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精华版之二-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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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饭？牛马累一天还知道吃口现成的！你们走吧，我跟你娘就住这……”二婶气得一扭身骂骂咧咧出去了。
后来，我不止一次目睹这老两口象新婚夫妻一样同做同吃。一个拉风箱烧火，一个围着围裙切菜，一个剥葱，一个择蒜，我爷爷不会包饺子，就帮着放案板，然后抽着旱烟袋笑眯眯看着老伴忙碌。饺子出锅，他一顿能吃三大碗，一嘴一个肉丸，香着呢，越吃越爱吃……
所以说看起来凡事都不应绝望，总有一天满天乌云散，明月升上来。
只是，这月亮升上来太晚，乌云散开又太迟。
我奶奶明显地越来越吃不动了。本来就是一头银发，黄净面皮，现在脸更黄，头发枯涩没有光彩。走一步喘两喘，还在扎挣着给老伴烙饼、擀面、炸回头、包饺子。吃饭了，暮色苍茫中，挨着家里那棵几十年的老椿树，一钩新月早早挂在树梢。放下用了多少年的油漆斑驳的小饭桌，两人对坐，我奶奶还是多年的老规矩，随时伺候着给我爷爷盛饭。我爷爷也是多少年的老规矩，吹毛求疵：太满了，太浅了，别给我那么多米粒，你不知道我不爱吃米？我奶奶就恼：“别不知足，老头子。什么时候等我死了，你就知道难过了。”
我坚信人都有一种对死亡的敏感。我的小孩子才六个月，谁抱她都可以，冲人家甜甜地笑，就我奶奶抱她，吓得她一边乱挣一边哭得要背过气去，软软的头发都要竖起来。“唉，小娃娃看见什么了？吓得她那样。”我奶奶一边把孩子还我，一边尴尬得喃喃自语：“莫不是我要死了？”
“瞎说什么！”我爷爷厉声呵斥，吓我一跳，威风依稀似当年。
但是根本不是瞎说。不出半个月，我奶奶就病倒了，神智一天天昏迷。我看着爷爷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心焦如焚，拄着拐棍子橐橐地敲地面，命令我奶奶：“你起来！给我起来，下地，跑！”没人理他，孙男娣女围着奶奶默默垂泪。
他开始运用他那一点可怜的堪舆知识，狂乱地搜索房屋四周和整个院子。一眼瞅见了什么，居然迈着被半身不遂搞得僵硬无比的腿，自己钻到了破旧的厢房，找到一把遗弃多年的锯子，锈迹斑斑，颤颤巍巍拎出来，对着那棵他们在底下吃过多少年饭的大椿树开始锯。爸爸跑出来：“爹，你干嘛？”
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手头不准，一边上上下下地乱锯一边发脾气：“都是这棵树！正对房门，把你娘妨倒了，把它锯了，你娘就能醒过来……”我爸爸接过家当：“爹，你起开，我来锯。”
大椿树被轰隆隆放倒，一树绿叶渐渐枯萎，忧伤而委屈。我奶奶却始终没能站起来，一个月后去世。她在最后的几分钟里醒过来一次，眼睛发亮，颧骨发红，手颤着往上抬，一边声音微弱地叫：“他爹……”我婆婆赶紧溜下炕去叫我爷爷，等他两脚拌着蒜想快却快不了地冲进来，我奶奶早闭了眼，媳妇们正乱着给她拢头穿寿衣。爷爷把她冰凉的手攥在他的手里，贴在脸上，满脸是泪，无声地张着粉红色没有牙的大嘴。
三个月后，爷爷去世。活着时也不说想念，也不说悲哀，只是摩挲着奶奶的遗像发呆，饭吃得越来越少。婆婆特意给他包了肉丸饺子，只吃了一个，就哽在喉咙里，咽不下吐不出，汪汪的泪，看得人心碎。他走的时候也很安静，一味沉睡，好象梦里喃喃自语了一句，语气焦急：“怎么还赶不上！”也是，伊人先自离开，路上烟尘飞扬，老是追赶不上，真着急。
“纷乱人世间，除了你，一切繁华都是背景，这场戏用生命演下去，付出的难得有这番约定，这段情只对你和我有意义。”茫茫人世，谁会记得一段古旧的情爱，这段情也许真如歌里唱的，只对他和她有意义。到了另一世界，他们想必也是一人做饭，一人烧水，一人种田，一人浇地。在这个喧闹纷乱的世界里，光这样想想，都让人觉得安慰。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3期
