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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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及活跃其中的众多生命博大精微，充满了不可穷尽的神奇与奥妙。尤其是植物，从最早的蓝藻类到转基因玉米，其演进跨度的巨大是人类感官尺度难以度量和想像的。为了使对地球年龄、动植物生命有一个直观感觉，就像卡尔·萨根在《伊甸园的飞龙》里所做的那样，雅克·吉拉尔东也借用了一种传统而又合乎教育原理的方法——
……假定四十五亿年（地球的年龄）等于一百年，把地球算作是1900年1月1日出生……如果保持时间的同一比例，那么，生命起源于1923年。那时已有植物生命，当然是十分原始的。最初的单细胞藻类只是在很久之后才拥有了细胞核，即1986年。1991年，植物第一次离开大海，适应坚硬的土地。那时，植物的进化加快：从1994年起球果植物开始生长。1996年最早的哺乳动物出现，1998年继而出现了种子植物。最早的类人猿踪迹始于1999年7月，现代人时代始于六个月之后，即12月31日傍晚。同日宵夜，1999年12月31日22时4分，即现时的午夜钟声敲响十二下前1小时56分，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了农业。
由此可知植物存在的历史远早于动物，两相比照，不论从进化的绝对年龄还是从适应抵御生存环境变异的能力讲，后者都无法同前者相提并论。书中几个细小的例子足以说明植物生命的坚韧：在长期无雨、似乎是生命禁区的撒哈拉沙漠里，居然普查出了八百种植物；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通布图有一种黄细辛属的小植物，它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用八天时间完成，然后种子开始耐心等待翌年的那场雨——一年等待，为了八天的生命。不知别人怎么看，以我的感受，似这等默无声息的悲壮，微渺到难于被觉察的生存，是可以被视作惊天地泣鬼神的，它昭示了生命的韧性、美丽、自尊与庄严。
的确，植物世界远比动物世界更能繁衍生存，就像边芹女士《序》中的描述：“我们最多一百年的生命，与寿命达几千年、几百年的植物，不可同日而语。加利福尼亚松树活了将近五千年；最新发现的羽扁豆种子已有一万年的历史，居然发了芽；而铃兰几乎是永生的。它们才是地球历史的真正的见证人。”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能在人类愈演愈烈的野蛮暴虐、贪得无厌的掠夺和毁坏背景下对植物世界的生存葆有几分耐心与信心。
让·玛丽·佩尔特说，孩子们本能地被大自然吸引的方式表明，大自然铭刻在他们的基因之中。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同一个事物，而且是惟一的事物——生命的两个方面。泰尔奥多·莫诺说，幸好消灭植物世界并非易事，让大自然消失甚至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反抗隐喻的病痛
——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 吴锡平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这段话出自《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作为思想者，作者苏珊·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身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重压。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
苏珊·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当前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她之所以会对疾病的隐喻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源于作者罹患癌症的切身体验。1977年，在桑塔格四十四岁的时候，她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她接触到了大量的医生和病友，以及大量有关疾病的文献。她深深地感到，在疾病带来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在很多人的眼里，癌症＝死亡，死亡的隐喻缠绕着癌症，这使很多患者悲痛和沉沦，甚至放弃治疗。不仅如此，癌症还隐喻着病人人格上的缺陷，“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这令桑塔格感到痛苦和愤怒：“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仅仅被当作疾病来看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等。”本来纯粹是身体的病，却被当作隐喻，从中阐发出种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从自己的体验，桑塔格对此有了切肤之痛。她决定写一本有关疾病隐喻的书：“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做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作者考察并批判了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在“作为隐喻的疾病”这部分里，桑塔格以结核病和癌症为例，反思疾病隐喻的历史及危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习惯于对人和事物进行等级制的划分，除了社会意义上的阶级阶层的区别，即使是人的身体也被区分“上半部”和“下半部”，那些发生在上半身的似乎都是灵魂的病，而发生在下半身的则成了肮脏的、邪恶的病。这样的等级概念人为地割裂了人对身体的感知，使人对身体下半部所患的病羞于启齿，并会有犯罪感，仿佛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结核病被描绘为一种使死亡变得“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人们赋予因结核病而导致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结核病的病患部位在身体的上半部。“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在身体的等级制度下，疾病也开始建立起森严的等级，而作为一种隐喻，它们又被带回到社会等级制中间，帮助区分人的社会身份。
