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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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备受冲击等一系列矛盾与问题。
为此，清政府不得不加以变革。在留学毕业生考试方面，逐步将奖励科名考试与入官考试相分离。从1908年始，每年农历四月，清政府对上年学部考试及第的游学毕业生进行“廷试”，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职。1911年9月又宣布，自《文官考试任用章程》施行之日起，“无论何项学堂考试毕业者，概不奖给实官。其游学毕业生之廷试，明年亦拟不复举行，另由内阁会同各部规定文官考试资格及技术官、教育官须用专门毕业人才之办法”〔6〕。至于各级学堂毕业名称，仍保留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之科名。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完全废止奖励科名考试制度。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各科学生修业期满，试验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得称学士”；“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民国初年先后制定《文官考试令》、《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及《任官令》草案，开始规划实施新的文官考试任用制度。1916年6月及次年4月，北洋政府在北京先后举办首次文官高等考试和文官普通考试。至此，清末所实行的奖励科名考试，逐步为新的学位制度和文官考试所取代。
三
考试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往往因社会变迁、中外文化碰撞、教育交流和借鉴而发生某些变异，亦会在历史传承中获得新的发展。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曾指出：“虽然旧式教育已逐渐为教授现代科目的高等教育所取代，但尊重学问的传统一如既往，博学之士的看法仍然能影响公众舆论。”他对转型之后的中国教育给予高度评价：“‘少年中国’——在国外或中国国内的现代学校里接受教育的人们——其影响远比不那么尊重学问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广大。这大概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现象。”八十多年过去了，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尊重学问的传统正在发扬光大，成为促进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种“尊重学问的传统”不是凭空产生或从外国移植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科举传统一脉相承，植根于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尊贤”和“选贤与能”的文化精神！
百年来，科举制虽废，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科举考试文化传统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等，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借鉴，对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以高考制度为例，其演化过程就汲取了科举制之统一考试形式、公平选才观念及考试管理的有益经验。清末民初在移植西方教育制度过程中，我国高校实行单独招生考试。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但对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区域入学机会、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负面影响。1931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中，法政、文哲、教育、商科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五，工、理、医、农科仅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导致实科人才缺乏，文科毕业生大量失业。以同一标准招收不同地区的学生，经济文化落后省区的升学率远低于发达地区。为克服其弊端，南京国民政府试行高校计划与统一招生。1933年实行以学院为单位按比例招生；1935年改为实际招生名额控制。这一举措收到一定成效。1937年全国高校文科生比例降为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理、工、农、医实科类学生的比例则增至百分之五十一点二。抗日战争初期，国统区试行国立、公立院校统一招生考试。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走上高校统一招考之路。
