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4-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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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我们举例说明吧。
清代最有油水的差使是掌管黄河治理的河工，所以河督的腰包最肥，生活也就最为奢侈。清末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曾专谈管理河工官吏的奢侈，其中说到某河督宴客时的一道菜：那是看起来极普通的一盘猪肉，但吃起来却是美味无比，众宾客无不发出“此猪只应天上有”的赞叹。酒宴方罢，有一个客人内急，要去厕所。中国的厕所文化与先进的厨房文化正好是两个极端，即使是这位河督大人的厕所，也并无生面可开，照例在“后圃”的角落里。这客人走过后院的时候，见有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地堆积在院中。客人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死猪，一问才明白，原来刚才吃的那盘猪肉就是这几十头猪脊背上的肉凑起来的。宰猪的告诉了这位好奇的客人：
其法闭豚于室，屠者数人，各持一竿，追而抶之。豚负痛，必叫号奔走。走愈急，挞愈甚。待其力竭而毙，亟刲背肉一脔。复及他豚，计死五十馀豚，始足供一席之用。盖豚背受抶，以全力护痛，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脊背一处，甘腴无比，而余肉则皆腥恶失味，不堪复充烹饪，尽委而弃之矣。
做一盘菜要活活打死五十多头猪，这气魄又远非十里香的水煮活驴可望项背了。据那位屠夫讲，他刚到此两个月，就已经亲手“宰”了几千头猪了。
《庸庵笔记》所记是道光年间的事。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应已打过，屈辱条约已经签过，可能朝野之间还发表过“勿忘国耻”的豪言壮语，会试的策论也许还要以“夷夏之辨”为考题。但事过之后，依然是一片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据说道光皇帝是清代最有“俭德”的皇帝。有一天，他想起当太子时曾到前门外吃过一碗片儿汤，又便宜又好吃，就让御膳房为他做一碗。太监说：这要先盖一所片儿汤御膳房，买一套制作片儿汤的设备，派专员去全国各地考察片儿汤制作的不同风格流派，当然最后还要聘几个片儿汤的大师傅，初步预算纹银十万两。道光听了直瞪眼，说：“算了，这片儿汤朕不吃了。”道光虽然克己，但却拿那些贪官污吏没办法。所以一边是道光数着手指头吃鸡蛋（太监报账是二两银子一个），另一边是把国库的银子流水般的花。
跌落后的中西女性
——中西女儿国之比较
？ 黄金城
就像一场伟大的造山运动，在原始的创世神话过后，男性神形象突然崛起，而女性神形象却颓然陷落。历史来到了英雄神话世界。这是一个洋溢着雄性激素的世界，一个血与剑的世界，一个男权的世界。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于中国的《诗经》，当姜嫄踏上天帝的大脚趾后，就只有将氏族的权杖拱手让出，退入了历史门楼内——历史的门槛迈出了后稷的伟岸身躯。另一部先秦典籍里提供另一方面的关于追逐婚姻——女性的婚姻地位已然跌落——的有力证据。《易·爻辞》以一种充满调笑的轻松口吻描述道：“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轻松与调笑底下是自信，男性力量崛起后的自信。然而，一场历史的造山运动也必然伴随着强烈的思想余震，神话的地表留下了可供解读的断裂面与褶皱层。
女性地位向第二性跌落，英雄神话里便失去了女性英雄的根据地，惟一的例外发生在希腊神话中。这是位于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一群女战士。她们叫做亚马逊，战神艾瑞斯（Ares）的后裔。她们并不崇拜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而以狩猎女神阿蒂米丝为偶像。举国上下由女王彭忒西勒亚（Penthdsilea）统治。这是一个没有男子，并专门与男性对抗的国度。
盲诗人荷马赋予彭忒西勒亚以男性英雄的特质——更确切地说，是“反转”了“应有”的女性特质。她们的族群纯洁、高贵，拒绝结婚。为繁衍后代计，她们也与男子交媾。产下女子，则抚养成女战士；产下男子，则送走或弄成残疾以为奴隶。作为战士，她们的天职就是对抗男人。为了方便引弓射箭，她们毅然割除右乳。语源学上亚马逊（Amazon）一词便源于这个神话。在希腊语中，a指缺少，mazo指乳房。神话学家认为，这就是“两性战争”的原型。
然而，历史洪流不可阻挡，在女性向第二性跌落后，这支母系社会的残军和孤军，也必然灭亡。荷马在叙述特洛伊战争时，就让女王彭忒西勒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阿喀琉斯（Achilles）杀死。而这场历时三十年的战争，源于对一个叫做海伦（Helen）的女子的争夺。这两个女子的不同命运间已隐含了巨大的历史启示。
