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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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沈从文对山川风物的记述细腻而生动，同时，他也在学习以唯物主义的方法表现社会生活的变化。他给夫人的信不厌其详，简直就是小说写作的提纲和片断：“山凹间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的，返着明光。有些天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情景全相同。一切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的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间，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美，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的黄菊相映成趣。一面是即只五岁、满头疥癞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箕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边走过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一些位置在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是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贫农人家，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村干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三姐，这对照太动人了，我不知为什么独自在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
沈从文在新社会得到的精神感动是真实的。和大多数希望社会前进、希望农民生活改善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这样的参与欲望，也包含着对自己家庭和亲人的具体不幸的隐忍。沈从文的弟弟沈荃以国民党将领身份，参加了湘西的起义与和平接管，在紧接的“镇反”运动里却以“反革命”罪名被枪决，直到三十年后才得平反。沈从文对弟弟的遭遇几十年里讳莫如深，他这时候想进行的小说写作，是以张兆和的一个叔伯兄弟、牺牲的地下共产党员张鼎和为原型。沈从文将四川农村的环境体验极力与张鼎和活动过的江南农村相联系，他说：“虽不曾去过四哥过去工作的地方，得不到大圩子的印象，但是把四嫂叙述和这个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在成熟了，在生长了，从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了。我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大致回来如有半年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会产生一个新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成熟作品。即把这里背景移到四哥故事上去。这也是米丘林的做法，在文学，如求典型效果，且是惟一这样可能得到成功的。你如记起《边城》的生产过程，一定会理解这个工作的必然性。”沈从文对自己表现革命英雄的长篇小说颇有信心，他说：“大家一定以为我是个对事不关心的人，可不知一切事在如何空气下在动和变，我都一律关心，而且倾心……一点不懂政治，却深深懂文学如何和历史结合，和人民结合，和某一阶层结合，用何种方式来表现，即可得到极高政治效果的土改队中无固定职务的工作员。”
比较其他一些文学才能远逊于政治热情的作家，沈从文有一套自己体验而得的表现生活的奥秘：“正和过去与（马）思聪、（梁）宗岱三人同听悲多汶等全套乐曲一样，各有所得。思聪从作曲者和指挥者和器乐独奏者，都可得到一些东西。宗岱得的是音乐史中的某些东西。我呢，在直接方面似乎毫无所得，但间接转化却影响到好几本书，特别是几个给人有印象的东西，其中即有乐曲中的过程节奏，也近于乐曲的转译成为形象的试验。但理会到这点的人是不多的。”沈从文最有影响的小说《边城》、《长河》都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音乐感。艺术成分在小说里的浓度，并不受题材局限。苏俄时期的小说如高尔基的某些作品、如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因为具有浓郁的艺术成分，并不因为时移世异而失去价值。钱钟书的《论通感》，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普遍存在但并不为所有作家把握的美学心理现象，沈从文却在自己的体验里还想继续进行更加具有历史幅度的实践，他怎么能放弃小说？
