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4-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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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说：刘伯温于元末乱世，所作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可是及至建功封爵之后，其为诗却“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刚刚改朝三年多，刘伯温就告老回乡，隐于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与知县都不敢来往。就是这样，他依然没有逃脱朱元璋的疑忌，弄到南京，中毒而死。小心谨慎的刘基尚且如此，其他功臣更难幸免，胡、蓝二大狱之后，几乎所有的功臣都列名于《逆臣录》中，受牵累而死于二狱者几近五万人。
明主不需要忠臣，而且他也不相信有忠臣；他只需要走狗，驾驭走狗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在不测天威之下战战兢兢地为自己效命。这样，他就不能仅仅用死来威胁士大夫的性命，更要用辱来摧折士大夫的人格；他不能让士大夫壮烈地死于刑场，即使让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屠割，也会引起观众的同情，而他需要的舞台效果是吓破所有观众的胆，吓得他们失去思维能力，吓得他们胡说八道，吓得他们甘心做狗。罪至大逆不道的有凌迟，有族诛，罪不至此的就是活活的打死，这便是廷杖。廷杖是凌迟的一种变相，是专演给廷臣看的凌迟；它无论从受刑者的痛苦还是从观刑者的震惧来看，效果都不逊于凌迟。另外，与廷杖相配合的还有锦衣卫和镇抚司两个直属皇帝控制的诏狱，在那里可以对所有朝廷命官幽絷敲扑，其残酷刻毒，人不忍言。
士大夫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有君子小人之别，贤与不肖之分。他们看了几场廷杖之后观感如何？一些论者以后来建文帝诸臣的视死如归，以更后来的群谏死谏，以最后来的舍身殉国为例，来证明士气的不可摧折，君德越暗越昏，臣节却是越忠越直，以致对明朝皇帝的“养士”之风赞叹不置。卑见却认为这种说法不仅片面而且皮相。明代士大夫中的无耻之徒的无耻之行丝毫不逊于前代〔4〕，而明代士大夫的刚正节操的价值却是很值得推敲的。如果君德越暗臣节越忠，那么这所谓“臣节”不过是奴才的品质而已。如果以刚直为最重要的美德，而置是非利害于不顾，那与皇帝的刚愎也不过是半斤八两。如果一心顾念身后之名，把博得“百世瞻仰”为一生事业，那么他们的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又是多么卑琐。党同伐异，吹毛求疵；目光短浅，心胸狭小。攻一点而不计其余，尚空谈而专责事功。这些便是他们的主要特征。明代后期，言官以“风节”自励，专以自我标榜为能，有时竟达到不问是非的地步。万历时大学士许国（就是今天徽州城里许国牌坊的那一位）愤而言道：“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5〕这话并不夸张。
实际上，皇帝对士大夫人格与肉体的每一次大规模摧残，都只能使士大夫的整体素质下降；其中个别佼佼者的矫矫之行实不足以掩饰全体素质的退化，有时反而使一些优秀的品质发生蜕变。皇帝的廷杖及配套的专制设置是斧头，是刀锯，它是专拣直的来砍伐的〔6〕。朱元璋摧折臣下的结果是朝无谋士，野无将材，他死了之后，指望孙子建文帝能继成守业，但一年之后，“靖难”兵起，力主削藩的齐泰、黄子澄志大才疏，人称“读书种子”的方孝孺迂阔无用，他们除了把自己和家族一起“打包”替小皇上殉节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方孝孺不死于疆场，不死于城守，哪怕是随着建文自焚，或者自己找根麻绳吊死，也算是对自己误国之策的引咎自处，但他却宁肯死于不肯替朱棣草诏。“千钟禄”也好，“千忠戮”也好，上自老母下至儿孙的八百二十口就都替方正学殉了“臣节”。似乎他们打包送上的冤魂越多，他们的名气就越大似的，这似乎成了明代正直士大夫心中的一个定律。但如果说屠杀的场面能展示一下士大夫的壮烈，那么那壮烈同时又使暴君的暴虐再次升级。“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7〕顾炎武生当天崩地解之际，他是很清楚明末的“臣节”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想尽了办法，但那办法几乎都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朱元璋父子为后代的子孙竖了一个摧折臣子的样板，方孝孺则为后代士大夫竖了一个“售直取名”的样板。皇帝的权威越来越严厉，士大夫的“气节”越来越“刚直”，但这两点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维持封建帝国的治安的。终明之世，能称得上治世能臣的只有一个张居正，而他死后下场之惨又给了士大夫一个反面的教训。这在历朝历代也是少有的。
到了最后，崇祯皇帝面对山穷水尽的困境，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这时总算明白，大明的江山不能只凭借着皇帝的“英明”就能生存，还需要“能臣”的维持；但他却至死也不肯承认，这些亡国之臣就是他们列祖列宗的“养士”之风养出来的。
