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我的自由-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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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那样，但现在我很难相信那是真的。我们年轻人当时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还仍然乐观向上，这可以理解；但我那可怜的母亲此前已经遭受过无数的磨难，人已老了，当时她却跟我们一样，面对困难，等闲视之，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难以置信。
徘徊在伦敦街头，我们身无分文，没有朋友帮助，也没有找到过夜的地方。我们试了两三家旅馆，但因为我们没有行李，他们都坚持要我们预付押金。我们又试了两三家提供寄宿的房屋，可所有的女房东都表现出同样的铁石心肠。最后，我们只好在格林公园的长椅子上将就，然而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让我们赶快滚开。
就这样过了整整三天三夜。我们只能以廉价的小面包为生，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去大英博物馆打发时光，可见我们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记得当时我在读德国作家约翰·温克尔曼的《雅典之旅》的英译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艰难处境。我哭了，但不是为我们的不幸遭遇，而是为温克尔曼在经过伟大的探险活动归来后不幸身亡而哭泣。
第四天黎明时分，我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了。我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一声不吭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大模大样地走进伦敦一家最豪华的酒店，告诉那个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我们刚下火车，行李随后就从利物浦运来，要他先给我们安排房间，并把早饭给我们送到房间里，要有咖啡、荞麦蛋糕和别的美国式的美味佳肴。
那天我们都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还不时地给楼下的侍者打电话，责问他我们的行李为什么还没到。
“如果不换衣服，我们根本无法外出。”我说。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自己房间里吃了饭。
第二天一早，估计再装下去就要漏馅儿了，于是我们又大模大样地走出了酒店，跟进来时一样，只是没有惊动夜班侍者
来到大街上，我们感到精神大振，又有精力面对这个世界了。那天早晨，我们溜达到切尔西，在一个老教堂的墓地中坐下来。这时，我看到地上有张报纸，就拾了起来，目光落在一篇文章上，说某太太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座房子，要在那里大宴宾客。在纽约时，我曾在这位太太家跳过舞，于是我灵机一动。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对他们说。
午饭前，我独自一人赶到格罗夫纳广场，找到了那位太太的房子。她正好在家，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她，我目前正在伦敦很多人家的客厅里跳舞。
“太好了，星期五晚上我要举办一个宴会，”她说，“饭后你能给跳几段吗”
我当然同意了，并委婉地暗示她，若要我按时来，必须预付一笔钱。她很通情达理，马上就开了一张十英镑的支票。我拿着支票直奔切尔西墓地，到那儿时发现雷蒙德正在发表演说，大谈柏拉图的灵魂观。
“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罗夫纳广场某夫人的家里表演跳舞，王太子威尔士亲王可能到场。我们发财了”我给他们看了支票。
雷蒙德说：“我们得用这笔钱找个排练房，并预付一个月的租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俗的房东太太的侮辱了。”
我们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间房子，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了那里。没有床铺，我们只好睡在地板上，可感到又可以像艺术家那样生活了。大家都赞成雷蒙德的主张，再也不能住寄宿客栈那种粗俗的地方了。
预付完排练房的房租，还余下点钱，我们就买了些罐头食品以备不时之需。我又在自由商店里买了几码薄纱，披着薄纱出现在星期五晚上那位太太的宴会上。我先跳了内文的《纳吉苏斯》，在这个节目中我是一个纤弱的少年，因为我那时特别瘦，正好扮演主人公迷恋水中影子的形象。接着，我又跳了内文的《奥菲利娅》。这时我听见人们小声说：“这孩子怎么表达得这么悲惨”晚会结束时，我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母亲给我伴奏，伊丽莎白为我朗诵了几首安德鲁·兰翻译的古希腊诗人戴奥克利图斯的诗，雷蒙德简单地阐述了舞蹈及其对未来的人类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后面的这个观点有点超出了这些衣食无忧的听众的理解能力，不过也很成功，女主人很高兴。