“给我一点时间，在我生命中投一点资，这点天地悠悠感就会变成一份庄稼而生长，而成熟……我理会得到，新的人事印象的复合，我还能组织起来，成为一些有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成品。因为文字的节奏感和时代的脉搏有个一致性，我意识得到。”这样的倾诉，这样的心灵自白，这样的祈祷，在生命成熟时期的表现欲望里如同喘息，如同哭泣。沈从文对文学创作志向极大，越是退出了文坛，这志趣越是以空前的精神内敛力度折磨着他：“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情形相异而又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生存有了理会。但是到身心衰弱时，三姐，什么都说不上了。”当时的沈从文正在半百之年，若将西之丽阳，最难舍辉煌之堕；若已开之繁花，最难堪水淖之流。
沈从文1951年11月19日给夫人的信，一口气写了近七千字，一个文章圣手，在孤独静默里的思想，真正是神驰八极、心游万仞，而又感叹无限，悲戚无限。这是沈从文在自觉的思想改造阶段对小说的深情回望。以后的十年间，因为没有他希望的“半年宁静的写作时间”（主要是没有心灵的宁静），最初的想像只能残留在脑海里，或者也因为不断复杂和尖锐起来的文坛环境被自行驱逐。
三
到1956年，沈从文已经在文博部门站住脚，对于文坛，也可谓实现了无摩擦的远离。表面看来，沈从文的“出走”已经成功，但其小说家的观察之眼却不能不随时感遇。这年他出差往上海，给夫人写信谓：“江北车夫精强力壮，眼光四注，手足灵活，转弯抹角都用李少春演《三岔口》手法，丝丝入扣，在汽车无轨电车间进退自如。一切却极其自然，全无名演员骄气，真了不得！”沈从文早年曾称自己为“乡下人”，如今离名人圈渐行渐远，对时下“名人”还有农民式的反感，而他内心却不能不和这些名人暗暗叫劲。以他的精勤，对文博工作也自有着力处，但这里的状态亦让一个离开了创造就没有着落的精神生命苦恼：“……随便抄抄故宫说明，还不容易？但另外说点中肯窍的话，他们却不大知道，因为多余，删去了。这也是我白热心的必然结果。因为‘习惯’是只要些不着边际泛泛文字的。也无怪乎好些刊物都毫无有性格有生气的好文章，为的全是照例无一句错话，同时也照例无一点精彩的文章。”他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不免用“旧眼光”看人事：“也有不少代表，具有各省科级干部味道，一般有四五十元公务员，都必须打扮得干干净净，才有办法。女郎还是乐意嫁首长，首长年纪却必然相当大，而且有了人。总之，有竞争，有悲剧，只是不成为新闻资料罢了。”写过《八骏图》的笔，写过《顾问官》的笔，却只能在自己心里挠痒。比起土改中的精神冲动和风物体察，这些嘲弄之笔只能是浮光一掠，然而，一个小说家，在任何生活情境里，总不免遭遇撩拨。
自从离开文坛，沈从文就躲避朋友，而在文博部门得以立足之后，他有了公费出差的机会，已经多年没有见到的老友巴金，被他期盼着一次卫八与杜甫式的重逢。快乐的天性、多年孤独中的寂寞与期望，使他展开着美好回忆与想像，但现实却是因为地位变化带来的无可掩藏的隔膜：“人都为事缠住。失去了过去人应有的从容，即自由如陈蕴珍（萧珊）女士，我告她来北京和三姐玩几天吧，她说我得送我家宝宝上学，学琴，一面说一面用小杯子浇花，也有点隐士太太规模了。巴金事就自然更多了。很奇怪，这么不从容，哪能写得出大小说？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么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视学员一般，哪能够看得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情形？……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沈从文对巴金生活的“不从容”不满意，对赵树理“不从容”而作的“问题小说”也不满意，而沈从文曾经设想过的农村革命题材，是想从容来写，写出声音、音乐和色彩来。亦如一个武林高手，看着别人的破绽，禁不住要出声评判，却又不能不噤声闭口；但是，心痒又不能不自挠。“照情形看，要写，稍稍回头写五四以来事，抗日时事，专为学生及中级干部看，中学教员看，比《春》、《秋》、《家》相似而不同题材，写社会，会比较容易下笔，也比较容易成为百万读者发生兴趣的东西。因此我想写四嫂所谈故事，易成功，有十分之八成功。”沈从文想写革命小说，但他特别注意情景气氛，亦如以前的《边城》等作品，形式就是内容，就是风格，而当时的大量作品，要的是直接的社会意义和红火热闹的情绪场面，这都是沈从文并不擅长的，仅仅是他那夹杂土语、不以欧式文法为标准的语言习惯就大不合于时风。但沈从文并不甘心，他的文学眼光有时候近观现实，又会突然远望历史，认为自己的不遇与悄隐正是大作家发萌的别一种条件：“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好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只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有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对文学的感知是一回事，生活现实对人的压力又是一回事。从生活处境来讲，沈从文自知，他比前代的曹植和曹雪芹并不算十分糟糕，并未如曹植的被监禁，也未如曹雪芹的举家食粥，他不仅可以公费出差旅行，甚至也可以到海滨休养。古代作家，除却穷达之分，创作思想并不截然分判，“诗穷而后工”甚至成为共识，而沈从文所处的时代，郭沫若仅仅是“粉红色”三个字就可以让他精神失常，遑论其他。达者“不从容”，穷者挣扎、冲突，终于也跳不出思想禁锢，几十年间，都若《林冲夜奔》里的那句唱词：“急忙忙走不出这山前古道。”
