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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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中国近代史词典》，其中记载：“沈荩，字禹希，原名克诚。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随后至武汉，致力自力军运动，为右军统领，活动于湖北新堤。事败后，赴上海，后潜往北京，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于报端，引发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群起反对，被逮捕杖杀。”
沈荩其人其事，至此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仍然有不够明确之处。
（二）
读1993年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大公报初创时期的报纸特色》一节中，我们有了更详尽的且互为印证的材料。文中说：“1903年，新闻记者沈荩被清政府残酷迫害致死，就是《大公报》揭露于世的。”
接着介绍了沈荩被捕和杖毙过程：沈荩潜居北京，应聘担任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1903年清廷与帝俄勾结，商定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路政、税收及其他主权的《中俄密约》七条，沈荩从熟识的清廷亲贵大臣处获悉，发表在日本报纸上，引发群情汹涌。清廷恼羞成怒，于7月17日将沈荩逮捕。7月21日《大公报》在时事要闻栏中刊出这一消息，以后又连续报道，直到沈荩被残酷地立毙杖下。
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作为献礼，《大公报》香港馆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共十册，其中有《大公报新闻案例选》一册，编入历年的一些重要报道。书的第二十一页赫然列有《杖毙沈荩》的标题，转录了当时报纸对此一事件的全部报道。现摘录如下（当时报纸无标点符号，转引时加上）。
1903年7月21日第一次报道：肃亲王于23日（编者按：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3年7月17日）奉旨交拿人犯三名，于虎坊桥地方拿获。其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俟访明再布。
7月23日报道：前日本报纪肃亲王奉旨交拿人犯一节，兹探悉，被拿者为沈某。系经某大员面奏，并牵涉戊戌之事云。
7月24日报道：沈某在北京被拿，已纪本报。兹得悉北京来函云，沈荩系江苏太湖洞庭山人。此次被拿之故，因无赖倪某向沈借银三百两，沈未诺，倪遂衔恨。故被诬告被拿云。
8月2日刊发沈荩之绝命词：前北京拘拿之沈荩，已于初八日被刑。今得其绝命诗四章，照录如下：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引者注：这里只录两首）。
8月4日报道：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9月14日报道：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
9月16日报道：……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又闻发旨之先，有政务处某君面奏于皇太后云：万寿在迩，行刑似不吉祥，宜轻其罪。皇太后遂改旨速杖毙。政务处某君原为保全沈荩，见皇太后改旨，亦不敢抗奏……
七则报道，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闻记者，因为揭露清廷的卖国勾当，忠于职守而被杀害的全过程。镜头十分清晰地显示了牺牲者的无辜和勇敢，统治者的狡诈和凶残。
时下一些影剧中，频频出镜的“太后老佛爷”仪态万方，满面含春，迈着款款细步，把纤纤秀手搭在“小李子”的臂上，一付正人君子面孔。请大家务必不要忘记，她还在不时地发出“斩立决”、“立毙杖下”的旨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两面派。
这个蛇蝎心肠的独裁者，当一些外国公使夫人觐见谈到沈荩的冤抑时，竟然“颇有悔意”，真是虚伪至极，所谓老虎带念珠，假充善人了。
（三）
丁淦林教授在丛书《新闻案例选》的点评中写道：《大公报》报道了沈荩遇害的全过程，有绝命词和幕后决策等细节，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可信的史料。
昨日的新闻，今天的历史。季羡林在给这套丛书的题词中说，《大公报》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对《大公报》来说是一种赞誉。并不是所有的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些报纸的报道，歪曲事实，自毁声誉，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按照周雨所著《大公报史》的分期，刊登上述报道的报纸，处于创始时期，即我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英敛之担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的时期。他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以敢言著称，把那一时期的《大公报》办得有声有色。
1902年，英敛之三十五岁，东西南北奔走，艰辛地创办了《大公报》。在报纸创刊号上，作《大公报序》宣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救国救民之情，跃然纸上。创刊弁言中更宣布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
他不是口头革命派，创刊第五天发表“论说”（即“社论”），题为《论归政之利》，公然宣称要太后归政。说只要归政，就有八利。文中指名道姓地骂刚毅，批驳刚毅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与家奴的谬论。骂旧党，骂宫禁左右，只有对慈禧不作正面攻击。在当时，即使报纸办在天津租界内，也可以说是大胆已极。
清末官场乌烟瘴气，魑魅魍魉充斥其中。《大公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又把他们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毂木之蠹虫。指责吏治的腐败，痛快淋漓，鞭辟入里。
他在天津办报，却敢于捋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虎须，和袁抗争了十年之久。
1905年，《大公报》支持反对虐待华工的反美运动，支持抵制美货，拒登美商广告，袁世凯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英敛之针锋相对，发表“论说”，题为“说官”，矛头直指袁世凯。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应拔除凶邪，洗涤当权大官，否则改革无望。其后袁世凯几次企图对他施以收买，均被严辞拒绝。
英敛之虽然主张君主立宪，提倡变法维新，反对共和革命，但却公开反对清廷镇压革命党人，报纸揭发清廷杀害沈荩一事，已如上述。1907年，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大公报》发表论说《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坚决加以谴责。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又剖其心，啖食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英敛之对于中外报纸作过认真的研究，主张报纸要办成国民的喉舌。其职责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强调报人要守正不阿，以身作则。