爸爸的味道
作者：张小娴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日子久了，那种气味就代表他。
F说，他爸爸是一家海鲜酒家的厨师。小时候，每晚爸爸下班回来，他都嗅到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腥味。他们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爸爸身上的腥味令他很难受。他和爸爸的关系很差，考上大学之后。他立刻搬出去跟朋友住。两父子每年只见几次面。
后来，他爸爸病危，躺在医院里。临终的时候，他站在爸爸的病榻旁边，老人家身上挂满各种点滴，加上医院里浓烈的消毒药水味道，他再嗅不到小时候他常常嗅到的爸爸身上的那股腥味——那股为了养活一家人而换来的腥味。他把爸爸的手指放到自己鼻子前面，可是，那记忆里的腥味已经永远消失。那一刻，他才知道，那股他曾经十分讨厌的腥味原来是那么芳香的。
爸爸走了，他身上的腥味却永存在儿子的脑海中，变成了悔疚。F说，他不能原谅
自己小时候曾经跟同学说：“我讨厌爸爸的味道。”
他记得他有一位同学的爸爸是修理汽车的，每次他来接儿子放学，身上都有一股修车房的味道。另一个同学的爸爸在医院工作，身上常常散发着医院的味道。爸爸的味道，总是离不开他的谋生伎俩。爸爸老了，那种味道会随风逝去。我们曾否尊重和珍惜他身上的味道？
你爸爸是什么味道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病态生活的印记
作者：曾颖
我的老前辈杨伯，某一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位和他同龄的老人在街头发病被送往医院，但因老人身上只有几十元钱，且又联系不到他的儿孙，医院不敢贸然施救，结果死在病床上。从那天起，他老人家就长期将两个存折和3000元现金带在身上。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又怕小偷光顾，于是就缝了一个有口袋的大内裤，走起路来一叉一叉的，很搞笑。此习惯一经养成，风雨不改。晚辈们都视之为病态。
无独有偶，我的外婆，今年82岁了，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多年来养成的屯积粮食的习性却一点都没有改变。她像《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一样，喜欢把米、油、花生、面条等放在自己卧室里，从床上一伸手便可以触到，那种富足和踏实的感觉，令人发噱。最喜剧的是老太太虽然双目失明了，却胸怀全球，无论是索马里闹饥荒美国打伊拉克还是印度洋大海啸，都能使她联想到油价粮价快涨了，赶紧买几百斤回来备着。她的焦虑、担心和溢于言表的恐慌，都让晚辈们感到不可理喻。但联想起“粮食关”那年，她拖着六七个儿女，大年初一家中只剩一把猪都不愿意吃的干苕藤时的情景，我们实在不忍心指责她的“变态”，只是悄悄地将她那些略有些发霉的粮食偷偷换掉，搞些道具粮食让她老人家一劳永逸地快乐下去。
像老外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家对门一家凉菜店的男主人曾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最大毛病，是不喜欢他的妻子与别人说话。他是怕妻子“吃政治亏”，因为妻子经常与买凉菜的顾客聊时事，哪里又抓了腐败分子哪里的铁路又出了轨哪些人又要涨工资了。这对于一个讲人气的小买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曾伯看来，此事却万分危险，他时常在妻子讲得正高兴时，又是挤眉又是眨眼，有时甚至干脆骂开了，说：“有什么好说的？干你的活！”随后还会小声附到妻子耳边说：文革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曾伯在“文革”中见过太多的人祸从口出，因此，他不惜以得罪买主和惹得家庭不和的代价，也要坚持让妻子少说话。
