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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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时候我想我不想活了，火车来了把自己撞死算了，等了好多好多时间好长时间。？
邵培强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红光实业”的停产让这条铁路不可能再有火车驶过了，邵培强算是保住了性命。？
（这个小店是你自己又建的吗）这个钱不是我的，是我姐姐的，（又是跟你姐姐借的）自己没有资本了，已经没有钱了。？
邵培强用借来的钱，在上海市郊开了一家拉面馆，今天是第一天开张，他告诉我们，如果中国股市公开披露的信息能够变得真实可信，我还会再去买股票。？
时任德利佳信投资银行（中国）业务部总经理张利平？
如果说这家公司它盈利的预测，最后它的结果和预测不一样，那就是失去信誉，投资者就不会买他的股票。甚至会抛售它的股票，所以我讲的，用英文来讲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在金融市场可以这样讲。它的声誉或者是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行规，我们今天讲的行规，你破了这个行规。？
你今后再怎么做，不管是专业人员也好，上市公司也好，人家都不会信任你，不会聘请你，也不会买你公司的股票。？
事实上大到一个市场，小到一张招股说明书，这都是诚信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上，律师事务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久负盛誉的中介服务机构。？
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群？
跟会计师之间工作紧密联系，他们的财务报表一旦出来之后，我们要就财务报表的每个数字，和这个数字说明的这个公司财务状况，进行一个尽职调查。？
这个尽职调查，涉及到整个发行人的它的业务，它的资产，它的历史，它的目前现状有没有重大诉讼啊。凡是有可能在合理的一个投资人，判断来讲会影响到他投还是不投，做这个决定的事实，你都要把它调查清楚，做一个判断，该不该写到招股书当中去。？
四川成都在“红光事件”中与企业作假相关的中介机构也当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律师寇孟良？
现在在我的业务上感到非常的被动，处罚公告出来以后。？
我原来的客户都不跟我打交道，那个原有的那个业务主要就是，上市公司业务这项都没有了，另外就是还希望上市的，这些公司也没有了。？
寇律师的证券业务全都告吹了，而当年在中国显赫一时并参与“红光”造假的蜀都会计师事务所更是人去屋空，变成了今天这样一幅横样。作为“红光实业”主承销商的中兴信托则被判罚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永远不能进入证券市场。？
１９９７年９月下旬，参与中国电信重组的４００多位工作人员，终于看到了他们工作的初步成果：一份详实的招股说明书和第一个初步预测股价的价格区间。？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江勇？
最后我们确定下来，中国电信从基础面来看的话，那么它的初步定价范围，是在７．３３港币到９．５５港币。这么一个范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范围意味着中国电信的价值，大约是在１１４亿美元到１４８亿美元这么一个范围。？
这事实上是一个理论价格。但最终的发行价格还要取决于投资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需求。这时，就应该正式路演了。？
路演实际就是公司到世界各地，主要投资基金聚集的地方，去和这些机构投资见面。这里面有一个路演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在于供求见面创造需求。？
中国电信从９月２９日开始，正式的进行路演从香港开始。那么到１０月８日的时候路演进行到纽约，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当时的需求已经非常强了。？
中国深圳中国电信股票发行的“路演”工作开始之后，深圳邮电会议中心便成了发行的指挥部，而此时，路演所创造的市场需求使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在这里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当时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的方风雷先生，一直负责指挥和协调中国电信的股票发行工作。？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中国电信上市的时候，深圳邮电会议中心是指挥部，这个房间是经常开会的地方。特别是从９月初开始，在这里要筹备这个分析师会议，然后战略投资者的会谈，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也是在这里搞的，最后的定价，确定，也是在深圳邮电会议中心确定的。１０月８日是非常关键的一天，当时路演的团在美国，这个吴部长在国内。这个中金公司董事长王岐山在北京，当时经过各方面分析，决定采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策就是提价。？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８日，这部电话机同时接通了北京、香港和纽约，一个讨论提价的电话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而就在这一个小时里一个新的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了，９．５至１２．６港元之间。这意味着公司的价值是在１４７亿到１９６亿美元之间（字幕）。？
中国电信股票的提价，同样引起了境外媒体的热切关注，香港信报专为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中国电信股票提高发行价格当属高明之举。？
１０月８日以后呢，我们就非常紧张了，因为这个时候恒生指数一路在掉。？
