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作-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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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铁路民营化的过程中，维京集团收购了英国部分铁路。
　　我们的投资规模很大，换上了新的火车和铁路线，火车速度比以前快了一倍，我们可以引导数以百万计的原本开汽车的人们使用铁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因为民营化后的铁路由专业人士经营，专业管理层自己筹资，降低成本，这样就能够大幅度地削减政府的投资成本。

　　民营化让英国的经济迅速地恢复了活力，英国民营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它还有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需要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

　　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　盖文·凯西
　　我们国家从８０年代就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在这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有大量的经验，现在的许多上市公司过去都是政府所有，我们希望能给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提供民营化的机会。

　　按照英国的经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一般都将分为几个步骤。首先，对国有企业进行分拆，把一家大企业变为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公司，让公司之间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其次，允许民间的个人资本投入到原来的国有企业，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变为上市公司，让资本所有权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构成对企业管理者的鼓励与约束机制。

　　北京天桥
　　坐落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百货商场，是一家老国营企业。当年，它是北京商业网点中一个中小规模的商店。１９８２年企业效益开始下滑。
　　１９８３年４月，北京市体改办与北京财贸学院企业课题小组，一起会诊了天桥百货商场。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三方达成了一致的认识，要解决企业激励与约束机制更深层次的问题，实行股份化改革可以是一条有效出路。于是，天桥百货商场的股份制首先在其内部员工中开始了，但是，当天桥百货重新向工商局申请公司更名注册却遇到了麻烦。

　　时任天桥百货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藏怀俭
　　他到工商局没法填，工商局说这怎么填呢，企业性质怎么写反复说，你们走，回去回去回去吧。我们商量商量，商量也不行，市里领导也比较重视这件事，找了主管局长一说，干脆实事求是给填上得了。

　　在工商局注册之后，原来的北京天桥百货商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北京天桥百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的时候更热闹，发股票，当时发股票的概念是说老实话只听说过股份制，没听说过股票怎么发，发完了怎么用，发完了怎么分红。根本连想都不敢想，发多少钱呢？当时我一算计发３００万就可以了。

　　天桥百货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筹资额为３００万元人民币，这张股票非常类似于债券，不仅有面值和三年的期限，而且持股人每年还享受固定利息以及不固定的红利回报。

　　在天桥股票发行的过程中，没有人看见过企业的财务报表，也没有人知道股票价格确定的依据。当然，股东权益，管理者经营目标，筹资后的资本使用方向等等，这样一些今天的投资者几乎必须明确的问题，当时的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因为我们当时啊，我们大家都不太清楚公司是怎么回事，就我自己来说，我那时候参加过这个讨论，我自己就不是弄得太清楚，只是在《资本论》上看见过，讲到股份制到底具体是怎么回事，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想非经济学家，可能跟我们经济学家差不多，也不太清楚。

　　敢于承认自己不懂，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勇气。但是，也确实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尚且不懂，那么没有专门研究过经济学理论的企业管理者或者政府官员，他们对于股份制又能知道多少呢？

　　１９８３年，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根本没有股票市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股票市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投资人一旦购买了股票，将永远无法再把股票变成现金，这样的风险又有谁愿意承担呢？因此，天桥股票既有期限又有固定利息，这些与债券类似的地方，不过是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而已。由此可见，股份制绝不是某个企业所能运作的，它需要一整套的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与之匹配。于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探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序幕。

　　沈阳
　　沈阳是中国国有企业集中的城市，１９８５年的冬天，为了筹集企业急需的资金，沈阳许多国有企业采取了发行债券或内部股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企业把钱拿走了，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时任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罗振忠
　　老百姓有这个券需要变钱的时候，怎么办，到哪儿去，所以在省市行的帮助下，我们信托就开办了一个证券的转让业务。
　　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就是这样悄悄地进行着债券和企业内部股票的转让业务。
　　这个地方就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５日开办证券转让业务的地方，外面也是人，里面也是人，这边这个大厅里头，有买的，有卖的，有鉴证的，有抵押的，这边是我们的价格板。当时都是原始的，我们通过把原始券复印以后标在这个上，卖的价钱买的价钱，使得这个公平合理。