不仅癌症，其他一些严重的疾病更是陷入了形形色色的隐喻。比如人们通常以瘟疫来隐喻外敌、异教徒、反对派、某种非正统的道德风尚、革命和骚乱，以癌症来隐喻潜伏在自己内部的阴险的敌人，以梅毒来隐喻生活腐化和堕落，而肺结核带来的柔弱、敏感、苍白则被当成了一种流行的浪漫形象，似乎患上肺结核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优美心灵在身体上的一种体现。在前一种情形下，疾病的隐喻被用来当作一种社会动员或政治迫害的工具，而在后一种情形里，疾病的隐喻则被用来抬高患者的精神地位和价值。隐喻之下的疾病不仅成了死亡的帮凶，更是政治压迫、种族歧视的工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逐渐成为一种新流行病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幽灵再现，在1989年她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她说：“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耻辱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这是一本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的书。病是一个隐逸的凶手，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现身，人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人能避免和它打照面。而且在现实世界里，不知名的怪病、凶险疾病层出不穷，比如近年来肆虐一时的萨斯、禽流感、埃博拉等等，疾病不断地在挑战人类的尊严和自信。因为“在科学的原野中仍有黑暗的地方”（爱因斯坦语），因为对死亡心存畏惧，因为情感的焦虑，也因为面对未知世界的鲁莽和草率，我们的社会里关于疾病的隐喻仍比比皆是：“乙肝歧视”、“艾滋歧视”、“萨斯恐慌”……而就在我们中间，既有疾病隐喻的制造者、传播者、利用者，也有受害者。疾病本身已让身体和精神蒙受痛苦，而隐喻这附着在疾病之上的象征意义则要施加另一层的重压：疾病及其隐喻，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跨越时空，和作者达成共识：对抗隐喻，摆脱隐喻，让疾病复归真实和理性。
（〔美〕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唤起江湖千古事
——读陈书良新著《南宋江湖诗派与儒商思潮》
？ 李湘树
八百年前的烟水江南，一群中下层社会知识分子创立了—个诗派，这就是以刘克庄为领袖，以杭州书商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南宋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有诗人一百三十八人，是有宋一代参与人数最多的诗歌流派，就连声威显赫的江西诗派也难望其项背。千年以来，江湖诗派受够了热讽冷嘲、辱骂斥责，几乎没有收获过赞许。从方回的“丑状莫掩”、“江湖之弊，一至如此”到纪昀的“诗格卑靡”，“古人冷淡令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一路下来，蒙羞甚深。今天，一位纯粹的湖湘学者，却从案头案脚摞积的江湖诗人的诗集、笔记里，从遍阅南宋诸小集、旁窥宋代经济思想史的辛劳求索中，洞见了江湖诗派独具的思想艺术价值。于是，当年东南半壁的残山剩水中，江湖诗人的慷慨别调和凄凉余韵，在栖栖惶惶流转了千年之后，终于获得了后世知音。
干谒：诗歌进入市场的先声
作家柯平写了一部有个性的书《阴阳脸》，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生态考察，开篇即从元代郭畀的《客杭日记》中一个外省低级官员为谋求升职在省城的种种活动，包括请托、求荐乃至索贿行贿的心理和实际行为记录，读出了这部不同凡响作品的真正价值。无独有偶，陈书良教授则从“干谒”这一历来遭人诟病的历史行为中，读出了身陷其中又咏此吟此的江湖诗人曾被掩埋的特殊价值。
南宋科场上的种种痼疾，使得士子们为了争取榜上有名，不得不重拾唐人故伎，多方结交名公贵人，向他们投献诗文，这就是干谒。当年，西湖之畔，杭城内外，士子们袖诗怀文，风尘仆仆，奔走豪门，成为一大景观。这相对于北宋人的高雅情趣，的确低下。然而，北宋人为应付严格的科举，注重学习，书本知识虽丰富，但多不谙世情，生活面狭窄，眼光短促。南宋人为结交名人，求官乞财，必须游走干谒，这就使得他们阅历丰富，世态洞悉，人情练达，经济务实，这倒多少有些符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古训了。当然，媚俗、趋利的弊病也在腐蚀士人脊骨，造就一代世风，“白头还对短灯檠”（苏轼《侄安节远来夜坐》）变成了“笑尔随群走干谒”（周弼《戴式之垂访村居》）。这究竟只是时代的悲剧呢，还是士子的与时俱进？在历来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上，陈书良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南宋浙江经济发达，商品经济亦然，不少地主兼营商业，形成了一个没有特权的兼营商业的庶族地主阶层。永嘉学派的叶适广泛探讨经济问题，宣扬功利主义，反对贵义贱利，尤其他主张保富，扶持商贾，对江湖诗人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其时在西湖万人海书肆卖书的书商们，在临安大街小巷奔走干谒以诗求利的士子们，不论是面对自己已经拥有的财富，还是苦苦追求梦想的财富，都对叶适的高论产生共鸣。“重利轻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一条具有原则意义的价值取向，“重末”则是与中国传统社会观念异趣的一条根本性经济政策，文化精神和经济政策在“轻义”、“重末”上发生的谐振共鸣，一方面使商品经济在南宋长足发展，一方面也使文化领域出现新气象。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种共鸣谐振可以称为“儒商互补思潮”。追逐不到功名，就放下仁义礼智信，去追逐金钱。在南宋大地上兴起的这股儒商思潮，正是江湖诗派得以产生的哲学基础。
南宋“说话”方兴未艾，这门伎艺从诞生起便是精神商品，听众付出一定酬劳，来换取精神的愉悦和寄托；艺人凭着引人入胜的叙说，收取一定报酬，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说话的强烈商业功利色彩给予了江湖诗人诸多启发，于是，公开以诗篇换取金钱的呼唤，在江湖诗集中此起彼伏，其中包括用诗歌干谒争取金钱，如“书生不愿悬金印，只觅扬州骑鹤钱”（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更得赵侯钱买屋，便哦诗句谢山神”（危稹《上隆兴赵帅》）；“此行一句直万钱，十句唾手腰可缠。归来卸却扬州鹤，推敲调度权架阁”（盛烈《送黄吟隐游吴门》）；也包括让书棚将自己的诗集刊印出售以获利，如“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书册”（戴复古《布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不一而足。“江湖路远总风波”，以诗换钱之路并非易如反掌，作为士人，无所成就而沦落江湖，内心总是苦闷的。他们常常和着血泪吞下干谒无门的悲哀和干谒无成的失望，他们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特殊阶层人们的特殊情感。罗与之《商歌》其一云：
东风满天地，贫家独无春。
负薪花下过，燕语似讥人。
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却题名《商歌》，“商”在五音里象征萧瑟的秋天，可知作者在承继春秋宁戚《商歌》的自鸣不平传统：身为读书人，面对东风袅袅、花香鸟语的春光，过着贫穷负薪的生活，听到声声燕语，都觉得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