当然就非常紧张，这时候能不能发出去，因为你把价格提上来了，可是整个的市场大势并不配合，你等于说是逆势提价。？
投资者会不会购买呢？会不会接受你这个提价的现实呢？从１０月８日到１０月１６日这个期间，是非常紧张的时候。？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在香港股市一路下跌的情况下，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必须再次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在９．５至１２．６港元之间，确定一个最终的发行价格。？
是我们１２块６还是１２块，还是１１块５还是１１块。那时争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基本上这个分为两派：一派是我们确保发行成功，价格呢，保守一点，就是１１块钱。？
另外一派观点就是没有问题，我能发出去，投资者会购买，市场会支持，我们可以多拿回钱来，就是１２块６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上线１２块６，一个下线１１块，在这个范围内。当时（争论）非常激烈，吵得脸红脖子粗。？
之所以争论得如此激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问题。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一般认为，一只股票定价是否准确，上市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只股票上市后的１０天之内，其股价市场的波动幅度不应该超过１５％。？
１２块６还是１１块，当时占一半一半吧，当时是非常激烈的。？
高盛公司融总裁麦克·埃文斯？
当时，我在办公室跟定价小组的成员，召开电话会议，艰难地做出定价决定。？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这个时候，这个吴部长，王岐山董事长，两个人最后做了一个决策，就是１１块８。？
我把这个他们的意见传达给前方，前方人开始两分钟的静场，静默，没有声音，然后紧跟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热烈鼓掌。？
高盛公司副总裁麦克·埃文斯？
那一刻我多少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长达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总算熬到了头。？
中国香港１９９７年的１０月２３日，这一天，国际金融投机的豪客们云集香港，他们调集了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加大了对港币的攻击力度。以致恒生指数当日一举下跌了１４００多点。而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香港金融市场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了。？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中国电信香港，是在逆境中间上市的。？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那天晚上举行这样一个招待会，你想大家的心情可想而知，本来我们想参加的人可能是门庭冷落，不是会有很多人参加。但没想到，香港政府的一些官员，这个大公司的领导人，李嘉诚、郭贺年、郭炳湘这些几个大公司的领导人全部到场。？
当时我们的董事长王岐山，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话，最后我想说的中国有句老话：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全场热烈鼓掌，那天气氛是很热烈的，也很悲壮。？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中国电信进行了第二次股票发行，与２年前不同的是，这次股票的发行价格达到了２４．１港元，股价是第一次发行的两倍。
四——挂牌前后
？？？ 沈阳地区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８日，一场罕见的春雪覆盖了沈阳，这天下午４点４５分，一个让飞龙员工震惊的消息，从香港传到沈阳飞龙公司的总部。消息说：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姜伟刚刚在香港宣布，飞龙公司已经放弃了在香港上市的一切努力。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４月２８日就是最后一次延期是下午４点半，当时因为这段时间，我就亲自上阵了。我借了沈阳在香港的办事处，也就是叫沈港有限公司，我用他副总的办公室，因为他里面的电话，传真都很全，他副总叫我撵跑了，我说你上一边去吧，这办公室暂时归我１０天，我在那个地方跟券商反复谈啊，谈定价什么的，没有办法，我自己得上，到最后，最后就还剩３０分钟，３０分钟我就给承销商打电话了。就是我放弃上市，我推迟上市。
价格很低，那个时候上市低到４．２倍左右了。
市盈率只有４．２倍的发行价，这实在让姜伟难以接受。于是，他放弃了。在姜伟的脑海中，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痛苦，痛苦，痛苦，不光我痛苦，连我的承销商都痛苦，害怕，一有传真就害怕。一有传真就害怕。
这位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东北大汉，面对一张张传真使用了“害怕”一词，这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如果要知道，当年的香港联交所在审核飞龙公司上市资格的半年时间里，一共向飞龙提出过２８００多个问题，或许这也就不难体会姜伟当时的心境了。
因为他问二千多个问题不是一次问的，一次问三十多个。
因为香港的这个联交所，它对上市公司的审查，实际上对上市公司所有问题的解剖过程。因为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是你用语言和文字来回答的，用语言文字回答无效。他提的所有问题都要提供证据，提供原始的资料，提供你当时的文字。
