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我的自由-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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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很愿意去，”他立刻回答说，“只是我还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他脸红了，“她非常爱我，可能不会让我去。”
“可我们能偷偷地去呀。”因此我们就计划好，我在阿姆斯特丹做完最后一场演出后，有一辆汽车就在舞台后门等着我，把我们送到乡下。我们让女佣拿着行李先坐特别快车走，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天夜晚雾很大，田野里雾蒙蒙一片。司机不想开快车，因为道路一旁就是一条运河。
“这很危险。”他告诫道，因此车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这危险跟后来的相比却算不了什么。皮姆往后一看，突然尖叫起来：“上帝，她正在追我们呢！”
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带着手枪。”皮姆说。
“快点，再快一点！”我对司机说，但他依然故我，指了指雾气中朦朦胧胧的运河。这可真够浪漫的。不过最后他终于甩掉了追踪的汽车，我们来到了车站，住在一家宾馆里。
已经是早上两点钟了。值夜的老门房用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要一个房间。”我们齐声说。
“一间房间不行不行，你们结婚了吗”
“是的，是的。”我们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哝着，“你们没有结婚，我看得出来。”尽管我们大声抗议，他还是把我们俩安置在走廊两头的两个房间里。他带着恶意的满足，在走廊中间坐守了一夜，提灯就放在膝盖上。每当我或是皮姆把头探出来，他就举着提灯说：“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这场捉迷藏似的游戏结束后，我们乘直达快车去了圣彼得堡。我的旅程从没有这么舒适过。
当我们到达彼得堡时，搬运工从火车上运下了十八个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感到困惑不解。
“可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不解。
“噢，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是我的领带；这两箱是我的内衣，这是我的成套衣服，这是我的靴子，这一箱里面是我的毛皮背心——这在俄国很有用。”
欧罗巴酒店有一个很宽大的楼梯，每个小时皮姆都要飞速跑上跑下，每次都换上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打上一条不同的领带，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羡慕不已。因为他总是穿戴得很雅致，实际上他就是海牙时装潮流的标志。著名的荷兰画家范·弗雷给他画的肖像，背景全是郁金香花，有金色的、紫色的、玫瑰色的，事实上，他的样子也真像春季的郁金香花坛那样鲜艳迷人，一头金发就像一坛金色的郁金香，红润的双唇就像玫瑰色的郁金香……当他拥抱我时，我感觉就像展翅飞翔在荷兰姹紫嫣红的春天的郁金香花坛上。
皮姆很漂亮——金发碧眼，丝毫没有故作高深的压抑感。他的爱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宁要瞬间的欢乐，不要永久的悲伤。”皮姆给我带来了一时的欢乐，而在此之前，爱情只是给我带来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给我带来的是清纯的、愉快的享受，而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的关怀照顾，我就会陷入绝望中，精神彻底崩溃。皮姆的出现给了我新的生命、新的活力。或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他对一切都持乐观的态度，总是蹦蹦跳跳。我也忘记了一切忧愁和烦恼，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放飞心情，快乐逍遥。因此，我的演出又重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创作了《音乐瞬间》，在俄国演出时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天晚上都得加演五六次。《音乐瞬间》是皮姆的舞蹈——“快乐的瞬间”——音乐的瞬间。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1）
如果我把舞蹈仅仅看成是一个人的事业的话，我的人生道路就太容易了。我已经功成名就，各国的演出邀请纷至沓来，我可以很容易的名利双收。可是，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时刻梦想着要创办一所学校，一个能用舞蹈解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大型团体。晚上，每当我合上双眼，这些形象就组成一个盛大的阵容在我脑海里舞姿翩跹，诱使我把她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就在这儿，您轻轻的点拨就能使我们生机盎然”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我终日沉浸在普罗米修斯的创造生命的梦想里，好像只要我一声召唤，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这些舞蹈形象就会从地下冒出，从天上下凡。啊，这真是一个让人心醉神迷、魂牵梦绕的景象，但正是它，让我的生活充满了灾难你为什么让我如此迷恋就像坦塔罗斯之光，要把我引向绝望与黑暗。不！那光明还在黑暗中闪烁，它一定会把我指引到一个光明灿烂的世界，最后实现我伟大的梦想。那摇曳不定的微光，你指引着我趑趄蹒跚的脚步，我依然相信你，依然追随你，在你的指引下我一定能找到那些超凡的神灵，在琴瑟和鸣的爱之中，跳出让世界期待已久的最辉煌的舞姿。