　　这确实是新生事物。１９８６年８月５日，这家证券交易柜台的开业，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国外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１９８７年初，外交部组织了５０多个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到沈阳参观。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刘鸿儒
　　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那个窗口，在窗口有几个窗口，开始挂牌可以买卖企业债券和股票，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很简单就是黑板上写一写买价、卖价，数量又很少，当时股票本来就少，在沈阳东北地区更少，但是这个问题引起各界的重视，因为它是个突破，是属于股票的二级市场，企业债券的二级市场，这是很大的突破，这引起各界注意，新闻单位都去采访，外国的新闻界也去，那儿一阵成了参观点了。我去的时候，有军队警察在那儿维持秩序，都到了这个程度。其实，它数量不大，意义在于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当时，人们仅仅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柜台，让老百姓手中的有价证券实现自由交易。日本的《朝日新闻》对这件事做了这样的报道：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一个交易柜台，诞生在中国沈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胡同里。
十——他山之石
上海江宁路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４日，上海市江宁路一改往日的安静，这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大约２万多人排成长队，等待购买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万人攒动争相购买股票的景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国内外各大新闻媒界纷纷报道此事。

　　这是新中国建国３５年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
　　时任上海工商银行静安营业部负责人　黄贵显
　　当时上海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富余的地皮，富余的房子。缺少什么呢？缺少资本的运作，他们没钱，财政不可能拨钱给你搞实业，现在我们叫三产了。怎么办呢？学农村的集资，先是职工集资，后来呢就是亲戚朋友的，再后来呢就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反正你托他，他也给你集资，那么当时我们想呢，既然已经不是完全是内部集资，为什么不能跑到外面去集资呢？光明正大的不要偷偷摸摸的，等到小飞乐集资的时候呢，我们就试了一下。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批准，以每股５０元的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了１万股股票，共计筹资５０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飞乐音响当年那张原始的股票，由于它标准地体现了股票的特征，因此，它一直被人认为是新中国的第一张比较规范的股票。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尔林率领由２００多人组成的商务代表团来到了中国，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一行。
　　菲尔林主席旁边的这位年轻人，当时是外交部的翻译。
　　时任邓小平同志的翻译　高志凯
　　菲尔林先生从股票市场的这个结构，从它交易的情况，它上市公司的情况，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在听取了这些介绍以后，邓小平同志就说我们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你们现在很富有，我们现在还是在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呢，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私有经济的成份，民营经济的成份。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邓小平的声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将这张新中国首次公开发行的飞乐音响股票，托人转送给了菲尔林先生。
　　８０年代的中期，一群在美国学习金融证券的中国莘莘学子，将目光移到了祖国，这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就成立这么一个纽约登记的叫做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委员会，后来在１９８８年５月前后，一块大家曾经写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建议性的东西，建议在中国搞证券市场的实验，但是这个东西到了１０月份，做成了一个我们后来称作白皮书的这么一个报告，交给了中央。

　　１９８８年，经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国内最大的８家信托投资公司，联合成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他们成了中国最早设计证券市场的一群人士，王波明是其中的一位。

　　时任联办总干事　王波明
　　我记得是９月份在中南海里头，由当时的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专门主持了一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汇报会。当时，有我、张晓彬，还有咱们现在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我们３个人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去做了一次汇报，经过汇报以后，我们就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时候，应该是马上就启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那当时中间的过程不说了，反正最后依林同志就讲这个事情叫条件不成熟，但是必须得搞，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这个事要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民间发起，政府支持”，中央政府这一明确表态，使建立中国股票市场的设想，变成了上下一致的认识。加上上海、深圳的地方政府更为切实地行动。从而形成了建立中国股票市场的三股力量。这就是以“联办”为主的民间学者阶层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两级政府。