英敛之办《大公报》十年，颇多创新，成绩斐然，为当世所称颂。梁启超在所办的《新民丛报》上撰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严复赠对联一幅：“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历史学家陈垣称他为“豪杰之士”。
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他悄然离开了《大公报》。此后潜心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1925年参加创办了公教大学。1926年逝世。
英敛之为《大公报》的续办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说也为后世的新闻工作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如何读钱钟书的信？
？ 孙玉祥
我们读钱钟书的论著和书信时，准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在读他的《管锥编》、《谈艺录》时，钱先生眼界甚高评人甚苛，他看得上眼的人没有几个，可谓悬格森严、一丝不苟！在《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叫做“钱钟书看得起谁啊”的文章也曾提到：“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显然，经过时间淘洗、如今享有大名的几位学者文人几乎都入不了钱先生的法眼。”于是作者困惑了：“那么，我们就不免要想到，钱钟书先生究竟瞧得起谁呢？”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句话，除了其问学请益过的老辈如陈石遗、李拔可等，钱钟书瞧得起谁啊？”如果我们只是看了钱钟书的正式论著或直接批评，这个结论应该是公正的——除了少数几个人外，钱钟书是谁也看不上！可我们要读了钱钟书的私人信件后，也许对这个结论就有所保留了因为在这些信件里，钱钟书先生是一反常态，对受信人是大表佩服大唱赞歌。譬如“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底，叹佩之至”呀，“此文用意甚佳，持论甚正，词锋亦利”呀，“尊文已拜读。非老斫轮不办也”呀，“突奉手札，并惠赐巨著三种，惊喜交并。如许撼九州垂千古之大题目，必须扛九鼎扫千军之大手笔，可谓函盖相称也”呀，等等。再比如“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等等。也许，看了他这样的信，你会觉得：一则，原来这世上还有钱先生佩服的人呀——钱钟书何尝看不起人？！二则，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些他在信中赞不绝口以至“吹捧上天绝倒于地”的主儿一定是什么不世出的大学者大学问家——起码，是比什么王国维、陈寅恪或张爱玲这些人还要牛的学者或作家。那么，他们是谁呢？大家不妨去看看钱钟书信札——都是些无名之辈。
于是，问题就来了：对钱钟书这些书信该怎么读？
有人不管那么多，只要是钱钟书的墨宝，就认定这是钱钟书的肺腑之言——白纸黑字么，还有得假？所以，一拿到钱先生这样的“墨宝”就忍不住四处张扬：你们看，钱先生夸我什么什么了，大得一跳龙门身价十倍之趣。譬如，在2000年1月《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钟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马斗全就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因为《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作者还津津有味道，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更不轻易示人，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就管不了许多了。此文刊出后，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更有意思的是：有个作家因为钱钟书在信中称呼了他一声“兄”而自称为“弟”，他竟也信以为真的写出了这样的妙文：“钱老复函这种写法，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以钱老的年高德劭，却自称为‘弟’，而以‘兄’称我这区区无名的晚辈小卒；以钱老成就之崇高而自称‘多好少成’、‘盛情厚望，弥增惶悚’。”（见《羊城晚报》1998年2月28日《痛悼钱钟书先生》）这种读信法叫人想起《围城》中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叫禇慎明的哲学家，爱干的活儿是向世界各地的著名哲学家写信致意，在信中无一例外地恭维这些个哲学家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而哲学家，照钱先生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中牢骚最大、也最需要恭维的角色：因为论专门的名气，他们不及科学家；而论普遍的名气，他们又不及文学家。所以一收到这不远万里来自中国的恭维信，高兴得险些连哲学都忘了，再一看，这信还算写得通顺，心目中也不知中国自古还有老子孔子之类大人物，赶紧回信，投桃报李地称禇慎明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以示英雄识英雄。然后就拿着这信向同行张扬——“看，连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都有人承认我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啦！”结果碰车：原来彼此都是这姓禇心目中“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难免扫兴，再不理这“中国哲学的创始人”了。而这边呢，禇慎明就靠了这第一次蒙来的十几封外国著名哲学家称他为“中国哲学的创始人”的信四处招摇——“看，连这些世界著名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选举我为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啦。”大家一看，白纸黑字，就还真信了这家伙的牛皮烘烘，真以为他是什么创始人了！
上面这种读信法当然不可取。因为大方之家都知道这信乃曾国藩之所谓“米汤大全”，当不得真的。更没有必要别人在信中称你一声兄，你就真以为自己是对方的“老哥”了。对此，韩石山先生在《且说钱赞》一文中有很好的分析：“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钟书称赞——不可当真’。”钱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说明：“在研究古代——是否竟可以说‘古今’或‘历代’？——文评时，正像在社会里，我们得学会孟子所谓‘知言’，把古人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上将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我想，钱锺书信就是典型的不必当真也不能当真的“应酬八股”。
还有人对钱钟书这种做法表示置疑：比如吴中杰先生就在《吴中杰点评鲁迅书信》“前言”中这么写到：“有的学者（大家看是不是钱钟书——笔者），虽然学养深厚，眼界甚高，对人对事其实看得很透，但在书信中却总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似乎个个都是博学的君子，难得的天才，弄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者，竟以此为据，到处自我宣扬，闹成笑话，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