而且这个文字需要三方律师签字，那就是承销商的律师，企业的律师。因为企业当时，当时香港还属于英国嘛，那么就是英国的律师和中国的律师，三个律师签字。
姜伟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式，为了应付这些问题，他几乎中断了所有的日常工作。
十年前
这既是一次姜伟的家宴，也是一次飞龙的庆典。１９９１年的这一天，姜伟辞去沈阳一家药品研究所药剂师的职务，同他母亲一起组建了飞龙公司。
踌躇满志的姜伟，从此缔造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他看准了国内保健品市场的空白，使飞龙公司的第一代主打产品——延生护保液，一举红透了大江南北。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４年的４年之间，公司销售总额达到了２０亿元，实现利润４．２亿元人民币。
这位是姜伟的老姨，曾经是沈阳一家国营企业的财务科长，她在飞龙公司鼎盛时期被姜传请进了飞龙公司。因为她是姜伟的老姨，所以在飞龙公司没有人称呼她的名字，统称为老姨。
沈阳飞龙集团财务科科长老姨
当时我来以后就发现，发现在管理上，你比如说商品管理上，应收账款的管理上，费用审核上，光靠老板一支笔，财务费用审核没有专人搞这个东西。因为迅速膨胀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乱事，原来卖钱卖得也少，人员也少，用不着这么复杂，设这么多人。但是后来迅速膨胀以后，没有这些人不行，干不了。
老姨的话，道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企业大了，姜伟一个人管不过来了。
当时就是财务所有的事务太多了，销售票子，费用票子，那就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给搞上市的时候，给咱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这是飞龙公司档案室内的一幅照片。在申请上市的日子里，公司财务人员打着点滴加班加点整理着飞龙公司的账目。尽管如此，负责飞龙上市财务审计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依然认为飞龙公司不能有效地配合他们的审计工作。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他们就是对我和我们的财务公司经常提出问题。就是说不配合，不配合，实际上我已经用全身心的力量配合了，他们所说的不配合，是在专业上业务上不配合。我不明白我怎么配合，我也整不明白，我已经全力配合了。飞龙公司已经把滴溜挂在飞龙公司了，四五个滴溜，这边输液，在做财务做资料，你还让我怎么配合，就差我老总挂滴溜了。
姜伟在痛苦的折磨中意识到，飞龙公司的财务水准与国际通行的会计制度之间确实有十分遥远的差距。当时的飞龙在中国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家族企业，但是用现代企业制度去衡量它时，却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如意，而这些地方恰恰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最起码的要求。
作为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张志勇为了研究民营企业，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跟踪姜伟，并阅读了飞龙公司全部的历史资料。
《工商时报》记者张志勇
香港联交所给飞龙提出了，面对上市公司存在的四大隐患：第一，没有可信的企业发展规划；第二，没有一个硬碰硬的高科技产品；第三，资产过低、或者资产不实；第四，财务管理极其混乱。
香港联交所所获得的这四大隐患，是香港联交所在飞龙公司，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的不断地查账，不断地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姜伟自己说是刀刀见血。
飞龙的股票在香港没有得到投资者的青睐，飞龙公司在１９９５年痛失了一次发展的机会。
广东顺德珠江岸边一个名叫容奇的小镇，广东科龙股份有限公司就诞生在这里。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３日，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内地惟一一家乡镇企业，以每股３．６港元的开盘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登台亮相了。
从科龙公司的诞生一直到上市，王国端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和经营者，在科龙上市后不久，接任了科龙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
与沈阳飞龙不同的是，广东科龙公司最初是一家生产家用电器的乡镇企业。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看，沈阳飞龙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姜伟，而科龙的一切则必须听命于镇政府。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总裁王国端
我们没有上市之前，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经营目标计划，作为经营计划来说，地方政府必须到我们公司来，参与我们整个经营目标决策的会议。他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行，也可以去调整我们整个经营举措。
政府做出决策，但是并不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加上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常常不一致，这些都会使经营者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失去应有的效率。
如果按照政府行为来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