在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有的新闻工作者，一遇到写领导排名就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有的摊贩，不管有证无证，一想起城管就条件反射式的发抖；有的股民，一听到电视的股评就喊换台；有的民工，三天没有看见包工头就吓得失去了方寸，以为对方又卷款潜逃了……
对于很多正常人来说，都会嗤笑以上的种种行为的病态。但每个人的历史，也许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他所经历过的所有灾难和教训，而且永远无法抹去。让昨天的经历来指挥今天的行为，有时确实显得滑稽可笑。但基于当前的某些社会现状和背景，谁又敢把这些行为仅仅当成笑料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承诺
作者：刘红
二十多年前，开门办学成为潮流。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设在距县城８０多公里的朝阳峰。
农忙期间，高中学生自带粮草，分班轮流上山，时间一周。
朝阳峰顶建有红砖青瓦院落，原是寺庙。建国后几经冲击，僧侣多作鸟兽散。我们上山时，仅有一老僧留守，为我们挑水扫地，炒菜做饭。老僧已蓄须发，不打坐，不诵经，衣着一如常人。我们忙时，他来帮忙；我们闲着，他便远远躲开。朝阳峰海拔１１００多米。山上长风不止，据说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半年。茅草繁茂，而树木却不及人高，且奇形怪状，使人想起盆景。作物除了红薯，什么都不长。我们年年垦荒、播种。今人欣慰的是，红薯个大，产量高。那年月，我们就是这样，投入青春，收获红薯。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我们窝到床上，伴着呼啸的西北风，在黑灯瞎火中闲聊。说得最多的，自然是这座山、山上的这座庙以及庙里的这个神秘的老和尚。有人提醒说，和尚是封建余孽。弄得我们很紧张，心里想，这老僧会不会往饭菜里投毒呢？于是我们成立了侦察小分队，连夜行动，将老僧秘密监控。
后半夜，厨房的油灯昏昏地亮了，我们几个埋伏窗下门边。老僧打开库房，提出一袋大米，倒入一只大木盆中。他在盆边蹲下来，捧起一把大米。大米水一样从他指缝漏出来。他从腰间取出一只小布袋，左手撑着袋口，右手抓米。抓了几把，布袋灌得鼓鼓的。他紧一紧袋口的绳子，松开宽大的袂裆裤。将小布袋系在裤裆中。然后淘米、生火蒸饭。天色麻麻亮，饭枧升腾着香喷喷的蒸气。他用灰土盖住灶膛内的明火，准备溜了，在门口被我们逮个正着。
我们押了老僧进房，搜出饱饱满满但不足两斤的一袋米，问：“为什么偷米？”老僧目光躲躲闪闪，说：“喂猫。”我们笑了。出家人不说谎，偶尔说谎，必成弥天大谎。又问：“猫儿能吃米吗？”我们在大批判、大辩论的大氛围中成长，长于口诛笔伐，敢于无理取闹，何况铁证如山！我们个个神气十足，底气十足。老僧慑于气势，两膝着地，长跪不起。“我是山东人，”他说“我到崇阳二十多年了……”他这样语无伦次地说。像是盖头盖脑淋了一盆水，他打个寒颤，突然间就平静下来。
“我被拉壮丁当了蒋匪的兵。南京解放的前夜，我逃出城壕，与一个姓王的崇阳籍伤兵结伴同行。王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走出百十来里，王不行了，托我给他父母养老送终。