　　上海市政府动作非常快，当时马上就成立了一个叫３人小组，３人小组是当时上海市人民银行，我记得它的行长龚浩成，交通银行行长李祥瑞，再加上体改办主任，和体改办主任３个人组成了一个３人小组，专门作为推动这个证券市场发展的这么一个机构，常设机构。

　　时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禹国刚
　　１９８８年的６月深圳市政府成立证券市场领导小组，那么这时候我担任领导小组下面的叫专家小组组长，那么作为领导小组下面具体办事的我们这个专家小组，首先第一件事是把国外包括美、英，也包括当时这个港台地区，这些个证券市场成功的那些公司法、证券法、投资者保护法，把它都先翻译过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然后移植借鉴，这当然要结合我们大陆的实际，把它写成我们这个证券市场的法规的草案。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深圳证券市场蓝皮书的小册子。这里包括深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及其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等，它是国内第一套比较系统的证券法规。

　　从企业重组到股票发行，从上市交易到市场监管，股票市场一系列复杂的规则，牵动着方方面面的神经，而这里最为急切的莫过于那些资本的使用者——企业了。深圳万科集团公司，当年就是一个勇敢的尝试者。股票代码为０００２号的深万科股票，初次发行时却有着一番尴尬的经历。

　　时任万科集团副总经理　孙璐
　　当时我们向个人股东发售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１月初，天阴着，下雨呢。然后我就上蛇口菜市场，到菜市场以后呢，每个菜市场都有工商管理所，找到工商管理所的同志，说明我们这个企业我们想在这里摆个摊位，来卖卖股票，这人家觉得奇怪了，第一你这是不是骗子，哪有说你这卖卖什么东西卖股票，我这是卖鱼卖菜卖鸡蛋的有，没听说过上这儿摆一档口卖股票。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刘鸿儒
　　因为股票在人们的印象里头并没有占位置，因为股票市场发股票的股份公司很少，股票也很少，交易本是微乎其微没当回事，就１９９０年５月份深圳市这个股票交易突然爆热，就事后了解是深发展带的头，深圳发展银行它的分红高，配股量大，大家一看，这玩意儿赚钱了，就引起就轰动了。

　　１９９０年初中国消费品紧缺的时代即将过去。而另一种投资品——股票的紧缺却悄然来临。于是，股票市场开始它历史上的第一次火爆。
　　股价的快速上涨，股市让穷人一夜变富的神话，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而这个现实也唤起了更多中国人迫切致富的躁动心态。
　　股票市场是去是留，股票市场姓资姓社，这一切都在震动着中国，震动着北京。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深圳珠海庆祝特区发展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会议的江泽民总书记来到这里，并邀请中国人民银行主管证券业务的副行长刘鸿儒来到深圳，希望专门了解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些问题。

　　由于当时工作比较紧张，总书记在会议的主席台上告诉刘鸿儒，我们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再谈。
　　这个照片呢就是在广州上的飞机，这是江主席的专机，从广州到北京的路上，我们谈这个股票的事情，这个照片的后边呢写的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在从广州返回北京的飞机上谈股票市场的问题。

　　他听到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这些问题都问我，我就如实把我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向他做了汇报，那么临下飞机之前呢，我就主要表达一个意见，我说江主席咱们这样，这项改革咱们不能轻易取消，这是影响国内和国外的，我们改革还是要往前走。但是这项改革是我们没有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做过的，咱们没有办法保证它一点差错没有。

　　这次谈话以后，江总书记回到北京专门请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等其他同志到深圳进行调研。在深圳期间，周建南详细听取了深圳市政府和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汇报，并与投资机构、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股票市场相关机构反复座谈。周建南回到北京后，全面详实地向党中央汇报，开办股市利大于弊，并对深圳股票市场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

　　在中国证券市场进入徘徊的时期，江总书记明确指示，保留沪深股市，继续试验但暂不扩大。
　　所以呢江主席就是经过认真思考确定，试点继续试验，但是暂不扩大，这说明他做这个决策呢那是很慎重，经过周密的调查，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但是在关键时刻，保住了股票市场改革试验，支持了股票市场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