高校单独招考演化为全国统一招考、分省录取，不仅借鉴了科举选士的统一考试形式、公平竞争精神和取额方法，而且适应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择优选才的要求。统一招生考试尽管存在偏重共性测量等不足，但能在较大范围内为各高校提供衡量考生文化水准和能力的标准尺度，具有可比性；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提高入学选拔的效率与信度；有利于减少招生舞弊，维护考试公平。我国现阶段各地区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全国统一招考制度在保障考试选才的公平公正性，维护弱势阶层和欠发达地区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权利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科举考试所蕴含的以考促学的传统，也为现代自学考试制度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科举考试作为古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这种教育形式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推动了古代文化教育的普及。正如晚清学者曹伯棨在《半逸山人文集·论学二》所言：“考试者，劝学之妙用也。”通过以考促学，能够营造一种积极向学的社会风气。二是由国家举办考试，考试与教学分离，有利于广泛调动民间办学积极性，有效拓展教育资源。我国私学源远流长，科举时代私学繁盛，考试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遗憾的是，废科举后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在批判科举弊端时对以考促学的积极功能认识不足，未能及时地加以继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初，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及终身教育的社会要求，在吸取科举考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终于创立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如果说科举对高考、自学考试制度的影响仅仅反映了传统考试文化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传承，那么现代公务员考试的发展，则显示科举考试制度在世界政治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体现科举考试的普遍意义。
科举制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于史有征。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旅美学者邓嗣禹以及“科举学”首倡者刘海峰教授等一批科举研究者，对此多有论述。这里只想就其原因略作辨析。科举制之所以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它所蕴涵的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文化精神具有普遍适应性，能够超越民族和时代的界限进行传播发展，从而为现代政治文明所吸收、借鉴。其次，是与西方近代社会发展需要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改造分不开的。近代西方国家走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前列，当其选择考试制度来取代“政党分肥”制之际，能够结合其社会特点和文化、教育之长，扬弃科举考试的内容；借鉴考试的形式，赋予新的目的、要求和制度规范。此外，也应看到，明清以来，“东学西渐”、中西文化交流者在西方文官制度创建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中国作为科举考试的发明者，清末以来在选官制度改革上走了不少弯路。废科举后，一度以学校教育考试取代选官考试，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民国时期，虽着手构建并实施新的文官考试制度，但因其政权性质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这项制度并未真正发挥选官任贤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经历了忽视、反思和实践探索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毕业生成为“准干部”，干部的选拔、录用不用考试。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以考试手段录用公务员开始为党和政府所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部分省市率先在银行、税务、工商、政法系统实行公务员考试。九十年代国务院发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配套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我国公务员考试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02年我国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开公平公正选才，预防和减少政治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
考试作为甄别、选拔人才的手段，其魅力与魔力同在，我们应分清利弊。科举制度虽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中所蕴涵的积极因素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认识科举，走进科举考试文化传统，或许能让我们更自觉地扬长避短，使考试这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量才尺”，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更多的积极功能。
注释：
〔1〕〔2〕〔3〕（英）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58、33、34页。
〔4〕（美）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曾矩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9～90页。
〔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278页。
〔6〕《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日，法令。
杂读八记（上）
？ 朱亚宁
一、《简明现代思潮辞典》