另一个启示来源于女儿国的地理位置。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在荷马的世界概念里，这已是僻远的所在。也就是说，当奥林匹斯（Olympus）山上的宙斯（Zeus）威严地扶正王冠时，只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隐隐地传来女性的抗议。但这无力扭转历史，当姜嫄将权杖让给后稷时，彭忒西勒亚的桂冠也开始由海伦接管。女性地位的跌落便具有了两重性质。
不独希腊，中国也有女儿国神话。中国一直缺少一个荷马式的神话家，因之所有神话只散落在先秦文献和以后的志异册子里。关于女儿国，一些不失好奇之心的中国人留下了只言片语——
《山海经·海外西经》：“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郭璞注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妇无男。”
《后汉书·东夷传》：“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
《梁书·东夷传》：“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长发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妊娠，六七月则产子。”
《异域志·女人国》：“其国乃纯阴之地，在东南海上，水流数年一泛，莲开长丈许，桃核长二尺。若有船舟漂落其国，群妇携以归，无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盗船得去，遂传其事。女人遇南风，裸形感风而生。”
与亚马逊战士一样，这些女儿国非“夷”即“异”。但在以“中心之国”自居的中国文化里，海上女儿国更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值得注意的是，荷马描述的女战士，并非希腊女性，但其中自有希腊人对于女性特质的理解。而我们这些好奇的前辈所呈示的，也绝非真正的中国女性，但其中就没有中国女性的镜像吗？
幸福的女性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女性各有各的不幸。亚马逊女战士，无疑受到交感神经系统的控制，充满了攻击性，宛如一头咄咄逼人的狮子；海上女公民，则听任副交感神经的摆布，充满了妥协性，宛如一只步步退却的刺猬。亚马逊女战士，是用弓箭来对付男性，海上女公民手握的却是一种叫做“性冷淡”的武器。亚马逊女战士对抗男性但不拒绝男性，海上女公民逃避男性同时也拒绝了男性。亚马逊女战士就像永不言败的桑提亚哥，她们的心灵阳光普照，其悲剧意义是崇高的；海上女公民只是缩在套中的别里科夫，她们的心灵阴霾笼罩，其悲剧色彩是暗淡的。这种文化心理差异已经提示了中西性文化的发展脉络。
其实，“性冷淡”也曾是希腊女性的武器。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创作了一位叫做莉希翠塔的反战女性。雅典在与斯巴达的冲突和争斗中，妇丧其夫，子丧其父，民生凋敝，民不聊生，但战士们仍不肯罢休。于是莉希翠塔将两方战士的妻子们联合起来，作出一个举世无双的决定：如果再不停止战争，就休想做爱。很快，双方战士便由好斗的公牛变成温顺的绵羊。战争结束得毫无血腥。这种“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反战情怀，是千里寻夫的孟姜女做梦也想不到的。而海上女公民的“性冷淡”武器，使用起来更像是自卫、自残，甚至是自戕。在历史命运的跌落后，远远地逃离了（也是被隔离），以万顷波澜为护城河，守住心灵的空虚的城。女儿国的幽闺心理为小说家施耐庵所深刻把握，他笔下的女儿国公民充满了性的饥渴。在另一部中国小说《镜花缘》里，作者李汝珍也描绘了一个女儿国，虽然他也完成了男女角色的反转，但小说的滑稽成分消解了其中的严肃。林之洋的被迫穿耳缠足，看起来更像是饱受其害的女性的抱怨：“你也来试试！”而不是亚马逊女战士玉碎的抗争。
在整个西方历史里，只要女性企图逾越传统性别角色，便再度唤醒亚马逊女战士的幽灵。而在东方历史里，即使掘地千丈，也挖不出这样的精神资源，未免遗憾。
绣鞋打个相思卦
？ 黎 荔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佟振保陷入生活失控、自暴自弃的状态，一个晚上，“听见烟鹂进房来，才踏进房门，他便把小柜上的台灯热水瓶一扫扫下地去，豁朗朗跌得粉碎。他弯腰拣起台灯的铁座子，连着电线向她掷过去，她急忙返身向外逃”。佟振保在床上睡到半夜，被蚊子咬醒了，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佟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终于，他谅解了烟鹂及自己人性的软弱，记起活在人世间无数的烦忧和责任，“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每次读至此，总是疑惑不已，那双躺在地板正中带着鬼气的绣花鞋，成了事态转捩的关键。如果说绣花鞋是烟鹂急逃时遗下，场面理应一塌糊涂、混乱不堪，而不是摆成前后相近的“微带八字式”的形状。我疑心这双鞋就像鲁迅《药》中烈士坟头红白的花环，是作者凭空添上的。这掷鞋于地的示意，似乎与从前的相思卦习俗有关。
在明清时，女性有一种打相思卦的习俗。相思卦亦称鬼卦，即用一双三寸金莲红绣鞋来掷筊问神，以占卜出外的心上男子归或不归，对自己爱或不爱。