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上流社会的聚会，没有人对我跳舞时赤脚穿浅帮便鞋、着透明纱衣有什么评论，但好多年后我这一身简单的穿着却使德国人议论纷纷。英国是个极其有教养的民族，甚至没有一个人评论我装束别具一格，当然，也没有人谈论我的舞蹈独树一帜的特点。大家都说“太美了”、“好极了”、“非常感谢”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仅此而已。
但从那次晚会起，我就开始收到许多邀请，让我到一些名人家里去跳舞。前一天我可能还在皇亲贵族家或者劳瑟太太的花园表演，可第二天却连饭都吃不上。因为有时我可以拿到酬金，可更多的时候他们连一个便士都不给我。女主人们总是说：“你会在某某公爵夫人某某伯爵夫人面前跳舞。很多的名人显贵都看你跳舞，你的名字会在伦敦大红大紫的。”
第三章遭遇激情（2）
记得有一天，为了一次慈善募捐我连续跳了四个小时，所得的报酬是一位有地位的女士亲手给我倒了一杯茶，并且给我草莓吃，可当时我因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正在生病，草莓和奶油一起吃下去使我更加难受了。就在这时，另一位夫人举起一大袋金币说：“看，你给我们‘盲女之家’募集到了这么多钱”
我和母亲都太爱面子，实在没有勇气告诉这些人，指出她们的做法是对我们前所未有的残酷伤害。恰恰相反，为了装出发迹的样子，我们甚至连必需的食物都舍不得吃，就是为了能省下钱来买点像样的衣服。
我们在排练房中添置了几张轻便单人床并租了一架钢琴，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度过的。雷蒙德把那里的所有希腊花瓶和浮雕都画了素描，而我则想用舞蹈和音乐来表达花瓶和浮雕上的人物造型，不管什么音乐，只要符合舞蹈节拍及与酒神祭祀群舞的甩头动作和牧人挥舞手杖的动作相一致就行。我们每天都在大英博物馆待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午饭只有便宜面包和牛奶咖啡。
伦敦的美丽简直使我们着了迷。在美国寻觅不到各种文化和建筑的美，我可以在伦敦尽情欣赏了。
离开纽约前，我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见过米洛斯基了。有一天，我收到一位芝加哥朋友的来信，说米洛斯基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的战争，随军在佛罗里达宿营，在那里因伤寒病死去了。这封信对我是个极大的打击，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下午，我到库珀学院查阅了旧报纸的合订本，在用很小的铅字印刷的众多死亡者的名单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
那封来信中也告诉了我米洛斯基的妻子在伦敦的地址，于是有一天我就雇了一辆双轮座马车去找米洛斯基太太的家。她家离城很远，在哈默史密斯的某个地方。当时我多少还受美国清教徒的影响，认为伊万·米洛斯基在伦敦竟然留下了一个妻子，这事他从没有向我提起过，因此我去看她时谁也没告诉。我把地址告诉了马车夫，上车就走了。不知走了有几英里路，几乎到了伦敦郊区了。那里全是一排排的灰色小房子，样子都极为相似，前门灰暗沉闷，而每栋房子的标记图却都标新立异，引人注目，什么舍伍德别墅、格伦宅院，还有埃尔斯米·恩尼斯摩尔及其他一些不相符的名字，最后我找到了斯特拉府第。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满脸阴郁的女仆人。我说要见米洛斯基太太，她就把我领进了闷热的客厅。那天我穿了一件格里那维式的白色细布连衣裙，腰部系一条蓝色彩带，头戴一顶大草帽，卷曲的头发披在肩上。
我听到楼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用尖细清晰的声音说道：“好了，姑娘们，静一静，静一静。”原来斯特拉府第是一所女子学校。虽然米洛斯基已不在人世，但当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我既感到害怕又有些嫉妒，就在此时，走进来一个女人。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矮小的人，她身高不足四英尺，而且非常瘦弱，头发灰白稀疏，灰色的双眼很有神，脸型很小，双唇薄而苍白。她很热情地请我进去。我向她解释了我是什么人。
“我知道，知道，”她说，“你是伊莎多拉，伊万在写给我的好多信里都谈起过你。”
“很遗憾，”我嗫嚅着说，“他从来没跟我谈起你。”
“是的，”她说，“他不会的，我本来打算到那边去找他的，可是现在……他走了。”
她说这些话时的语气一下子使我哭了出来。然后，她也哭了。就这样，我们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她带我到了楼上她的房子里，四壁挂满了伊万·米洛斯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年轻时的照片，显得英俊潇洒、刚健有力。有一张相片是他的戎装照，她已用黑纱围了起来。她告诉我他们的生活经历，他怎样去美国寻找机会，以及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他们没能一起去。
“我真应该和他在一起。”她说，“他总是给我写信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有钱的，这样你就可以过来了。”
可是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她仍然在女子学校当老师，头发都等白了，可伊万一直没有寄给她去美国的路费。
把这位耐心的小老太太在我看来她已经很老了的命运同我大胆的旅程相比，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既然是伊万的太太，她想去怎么不去呢？坐货仓去也行啊！我始终不明白，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时为什么不马上去做呢因为如果我想做什么事的话，绝不会犹豫不决的。虽然这常常给我带来灾难和不幸，但至少我从自行其事中得到了满足。这个可怜而有耐心的小女人怎么能年复一年地等着一个男人——自己的丈夫——来请她去呢
