲朝廷”的宫内省，嗣后调至于驻日本的“满洲国”大使馆，走马上任又回到了日本。
上海、青岛、“满洲”
昭和九年（1934年）五月，在日本棋院、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共同举办之下，以“日满华围棋亲善使节团”的名义，我们一行访问了中国各地。这次旅行预定为两个月、除了我和木谷实，还有安永一先生和田岗敬一先生同行。
由于身着和服，行动不便，决定以西服领带的打扮前往。我和木谷实穿西服是头一遭，谁也不会系领带，只好请田岗先生帮我们一一系好。乍一穿上西装，心情就好像是当上了某会社的社员一样。木谷实过去长年和服打扮，没想到西装领带对他再合适不过了，看着他就像一流会社的要人一样气派，真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从东京去长崎的沿途，出席了各地举行的“送别棋会”，最后到达长崎，乘上了“上海丸”，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上海。船在浩荡的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由那时算起，抵达上海已是翌日的傍晚时刻了。
在上海的逗留预定为两个星期，是此行访问时间最长的地方。当地的富豪张谵如先生谈情款待了我们一行。船一进港，便看到众多的欢迎人群在岸上挥手跃动。许多令人想念、倍感亲切的面孔也夹在人群之中。最最令人吃惊的，是我看见了幼年教我汉文的老师——杨先生的身影。
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棋会，当年我生活在北京时与我常常竞争胜负的顾水如、刘昌华、雷博华等中国棋士们也幸会一堂。一阵寒暄之后，对局开始。由于那正是我们狂热地运用新布局奕棋的时期，因而我们投下的子都是高位。对此，中国的棋士们个个惊诧不已。
我们还从上海去了苏州和太湖等地游玩。那天，我们乘游船随波浮荡在太湖，船上主客对弈、谈笑风生。听说大湖也有类似海盗一样的水寇，时常袭击游览船只。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的船也不敢大意地乱开。上海名菜繁多，我们此行真是口福不浅。遗憾的是我滴酒不沾，见到那“酒浸小蟹”，虽然馋涎欲滴，却只好逊谢了。记得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沾着佐料汁生吞人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光阴似箭，我们在上海两周的逗留一晃而过。我们队张谵如先生处得到一千元的谢礼，接着向青岛继续旅行。
到了青岛，我和木谷实二人决定去国分先生的府上打扰几日。国分先生那时正因脖子疼不能扭动，样子十分可怜。他向我们诉苦说，到处请医生来看过却总是不见好转。那时，木谷实在西园寺公毅先生去世文后，继续在他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那里作信徒。公直先生给别人治病时，常常将手掌按在病人的患处，白中念念有词，采用“神贴掌”的精神治疗法。我和木谷实原来也学过此法。于是，“给国分先生治一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