带着这些梦想，我又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去教孩子们。她们已经跳得相当好了，这更加坚定了我最后要建成一个完美的舞蹈团的信念，这个舞蹈团的表演，一定要像伟大的交响乐团的演奏让人的听觉享受到欢乐一样，让人们看到最绚丽多姿的画卷。
我时而摹仿庞贝古城遗迹中的爱的精灵，时而扮成多那太罗雕塑中那青春勃发的女神，时而做出泰坦尼亚仙女的舞姿，教学生们如何绕圈、分合及不断变换队形。她们一天天变得强壮，也一天天灵活起来。灵感和神圣的音乐的光辉，闪耀在她们青春靓丽的体态和面孔上。孩子们的舞蹈非常美丽，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对她们赞叹不已。
可是学校的开支越来越大，经济上简直难以为继。因此，我就想了个主意，把孩子们带到不同的国家去巡回演出，看看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赞赏这种儿童教育，让我有机会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教育实验。
每场演出结束后，我都大声呼吁公众来宣传我们的艺术，把我在生活中所做出的这一发现广为传播，因为我认为它可以给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光明和自由。
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我在德国是找不到支持我的办学思想的人了。德国皇后的观点完全是禁欲主义的。每当她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都要先派侍卫去把那些裸体雕塑用单子围起来。这种普鲁士强权政治使我不可能再对德国心存幻想。于是，我想起了俄国，因为我曾在那里受到过观众的热烈欢迎，经济收入也很可观。抱着可能会在圣彼得堡成立学校的梦想，我于一九○七年一月再一次踏上了俄国的土地。伊丽莎白陪我一同前往，我们还带去了二十个小学生。而这次尝试也不成功。虽然观众对于我复兴真正的舞蹈艺术的愿望非常支持，可是俄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影响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艺术改革都举步维艰。
我带我的小学生参观了芭蕾学校的孩子们的训练。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看着我的那些小学生，就像笼中的金丝鸟看着天空中自在飞翔的燕子一样羡慕不已。但是在俄国创建一个提倡人体自由活动的舞蹈体系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芭蕾舞作为沙皇礼仪不可缺少的表达形式，依然坚如磐石，真是可悲可叹要在俄国办一所我的学校，对舞蹈艺术进行更伟大、更自由的表达，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努力上了。可尽管他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但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安排在他伟大的艺术剧院里——而我内心是很钟情于这家剧院的。
就这样，在德国和俄国寻找办学支持者的努力失败后，我决定去英国碰碰运气。一九○八年夏天，我带着全部人马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演出经纪人约瑟夫·舒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安排下，我们在约克公爵剧院表演了几个星期的舞蹈。伦敦的观众认为我和我学校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可对我将来办学的愿望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从我第一次在新美术馆表演舞蹈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很高兴能与我的老朋友查尔斯·哈利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叙旧。美丽而伟大的埃伦·泰瑞经常来剧院。她很喜欢孩子们，带她们去动物园玩，这使她们非常高兴。慈祥的亚历山德拉王后陛下也两次赏光来包厢看我们的演出。英国的许多贵妇人也来了，其中有著名的德·格雷夫人，也就是后来的里彭夫人，她们都很平易近人，还到后台来向我表示祝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提出建议，说我的愿望有可能在伦敦实现，我的学校有可能得到那里的支持。为此她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邀到她在泰晤士河畔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们又一次给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表演了舞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满怀希望，以为建立舞蹈学校的愿望就要在英国实现了。可结果呢，还是空欢喜一场哪里有场地，哪里有校舍，哪里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我那宏伟的梦想呢
像往常一样，我们这一队人马的花费非常大。我的银行存款又花光了，我们的学校又被迫搬回了格吕内瓦尔德。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份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合同。