我坐在房间里，四周都挂满了伊万的相片，她紧紧抓着我的手不停地给我说伊万，不知不觉天已黑了下来。
她让我答应以后再来看她，我说让她去看我们，可她说抽不出时间，她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夜里都得教孩子们做练习和批改作业。
由于我已打发马车走了，所以只得乘坐公共马车回家。路上，想起伊万·米洛斯基和他瘦小可怜的太太的苦命，我忍不住哭了，但同时我也很奇怪地因自认为具有追求理想的坚强个性而自喜，对那些生活中的弱者和消极等待的人则感到鄙视。这也许就是易走极端的年轻人的残酷吧。
以前，我都是头枕着米洛斯基的照片和信件睡觉的，但从那天起，我就把它们放到箱子中的一个袋子里去了。
当我们在切尔西的排练房第一个月租期满后，天气已经非常热了，于是我们就在肯辛顿另外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排练房。在那里我有一架钢琴，工作空间也大了些。可是到了七月底和八月，伦敦的社交季节结束了，我们手头却没有几个钱。整个八月份，我们是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度过的。我们经常在大英博物馆闭馆后，步行回到我们在肯辛顿的排练房。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章遭遇激情（3）
有一天晚上，让我十分惊讶的是，米洛斯基太太来了，邀请我去吃饭。她很兴奋。这次外出对她来讲可真是一件大事，她甚至点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她不停地让我告诉她伊万在芝加哥时是什么样子，说过什么话。我就告诉她伊万是多么喜欢在林中采集黄菊花；还说有一天我如何看见阳光照耀在他的红胡子上，照在他抱着的一把黄菊花上；我还告诉她，我总是把他与这种黄菊花联系在一起。听了这些事，她哭了，我也陪着落泪。我们又喝了一瓶勃艮第酒，让自己完全沉醉在回忆中。最后，她换乘了好几次马车，才回到斯特拉府第的家。
进入九月后，伊丽莎白决定回美国挣些钱。因为她一直与我们在纽约时的学生的母亲们通信，其中一位寄给她一张支票，足够她买回纽约的船票。
“如果我挣到钱，就可以给你们寄些来。”她说，“很快你就会有名有钱的，那时我会过来与你们团聚的。”
记得我们去了肯辛顿大街上的一家商店给她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送她上了轮船。剩下的三个人就回到了排练房，从那以后好多天，我们都感到很失落。
温柔活泼的伊丽莎白走了，而寒冷阴郁的十月来临了。我们第一次见识了伦敦的雾天。天天喝廉价的羹汤可能让我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都失去了吸引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都不敢外出，整天裹着毯子坐在排练房里，在用硬纸板临时制成的棋盘上下跳棋。
就像回首以往精神很高涨时的欢快心情，我感到非常吃惊一样，回首这段精神异常萎靡不振的日子，我也是非常惊讶。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早上都没有勇气起床，在床上一睡就是一天。
后来，收到了伊丽莎白的来信和汇款。她已到了纽约，临时住在第五大街的白金汉旅馆，开办了一个舞蹈学习班，日子过得还不错。这个消息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这时排练房租期满了，我们就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我们去广场花园就方便多了。
在深秋的一个暖和的晚上，我和雷蒙德正在花园中跳舞，突然来了一位头戴大黑帽的美艳绝伦的女士，她问道：“你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哪里来的，”我答道，“是从天上下来的。”
“好吧，”她说，“不管是地上来的还是天上来的，你们都很可爱，想不想到我家里去玩玩”
我们跟她来到近处她十分可爱的家里，墙上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和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很多漂亮逼真的画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①。她坐下来给我们弹钢琴，唱古老的英国歌曲，接着又背诗歌给我们听，最后我给她跳舞。她美丽非凡，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眼睛又黑又大，皮肤像凝脂一样娇嫩细腻，还有一副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她。这次见面，毫无疑问，她把我们从忧郁和沮丧的心境中解救了出来，也成了我生命中的转折点。坎贝尔夫人对我的舞蹈非常欣赏，她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她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第一次演出就是在温德姆夫人家里，背诵的是朱丽叶的台词。温德姆夫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那时我是第一次在炉火前喝英国式的下午茶。
炉火很旺，有黄油面包和三明治，还有诱人的酽茶。屋外是一片浓重的黄色雾气，屋内是一种优雅和闲适的气氛，这一切使伦敦变得更加可爱。如果说以前我已被伦敦吸引的话，那么此刻我是深深地爱上了它。温德姆夫人的房子里真是有一股魔力，那里既安全、舒适，又从容、优雅，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