后人追究明亡的责任，皇帝昏暴，阉竖擅权，自是一端，但作为封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的责任呢，如果我们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检讨一下士大夫们的所作所为，其虚矫，其狂躁，其轻脱，其空疏，其门户，又无一不牵动着明朝的国运、黎民的性命。
当然，贤士大夫，亦即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没有被暴虐的封建统治者制服，但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并不在于姜埰一流的“以矫情苟难为道”的虚矫习气，而在于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面始终没有间断，如文坛上性灵说的提倡，对下层市民的发自性情的“忠义”（这忠义有时就表现为“造反”）的鼓吹，在野士大夫东林党人的讲学等等，但总的清算却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明代的灭亡和异族的统治，对于被理学熏陶透了的士大夫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国亡了，君无了，再也没有朝廷的纷争，再也没有什么忠奸正邪之辨，士大夫阵营明确地分为两个阵营，或是去趋附侍奉异族的新主子，或是埋首蓬蒿去做草野遗民。在大局已定、兴复无望之后，艰难困危的恶劣情势，使得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跳出了昔日忠一姓之君、报一君之国的局限，开始从“天下民生”的大范围来思考了。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由此而产生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程度不同地对封建专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明代士大夫自身的反省。
有意思的是，明亡之后，一大批视名节如性命的士大夫却偏偏忘记了名节！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满清贵族，为了“统一”中国，屠杀汉人的残酷是前所未有的，剃发易服以根绝汉族反抗意识的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兵尘未定，当时的江左士林领袖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都“被迫”地做了满族人的新贵。后人对黄宗羲的“晚节”也颇有微辞，因为他的《明夷待访录》是为“后王”作法；顾炎武“行己有耻”，节操凛然，但他不能禁止自己的外甥去做异族统治者的大官；就是以《南山集》案而著名的戴名世，也当过清政权的翰林；而那个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才子吴兆骞，是因为想挤进清政权的科举而犯的案，说难听些，他的倒霉就是为了想做满人的奴才。清初的遗民最多只能保证自己一代不仕于新朝，对于第二代的出仕都不干涉，遑论“九族”“十族”！面对本族统治者的淫威确实是宁死不屈，可是为什么对异族政权却不肯以死自矢了呢？“父母之仇”不能“共天下”的圣训忘了么？国恨家仇这么快地就在士大夫中“消解”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皇帝统治艺术的高超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士大夫在“气节”问题上转向，是不是也有自身的原因呢？至于其中的孰是孰非，那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但这已经不是本题目所能包括的了。
注释：
〔1〕奇怪的是，明朝已亡，福王在南京成立了小朝廷。祁彪佳奏革诏狱、缉事、廷杖三弊政，仍不为采用，也算是死不改悔了（见查伊璜《鲁春秋·监国纪》）。
〔2〕《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嘉靖十五年，用丰坊言，尊献帝为睿宗，祔太庙。
〔3〕《明史·礼志二》。
〔4〕有名的“洗鸟御史”就是明人的杰作，它使得前朝的洗足、尝痈、捧靴全部相形见绌；而当朝一品竟用向皇上献春宫画及春药以固宠，也是前无古人的。
〔5〕《明史·赵用贤传》。
〔6〕廷杖时，执刑者可以因贿而轻重之，无钱的清官死的机会就更多一些了。
〔7〕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条。有趣的是，南明小朝廷一面不肯废除廷杖，一面却“补谥”历朝“忠臣”，其中自然包括被杖而死的诸位（至于被皇上灭了十族的方孝孺，则得了最令人歆羡的“文正”）树立样板，供人学习，准备为皇上做杖底游魂，直到灭九族而不悔。明朝皇帝之暴可及，其昏则真不可及（参见《明季南略》卷五）。
从“糖醋活鱼”到道光皇帝
？ 板儿爷