沈从文处于边缘地位，难免产生逆反心理，对当时活跃于文化界的主流权威多不服气，他不便多谈作家圈的朋友，便谈戏剧。1956年12月10日，沈从文在长沙看戏后有议论：“梅兰芳六十岁犹上台装女孩子，有人在报上称赞《宇宙疯》装疯之妙，又说什么内心活动，出神入化，我一点不懂……我一看到他被人称赞的衣装就生气，宁愿称赞越剧《西厢记》，不肯同意他的《洛神》或任何一种戏剧服装，因为实在不美！但正如我不懂相声艺术一样，我实在不懂‘艺术’，懂的是不知应当叫做什么！这也真是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湘行散记》作者不能再写文章，情形也许相同。”
“《湘行散记》作者”不能不生活在自己的文字习惯里：1956年年底，沈从文回到湘西，“见几个麻阳婆守在一个狗肉馆前摆烟酒小摊，那馆子却有四十三只狗腿挂在屋梁上，柜前陈列六七个酒坛，可惜看不见武松、浪里白条一流人来到铺中大宴”。这样的情形是中国农村集镇中的传统遗存，在沈从文的观察里自然会生发边地生活的无穷想像，他当年的作品多因为这样的色彩而独具乡土生活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但这样的生活情形在合作化以及很快到来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大规模的变化里，当然只能被当做“落后”“低级”生活形态趣味的代表而渐至消灭。
沈从文本来有一双感受生活之美的眼睛和心灵，便处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天气热热的，令人回想起小时候春夏之际情景。人在病中，看到许多花，在日光下静静的开放，心软软的，真正是小心子好柔软！我还记得有那一回，看到花台上碧桃开得十分热闹，我正病好，没有人理，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心子弱弱的，哭了起来。家中人不明白情形，还骂了我一顿，可不明白小孩子‘心灵’如何需要安慰和爱抚……想起五十年前旧事，好像直到这时才懂得自己小时候那一点点！”
这样忠实于感受的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便无处不在。1957年4月26日，沈从文在上海写道：“这里有个极令人奇怪现象，是女孩子一到十四五岁，就像被烘烤逼熟的，把成婚后的女人烫发穿衣全学会了。可能这种人又已经十七八岁，总长不起来，和不健康的花一样，到了时候，勉强开放了。电车上到处可见这种人。另一种是新摩登，也多是个子小小的，总给人一种淫欲过度感。脑子里只是钱。对于书却绝不需要。至于生活呢，和苏州许多人一样，吃零碎！永远是什么采芝香，采芝春，采芝什么忠实群众。”这样的感受倘真写成小说，在当时会得到怎样评价呢？沈从文的欣赏趣味是乡土的，其间也不乏刚健，正若施蛰存所云：“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潜意识”会经常在他的思绪里奔涌。他其实并不乏跟随时代的愿望，这里对城市女青年的状态叙写，透逸的正是沈从文的乡土情结和“自我改造”的精神信息相通处。“我一见船就起一种情感……弄船人永远和陆地讨生活不同，永远从容许多，脾气也好得多。将来如有新诗人培养所，应当派到船上过一年半载，因为一面操作一面还容许思索其他事情，回忆旧的，估计新的，却和当前操作不矛盾……”沈从文的内心感受和精神追求，还是一种来自社会生活底层的赋予，正是这样的基础，使得他很快便和新时代的斗争趋向有了共鸣，也使得他在远离文坛中心的位置发生革命改造的愿望。这样的共鸣和愿望，伴随着沈从文对个人命运和处境的改善欲念，在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里，使得他极力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相应和，一个早被视为“另类”者，其言行却显得比阵营中人更加板正。
1957年4月30日，沈从文出差上海，正逢大鸣大放时期，当时文艺界著名人物巴金、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等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意见，普遍认为政策的束缚影响了文艺繁荣。沈从文本来对这些老朋友的“不从容”啧言甚久，对这些向党提的意见意见尤多，他认为：“有些人是靠小帮口而起来的，不是真正靠若干作品深深的扎根于读者心中的。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二十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鸣总不免有些乱。如果有机会让小作家和读者鸣鸣，也会把责任转到巴金等头上来，因为他们在领导，事实上可并不曾有多少青年作家或年老作家，在领导鼓舞中动起笔来的。”已经离开文坛的沈从文，反而对作家圈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