我只好与我的学生们，与伊丽莎白和克雷格，尤其让我痛苦的是与我的孩子分开了，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啊！迪尔德丽快一岁了，她长着金发碧眼，脸蛋儿红润，非常招人喜欢。
七月的一天，我终于独自乘上一艘巨轮去了纽约——自从我们搭乘一艘运牲口的船离开那儿，已经八年了。现在，我已闻名整个欧洲了。我创建了一门艺术，建立了一所学校，生了一个孩子，也算成绩斐然。但单就经济而言，我比以前富不了多少。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2）
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不适于商业演出，它只对有限的观众具有吸引力。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想在百老汇制造一个轰动，但事实上却在一支很差的小管弦乐队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伊菲格涅亚》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自然不出预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九十多度），来到戏院看节目的没几个人，而他们看得莫名其妙，大多数人对这并不喜欢。评论家也没几个，而且也没什么好评价。总之，我感觉回到自己的祖国是个极大的错误。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问候。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发，满脸迷人的微笑。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顿时感到此次纽约之行有了回报。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都来过。至今我还记得住在华盛顿广场南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这种来自诗人和艺术家的友好问候与热情鼓励，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取名叫“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在十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记得在他的工作室里，我曾看到过一个少女躯干的雕塑。他告诉我那是以伊夫林·内斯比特为模特儿而雕塑的。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还没有认识哈利·绍。她的美丽曾使所有的美术家都为之倾倒。
自然，这些工作室中的交谈，这些相互感染的对于美学问题的倾心交谈，产生了火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我只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我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粘土。
啊，巴纳德，我们都会变老，都会死去，而不会死去的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神奇而美妙的时光。我是一名舞蹈家，而你却是一位魔术师，你能通过流畅舒展的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你是非凡的大师，能够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啊，哪里是我的伟大作品——我的杰作——我的“美国在舞蹈”？我抬眼仰望，看见了悲天悯人的目光——那是来自于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的目光，那巨大的额头和脸膛爬满了道道皱纹，被悲天悯人和伟大的殉道精神的泪水冲刷而成的皱纹。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要在这超人的信仰和超人的道德面前翩翩起舞。
但是，至少我还不是莎乐美①，我不想要任何人的头颅；我从来就不是吸血鬼，而永远是灵感的启示者。“约翰尼斯”，如果你拒绝“把你的嘴唇”和你的爱给我，我仍会以“年轻的美国”的聪明智慧祝你在修德养善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是祝你一帆风顺，而不是与你永别，因为你的友谊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最神圣的事物之一。也许西方的姐妹比东方的姐妹要聪明些吧。“我要吻你的唇，约翰尼斯，你的唇”，而不是你那盛在大盘子里的头颅，因为那就是吸血鬼而不是灵感的启示者了。“接受我吧！”“啊，你不情愿那么再见吧。想着我吧，想着我，你将来就会有伟大的作品。”
“美国在舞蹈”的雕塑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只可惜没什么发展。不久，因为他妻子突然病倒，雕塑工作不得不停止。我曾希望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可是激励巴纳德为美国创作出不朽杰作的不是我，而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塑像现在还庄严地耸立在西敏寺教堂前幽静的花园里。
查尔斯·弗罗曼知道在百老汇已经遭受惨败，就想到一些小城镇巡回演出。可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非常糟糕，比在纽约的演出还要惨。最后我沉不住气了，就去找查尔斯·弗罗曼，发现他正为赔了那么多钱而心神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