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文学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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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是杜诗的又一特色。杜甫继承从《诗经》以来的中
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达到空前的高度。他善于对客观现实生活作高度的
艺术概括，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作客观描写，从而揭示其本质。如“朱
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过十字，但却触目惊心地呈示了贫富间尖锐的对
立。有时诗人以对话来达到对事物的概括，如《石壕吏》中老妪的一番话写
出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的遭遇。为了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杜甫有时甚至以
年月入诗，增强写实的气氛。虽然杜诗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绝大部分为
抒情诗，但他发挥了抒情诗所具有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特点，把生
活的本质浓缩在情感之中，如《春望》等诗。
以细致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由身边琐事的描写推衍到
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也是杜诗的一大特色。“细”乃杜甫的夫子自道：“老
来渐觉诗律细”，他曾赞赏王宰的山水画，能在尺幅的画卷中表现万里江山；
他自己也刻意地追求精雕细刻，以小见大，以微见博。他通过一枝沾满鲜血
的箭来反映安史之乱的灾难，以溅泪之花、惊心之鸟去点缀沦陷的京城。有
的看似身边琐事，实则联系着国家的变化人民的安危，比如《北征》写儿女
的衣着之破衬托出国破之痛。后人评杜诗“一句说得多事”、“意脉深藏曲
折”即此意。
杜诗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极为突出。他说“为人性僻耽佳句”，又说“清
词丽句必为邻”。后人评他“无一字无来处”也许有些夸张，但确实可见杜
甫锤词炼句的功力。如果说李白的脱口而出常常是不自觉地宣泄情感，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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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则在反复咏吟选句作词，所谓“太白韵高，少陵思精”。杜甫对诗歌尤
其是近体律绝的句法、字法、篇法、声律都苦苦琢磨，使他的诗精工、稳重，
有力而又时有出人意外之神妙。杜甫是众体兼长的诗人，各种律绝无不运用
自如。尤其在七律方面贡献最丰，他写的七律超过初盛唐诗人的七律总和，
他以沉雄悲壮的风格，把七律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中国现实主义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他继承前人的优秀
传统，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高峰。他的“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直接开导
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为诗歌开启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反映现实的道路。杜甫
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文学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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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乐府运动和白居易
新乐府是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它创
始于杜甫，元结和顾况又有所发展。中唐兴起了新乐府的运动，首先是由张
籍、王建、李绅等人的创作开始的。元和四年元稹《和李校书题乐府十二首》，
白居易在元稹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曰“新乐府”，并作序提出其诗歌
创作主张。新乐府的创作从杜甫开始，到白居易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
运动。
张籍（公元766—830年？）曾被韩愈荐为国子博士，后任水部员外郎。
他特别推崇杜甫。他的乐府诗广泛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风格平白浅直，
具有轻快圆转的民歌风味，精巧干净，显得凝炼含蓄节奏紧凑。他的代表作
有《野老歌》反映农民的赋税太重，辛苦所收粮食又遭官府糟践；《江南曲》
颇具民歌特色和生活气息。张籍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力求广泛而
深刻地写出民生疾苦。
王建（公元766—830年？）是张籍的好朋友，“张王”齐名。他的乐府
诗数量较多，反映生活面也较广。他擅长写实叙事，诗的结构平直简单，他
往往在叙述之后加上一两句看似平常而意味深长的句子，如 《当窗织》的末
两句“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辽东行》末两句：“宁为草
木乡中住，有身不向辽东行”等，顿使诗歌意蕴更拓出一层。王建从不同的
角度反映了不同职业人民的悲苦命运，如《水夫谣》、《海人谣》等突破了
前人的题材。他还善于运用通俗的口语入诗，摹仿民歌成功，如 《古谣》“一
东一西陇头水，一聚一散天边霞，一来一去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麻。”
元稹（公元779—831年）与白居易齐名，人称“元白”。早年与白居易
一起与宦官权贵斗争，一同遭贬谪，他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人。
他的 《乐府古题序》、《叙诗寄乐天书》等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有积极的影
响。使他留名后世的诗作是讽谕性的乐府诗，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如《田
家词》、《织布词》，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借老宫人之口道出安史之乱