（＇美＇戴维·科尔比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记得有名人说，辞典是他平生最喜欢读的有趣书籍之一。不过除了少数有特殊癖好的书痴，一般读者恐怕很难认同这样的看法。依习见，定位为“工具书”的辞典不过是分类梳理浓缩后的巨量知识的汇聚、存储乃至堆积，主要是作为检索查询而非阅读的对象存在，缘于此，其内容的庞杂枯燥艰深似乎也就可以原宥了。
世事往往不可一概而论，尤其是在出版业空前繁荣的当下，如果稍作留心，就会发现不少“辞典”早已不再是印象中那种体量笨重神色严肃可敬而不可亲的面孔了。不仅外观装帧远远脱离了传统限囿，甚至内里货色也超越了辞典的畛域：有的以图为主，有的图文并茂，有的文静典雅，有的妖艳炫目，有的雅致精细，也有的首如飞蓬（蓄意的），当然至高目的是要让各类消费者（无论蓝领白领商人大兵绅士淑女官僚学者）喜闻乐见自愿掏腰包。这样说并无多少对市场大众的讥嘲之意：乐观地看，无论昨天还是今天，现实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时间会淘洗一切，是金子总会发光；清醒地看，劣币驱逐良币，坏的东西常常胜出，无须大惊小怪。何况眼下毕竟出现了一些有趣有益另类新异的辞典——比如马上就要谈到的这一本（我就差不多是将其从头读到尾的）。
不妨欣赏一下其中几个辞条（摘编）：
薄弱意欲 欲望的最低微形式；一个薄弱到任何谋求其实现的努力均未曾有过的愿望。文学中特例极多。《兔子富了》：一个自鸣得意的结了婚的男人不时想着，要是把他的妻子脑袋砸碎，那是多么地令人愉快。
古哥尔
有一百个零的最大的数（美国数学家爱德华·卡斯勒采自一个儿童给任何大数取的无意义名称）。有人问：为什么不轻易地加上一个零呢﹖答：因为我们总得在某一个地方划上一条终止线。或如威廉·布莱克所言：“真理有界限，谬误则无。”事实上，卡斯勒认为，有一个更大的数：那就是复式古哥尔——它是有一古哥尔个零的数。
芝诺悖论
依里亚城的芝诺提出过许多悖论，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为：运动着的物体永远到达不了指定的地点，因为它必须首先走完到达那一点的一半路程，然后再是余下的一半路程，如此下去，每次都只走完路程的一半，因此永远不会走完整个路程。这个悖论的要点是想表明，关于运动与地点的通常的观念是荒谬的。
……
上引辞条不算特别可怪（也有特别可怪的，譬如“展望—庇护所原理”、“喧闹”、“奎尔特现象”之类），可怪的是其切入角度的刁钻，表达的锐利别致，不由得让人想起《魔鬼辞典》、《释梦辞典》之类。尽管此“辞典”示人以“专业”外表，它却不怎么适合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辞书序列——我宁肯将它看作一本宣示跨学科学习重要性的“半科学”读物。
编撰者D．科尔比，详细行状阙如，“序”里自称是从事“多学科教学工作和写作”的“文人”（显然非传统意义的“文人”，谁知他写些什么劳什子？）。他认为我们面对的既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又是一个“复性的世界”，因而需要这样一本多科性的基础辞典。辞典所涉的领域上天入地横跨文理几近囊括一切，但科氏却非其中任一领域的专家，这未免让人感到有点不太踏实。他说在最靠近他打字机的桌上总是放着六本书：《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韦氏新国际英语大辞典》、《哈珀现代思潮辞典》、《哲学辞典》、《科学辞典》、《文学手册》。看到此，蓦然想起多年前喧闹一时的“人才学”，虽说我至今仍难以指认其为“伪科学”，但总感到那只是一堆无大害也无甚大用的语词杂碎儿。
这正是发展至今的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每一物都确实是水”，据信这是希腊七贤之一、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的泰勒斯的名言。如此命题乍一看是简陋的，但稍一展开，你会发现它其实十分艰涩；从表面看似乎显得荒谬，但较起真来却不易辩驳。它实际上表明的是童年期人类与现代人类在观察认知世界方式上的重大差异——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趋势就是朝向分析而非朝向综合，不同学科的一再拆细使得各色“专家”在狭窄的视域内皓首穷经画地为牢，学科与学科之间日益相互隔绝。进入二十世纪，各学科专业的划分更是达到极为细化繁复的程度，知识的持续积累扩张使得任何想充任“通才”进行“综合”或集大成的雄心勃勃者望而生畏，却步不前！之所以称此辞典为“半科学”读物，是由于作者只属蜻蜓点水式的“杂家”，其工作至多为“综合”、“交叉”、“融合”提供一个初步的基础。这样的努力虽不能说毫无意义（或许能让人意识到生活在当今，以一种“语言”是无法获得“对存在于自然界、人群、艺术、宗教和社会现实中的多样性的深刻认识的”），但置身全球性的“分析”大背景下，其效应不消说是极有限的。作为既非“专家”亦非“通才”的科氏虽大力鼓吹倡导，可仍不免杯水车薪言微力弱，结果不过是在庞然大物表面搔几下痒痒而已。
二、《中国近代书籍装帧》
（罗小华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即便反应迟钝的人也会察觉，近些年出版的新书是越来越漂亮豪华了。随便拿来两本分别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与以后的书比较，就会发现其质地外观的差距已大到出乎人的意料。
作为最重要人类文明成果之一，中国的书籍经历了将文字符号依附于甲骨、金属、陶器、植物皮叶、竹木简、缣帛的原始形态时期，汉唐之后逐渐形成的改手抄为雕板印刷并以纸为主要质材的古代时期，以及欧洲工业革命背景下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引进国外先进机械印刷技术和造纸术的现代时期。而中国的书籍装帧正是自五四始才真正迈入现代（其标志是从偏重手工的工艺制作到向广泛的平面艺术领域扩展，个体手工艺匠人为职业化的装帧艺术家取代）。
从内容看，《装帧》所涉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的中国书装艺术，因此“近代”应作“现代”方名副其实（作者行文中也一直称“现代”而非“近代”，不知现今书名缘何而来）。它主要是一本资料集，十之八九的版面刊载了约五百余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书籍期刊（主要是文艺社科类）的装帧图录，文字部分不足两万言。影印的书（刊）封面有少许是我熟悉的：像鲁迅著或译的《呐喊》、《彷徨》、《死魂灵》，徐志摩的《猛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