记得十几年前听过一个相声，叫“糖醋活鱼”。在那时，相声创作也是很讲究“主题先行”的，这段相声的主题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世界第一。但这文化的代表作却是一盘开了膛，破了肚，进了热油锅，再浇上糖醋汁，居然还能瞪着可怜的眼睛大喘气的一条鱼，则很让人不可理解。我不知道这个段子是哪位先生写了，只记得从电视里看着侯跃文的表演，也很替他难过，因为他确实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毫无后来那些明星偷工减料的手脚。他真想逗人乐，急得都冒汗了，但却实在是让人笑不出来。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丝对作者不敬的揣测：这位先生是不是要把小侯先生也“糖醋”了？
但“糖醋活鱼”这个段子还是很有意义的。那意义就是让国人知道自己的祖宗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种“文化”——“糖醋活鱼文化”。
现在时兴“寻根”。那么“糖醋活鱼文化”的根在哪里，我们试着寻一寻。记得有一则笔记与此类似。那是清朝的事，说山东某地有一家饭馆，叫“十里香”，专卖“水煮活驴”，生意极好。水煮活驴当然不是把整头驴放在锅里煮，不但没有那么大的锅，也没有活煮的趣味。掌柜的做法是，在地上钉四根木桩，把一头活驴四脚拴上，客人来了，一锅清水烧开，问客人想吃哪一块，要哪块割哪块，当时就煮，这边客人吃着，那边驴在叫着。谁都知道驴的叫声不好听——现在有人嫌某歌星的献艺状态不佳，就往往用驴鸣来比喻其歌声，而被凌迟的驴的叫声尤其难听。可是在正品尝驴肉的客人听来，这惨叫却无异于丝竹之音，一边听着一边吃才够味儿。为什么呢？正是一边择着鱼刺一边欣赏鱼的挣扎的同一心理作用。这一美食还有一种山西版，地方是太原的晋祠，时间是清朝的乾隆年，它的特色是先把驴灌醉，再用滚开的水把它的毛褪净，然后再用快刀零割，相比之下，这比圣人老家的吃法“文明”了一些，但最后的效果即在客人品味着驴肉的时候驴尚未死，则是一样的。
这种文化当然不能让北方专美，江南人不吃驴，爱吃鸭子，就在江南本色上动起脑筋。那方法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坑，上面盖一块铁板，周围圈以栅栏。入选的鸭子被放在栅栏之内，开始还学着大官一摇一晃地闲庭信步，渐渐地就觉出不自在了，因为铁板之下已经点起了微火，鸭大人有些燥热，又有些干渴。但旁边就放着一碟一碗的饮料，调着姜汁的酱油，或者加了海鲜的醋之类。鸭子喝了几口，开始还以为这是对它的特别优待，后来是越喝越渴，而且脚底下已经从北方的热炕头变成广东的铁板烧了。据说，鸭子为了抗拒脚下的痛苦，就要调动全身的精华到脚下，然后一面呷着饮料一边在铁板上急剧地绕圈子，那姿态可以从电影中常常看到的吃了败仗的军长师长，或者是东窗事发的省长市长在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转圈子的表演中得到印证。不知道鸭大人喝了多少酱醋，转了多少圈子，最后的结果是它变成了一块又肥又嫩、汁浓味美的烤鸭肉。鹅鸭同类，所以此法对于爱吃鹅的人也可通用，据说那鹅在将死的时候，身体只剩下了皮骨，全身的精华都集中到变得如扇子一般大的鹅掌上。
这种烤活鸭与糖醋活鱼相比，不足之处是品尝其肉的时候不能兼赏其挣扎婉转的声态，而是分成了两部曲。但分成上下两部，先看后吃，却极具中华传统哲理。尤其是下野政客、失意官虫，如果认真品味了烤活鸭的全过程，就非常有同病相怜的感慨。如果有人想写一部名叫“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哲学”的大著，我郑重推荐这一味名吃。
“活鱼文化”随着中原文明的南移，使一些边徼荒蛮之地也开化起来。听说西南地区有一种吃活猴脑子的发明，就可以看出我们文化“放之四海”而后的成就。那办法是把活猴子放进一只竹笼中，上面有一大两小三个窟窿，只让它的脑袋和前肢露在外面。如果我们把这些笼子一排排列在县衙门大堂的两旁，大家立刻就会悟出，这一名吃的“炊具”原来是从“站笼”变化而来的，而站笼则是封建社会各级父母官对付刁顽之民的常备用具。（站笼可不是罚站用的笼子，那是能“站”死人的！）“条条大道通罗马”，哪种有价值的发明不是从我们这里学的？且说猴子窝在站笼里，正不知犯了哪家王法，一股由温变热的水流从头上浇下，它已经烫得难受了，便用前肢去抓头顶。于是只须用半瓢沸水，猴子就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头上的毛皮清理干净了。猴子头盖骨已经露出，它还在喊冤叫屈似的吱吱叫着，美食家却手持一只小锤，轻轻地甚至优雅地这么一敲，头骨已碎，猴子的脑浆像酸奶似的在里面漾着，还带着温热，于是就品尝起来。如果美食家的运气好，碰上一只坚挺的猴子，那么在吃着酸奶的同时还能欣赏猴子的嚎叫。色、香、味之外还有一个声，也算是“四美俱”吧。
这道菜对当时那些初入宦途、春风得意，但对敲扑黎民还有些手软的官场雏儿们还有些恐怖，相信他们吃上十只八只猴子之后，就会由雏儿变成“苍鹘”的。
这种高级的富有哲理的饮食文化，当然不可能是山野小民所能想象出来的，那最早的发明者，就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氏兄弟，而出处则见于《朝野佥载》。但后来时过境迁，竟然使这些风味名吃从名都通衢流落为一个县城或一隅边塞的区域文化，虽然内蕴深厚，但从外观上颇有朴野之嫌。宋元之后，理学风行，大人先生们更为讲究的是“君子远庖厨”，只吃猪肉不看杀猪的，这是孔孟之道为体谅仁人贤者的营养需要而设计的两全之计。所以如果当时的官已经做得够大，已经不必亲理敲扑榨取之俗务，已经到了用下属们的攀援搜集假古董假字画以冒充风雅的时候，再动用那些血淋淋的“活吃”，就有伤自己的身份了。此时应该吃的是不见血的“活吃”！——小者如醉虾醉蟹之类，大者……还是让我们举例说明吧。
清代最有油水的差使是掌管黄河治理的河工，所以河督的腰包最肥，生活也就最为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