前后的社会盛衰变化，充满讽谕。
李绅 （公元780—846年？）的《新题乐府》）二十篇很受元、白称赞。
他的 《悯农》二首最为有名，其一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
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成为中国妇幼皆知的诗歌。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出生于河南新郑县的
一个小官僚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因藩镇作乱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培
养起关心民生和注意实际的态度及刚介耿直的性格。他 29岁考中进士，32
岁与元稹同授校书郎，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公元815
年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上书主张追捕刺客肃正法纪，反遭诬陷，被贬为
江州司马。此后，他虽仕途较顺利，但越到晚年，入世念头越淡，受佛教影
响甚深。75岁病逝洛阳。
白居易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实主义基本精神的文学主张。
在诗歌和现实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
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诗的产生就是由于“事”
触动了诗人情感的结果。事即社会事件，要“直歌其事”，“一吟悲一事”，
联系到他在诗中所说的“唯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可以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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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强调的是诗歌要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时政的弊病。在《与元九书》中他
更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时事为现实而
创作，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基石。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诗歌应具有积极的教
育作用，“补察时政”、“疏导人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如
果失了教育作用，改变现实也就无望了：“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这
些都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在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白居易总
是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离开内容片面追求“宫
律高”、“文字奇”；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他要求诗歌形式要
通俗，文字要浅显，做到妇孺皆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基本上是进步的，但
对艺术形式重视不够，对现实内容强调的同时，尚未达到对艺术真实的追求。
白居易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实践自己的诗歌理论，颇为成功。白居易曾
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他的优秀作品
大多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里，《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也在其
中。在讽谕诗里，诗人实践着“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主张，有的讽刺横
征暴敛，有的反对穷兵黩武，有的攻击豪门贵族，有的揭露贪污奢侈，有的
专为妇女鸣不平。作者以对现实极为关注的犀利目光，观察发现着社会方方
面面的问题，用诗歌予以披露，“遇事托讽”，以收到“美刺比兴”的效果。
《观刈麦》描写一位“家田输税尽”的农妇靠拾遗穗过活，作者反省自己的
“不事农桑”的自足生活而觉“自愧”；《杜陵叟》以犀利的笔触直指农民
破产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惨无人道的剥削。还有 《重赋》、《红线毯》、
《赠友诗》等，都提到了土地与赋税的问题，诗人认为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使农民纷纷破产，作者怀着对农民
深切的同情之心来警告统治者，不能再这么横行霸道了。在《卖炭翁》中，
诗人愤怒地揭露了“宫市”的罪恶。“宫市”是唐朝宫廷直接掠夺人民财物
的最无赖的方式，“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诗人塑造了一位卖炭翁的典型
形象，他的外貌、心理都有形象生动的描绘，用简洁含蓄的笔渲泄了对统治
者深深的谴责。《新丰折臂翁》通过一位为避免兵役而“夜深不敢使人知，
偷将大石槌折臂”的老翁的惨痛故事，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在
新乐府中，这首写得极好，借老翁的叙述，追忆往事，形象刻划动人，结构
前后照应，可谓煞费苦心。白居易对其他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的遭遇极为
同情，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辛酸命运，《母别子》写被抛弃的妻子同
时又失去了亲生骨肉；作者叹息道：“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太行路》），“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妇人苦》）可见一副
怜悯心肠。
白居易有杂律诗近二千首，其中亦有佳作。五律《赋得古草原送别》把
自然界的枯荣、青草顽强的生命与人的情感沟通，极富蕴意，“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已成为人们常用的熟语。七绝《暮江吟》也脍炙人口：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白居易感伤诗中有两首著名的长诗，即《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