说着就断了气，但眼睛睁着。我替他抹上眼睑。才松手又睁开了。王对我不放心呢。我说，我保证给你父母养老送终。王闭上眼，清亮的泪水从他眼角浸出来，直往耳洞里跑。““其实，我事先和王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崇阳这个地方。我边走边问，直到次年秋天才找到王的父母。他们真的很老了，而且无依无靠。我在朝阳寺削发为僧后，在半山腰找了块背风的平地，盖了间干打垒的茅屋，把他们接来住下。这一住就是二十六年。我无一技之长，只能走东家窜西家化些食物接济他们。你们来后，见到白花花的大米，我便生出邪念，想偷了米送去，让老人熬碗粥喝……太阳升起来。我们跟随老僧，沿着仄仄的山路来到一间茅屋前。两位鹤发老人坐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怡怡然捉着虱子。压着茅草的石块被风推动，屋顶掀开一扇天窗。
老僧爬上茅屋。这位为一个承诺坚持了二十六年的老僧，还将继续坚持下去吗？我们望着屋顶发呆。
老僧立于屋顶，黑色的身影愈发高大，如生铁铸就的一座碑。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１４期
城里的人们一听口音就轻视我们
李永芳 口述实录
因为超生，村领导把我们逮起来了
我是安徽省阜南县人，来北京差不多4年了。我记得当时家乡发洪水（指98年华东大洪灾），把什么都淹了，我们没办法只好来北京找活干。她（指女儿王翠兰）爷爷最先过来北京
的，奶奶那时候得了高血压，也花了一些钱。我们很穷啊，在家没有什么好干的。过了几个月后，我们一家人也过来了。我还有一个干弟弟在北京，他是卖菜的，收入还可以，他让我们来北京，说比呆在家里好，我们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一家人到北京来了。
在老家的时候，爷爷在公社医院，也算是个国家医生吧。我爱人也是医生，是自己开的诊所，那时乡里就只有我们家开的一个诊所，我们是合法经营的。我和我爱人也一块种地，我们一家7口总共有五六亩地。可是挣不到钱，还很累。开始的时候，我只生了两个闺女，没有儿子，人家都看不起我。后来我超生了一个儿子，村领导就把我和我爱人逮起来了，要罚我们的钱，可是我们没钱啊。（女儿王翠兰插话：“他们把我妈和我妹都抓起来了，问我们要钱”）那时候，那些人还把我们家里的东西都砸了，可凶可凶了。最后我们还是被罚了6000多块钱。说实话，那时如果我生的是一个闺女的话，我就不要了，我们那边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的。
在老家开诊所挣钱不多，那些人要是有钱了，都把钱用在买化肥、农药那些上面，看病的钱就老欠着，有时候一欠就好几年，过后也就溜了，没那回事了。别人欠我们家7000多块钱我们都收不回来了。
卖一盒药只赚几毛钱
来北京以后，我们也开诊所。（一开始李永芳吞吞吐吐，不大愿意往下说。她问我们把她的话记录下来会不会上报什么的，会不会有人来抓他们，经过我们一番解释和安慰后，她终于同意继续跟我们聊下去。）在家的时候真的很穷，出来还好一点。前一阵有寒流，来看病的人比较多，我们的生意就好一点，现在不行了，一个月才100块钱左右，有时候还要赔本呢。诊所生意不好做，我们在这主要是卖药，我们从医药公司进货，我们同他们拿货拿多了，比较熟，他们也会便宜点卖给我们。她爷爷和我爱人都主要靠卖药来维持生活，我爱人有时候白天也要出去找活干，帮人家卸个货什么的。这些活都是不固定的，有些工厂要找人卸货了，几个老乡朋友就来喊他一块去干，这也挣不了什么钱，大概一个月300块钱左右吧。我干弟弟干得不错，我们刚来的一段日子有困难，他还给了我们几千块钱呢，他挺帮我们的。爷爷现在在黄庄开了一个诊所，主要也是卖药，也给人家看个病什么的，有营业执照，但房租、水电费加起来就要800块钱一个月，开支很大。这个店开了两年了，一个月最多挣1000多块，除去房租那些，一个月只有一百多两百左右，而且还干得很辛苦。我爱人也经常到那边去帮忙，拉货什么的。
（李永芳的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