取材于民间传说，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作者一方面痛心于玄宗的
惑于色以至误国，另一方面又对天子的爱情表示同情。诗人在民间传说的基
础上，通过自己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加以充实和渲染，把这首长篇叙事诗写
得既有现实性又富于浪漫色彩。全篇曲折动人又流丽自然，描写细腻，抒情
氛围浓厚，故事性强，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与《长恨歌》齐名的《琵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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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作者被贬为江州司马时期，诗人借一个沦落天涯的弹琵琶的女子的遭遇
来寄托自己政治上受打击的激愤之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正是诗人内心的表白。音乐与情感相通，有声与无声照应，具体与抽象结合，
使这首长诗余韵袅袅，回味无穷。
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最大特点在于他自觉地把诗写得明白如话平易浅畅，
且不说那些乐府诗，就连已经惯于使用紧缩凝炼句式及象征暗示词语的近体
诗，在白居易笔下也被写得浅切自然，正是这种“务言人所共言”的语言，
使白居易赢得了读者。元稹在 《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白居易的诗“禁首、
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所谓雅俗
共赏，妇孺皆读。但白居易并没有将诗写成大白话，他的一些好诗在通俗之
中有紧峭凝炼，流畅之中有节奏变化，后人称之“看似平易，其实精纯”。
白居易所倡导并实践的这种平易浅切的诗歌语言在当时整个诗坛变革中，起
到了瓦解旧的诗歌语言范型与格套的作用，这种引“俗”入诗的作法，打破
了人们写诗读诗的习惯，拓宽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技巧，在诗史上功不可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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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文运动和韩柳散文
唐朝以前，没有“古文”这个概念。古文的提出始于韩愈，他称自己所
写的那种继承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与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相对
立。古文用的是俗下文字，其特征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不讲究排偶、辞
藻、音律和典故。唐中叶，由于韩愈的大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组成了一个新的文人集团，渐成一种社会风尚。后来又得到柳宗元的支持，
古文的业绩更著，影响更大，并逐渐压倒骈文，占据文坛的主要地位，这就
是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是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
对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散文在先秦就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两汉散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
同时又受辞赋的影响，开始骈化；到了魏晋骈文初步形成，这是一种讲究声
律、对偶和整齐句子的有格律的诗化散文，本来是对文学体裁的一种丰富，
但到了南北朝时期，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因投合贵族阶层的趣味而向形式主义
方面畸形发展。到了唐代，反对骈俪的复古运动开始高涨，初唐至中唐不少
有识之士进行了创作古文的尝试和理论探讨，为韩柳古文运动奠定了基础。
韩愈和柳宗元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借助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开始倡导
古文运动。韩愈提出，要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以纠正齐梁以来的
形式主义文风，古文不但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道”的。这在
当时很具感召力，从而促进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
古文运动的基本精神有两方面，一是文道合一。道是目的，文是手段；
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韩愈说：“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柳宗元亦
说：“文者以明道。”虽然在“道”的具体含义上韩、柳并不完全一致，但
文应该为道服务，文章更贴切地传达思想，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古文运动
的另一个内容是革新文体，建立新的文学语言。创立新的散文必须有新的语
言来负载。新的文学语言一是要“惟古于词必己出”，道是古人的，传道的
是今人，必须创造新鲜的词语；二是“文从字顺各识职”，即要用自然的语
法规范来创作，从而创造自由流畅的新散文取代数百年占据文坛的骈文。这
些主张都具有积极意义，符合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当自然质朴的文章被畸形
讲究形式的骈文所代替时，也就使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文章戴上了镣铐，古
文运动顺应了历史的要求。
韩愈 （公元 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人，公元 792年中进士，当过
节度推官、监察御史，后上疏言触怒当权者被贬阳山令。公元817年任刑部
侍郎，两年后又因上疏谏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公认为最能“折节下交”、
奖拔文人的人，后人称他“开设户牖，主张后进”。他不遗余力地奖拔了孟
郊、张籍、贾岛、李贺，而这些人也众星拱月似地使他成了文坛盟主，取得
宗师地位。
韩愈的散文理论，表面上看是复古运动，其实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