《金瓶梅》第八回，潘金莲因西门庆一个多月不到她家来，“无情无绪，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一个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声语，暗卜金钱问远人”。此回中有一支《山坡羊》曲，也说“凌波罗袜，天然生下，红云（红绣鞋）染就相思卦”。在《聊斋志异》一书的《凤阳士人》中，写一丽人为凤阳士人“度一曲”：“……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占鬼卦。”此曲后并有注解：“春闺秘戏。夫外出，以所著履卜之，仰则归，俯则否，名占鬼卦。”
至于如何看待相思卦的卦象，说法各异。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在他的《词谑·鞋打卦》中说：“不来呵跟儿对着跟儿，来时节头儿抱着头。丁字儿满怀，八字儿开手。”手掷红绣鞋，视其自然排列的形状，以确定爱人来与不来，以及对自己的情爱深浅，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此俗在当时却相当流行。明清时女性以红绣鞋作为占卜工具，是何原因？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认为是“示谐象”，因“鞋”与“谐”同音，这当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与明清时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对“弓足”及“弓鞋”的欣赏与爱恋有关。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舍弃热情奔放的玫瑰和王娇蕊，选择婢妾般柔顺的孟烟鹂，固然违背了自己的性情和原欲，但是，穿绣花鞋的烟鹂所体现的那种“三寸金莲”式的做小伏低，让佟振保充满了主人的感觉，使他感到家是他建立的一个绝对世界，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而“身子从衣服里蹦出来”的玫瑰，“一件条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地合在身上”的王娇蕊，都是男人制不住的不守妇道的女人，出现在半中半西、华洋杂处的社交圈，纯粹中国人中这一路的人究竟少。对于这些热烈不羁的女子，佟振保到底还是心存畏惧，怕累及安全及前途。
在人生的理智制裁与性情自由之间，佟振保最终选择了重归秩序，动摇的家庭真能从此安稳吗？张爱玲采取了苍凉的不问人间事的姿态，只淡淡一句“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便了结了，但她似乎仍有未尽之言，篇末随手打了一个相思卦。那个微带八字式、鬼气森然的卦象，已隐含了不吉的意味。烟鹂对丈夫无条件的依赖，说明了一个传统女性自我否定的认命心态。虽然得到了丈夫的回归，但她的结局，不外是《茉莉香片》中冯碧落的结局，“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或许这便是“烟鹂”的含义，雾锁烟笼中模糊暗淡的、任人支配的小鸟，千百年来被湮没的无数深闺女性中的一个。表面上扮演女主人的身份，实则被附属在宗法象征秩序中难堪尴尬，无能且又无味，是一个整体模糊的人，一种空洞的存在。说到底，无论红玫瑰还是白玫瑰，都是任人赏玩的花，离不开自身生存土壤的植物，她们本身没有权利和能力自由伸展。烟鹂尤其处于“自闭”和“忧郁症”的双重状态，性格和环境的因素使她与外界无法沟通，小说通过便秘症患者的身份来映现她的存在状态。她是失语的，佟振保长期漠视烟鹂的存在，对她的哀求的发现，却是通过一双落在地上的绣花鞋，这是何等充满讽刺意味的一笔。
张爱玲表明了情与义的无可调和性，男人、女人的情义总是分裂的，有的可婚而不可恋，有的可恋而不可婚。《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丈夫、妻子、情人、妓女，又有哪一个能够做到情义得兼、身心两全？现代人在张爱玲看来，都是残缺、病态、不彻底的。即使“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意志足够坚强，但人性的荒唐和懦弱，会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自己内心设计的理想蓝图。当佟振保发现妻子和一个裁缝通奸，其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他用牺牲“红玫瑰”的爱情换来了与“白玫瑰”的体面婚姻，建立一个理智制裁的对的世界，曾经是他的人生支点，最终，他发现这种生活不过是表面光鲜内里龌龊，还不如抛开顾忌去放浪任性。佟振保开始走下坡路，公开嫖娼，同时放弃了职业晋升的追求。直到一天晚上，佟振保幡然悔悟，发誓重新做一个“好人”。这当然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所谓“变成个好人”，也就是回到原先那种忠于职责的作假生活，虽然事业有成，但内心却不幸福，由于面子上的努力，在社会上保留着“好男人”的名声，每三个礼拜去宿娼一次，作为窒息生活的发泄。
去年10月，止庵在央视《百家论坛》上讲学，评说张爱玲的残酷之美，指出“实际上张爱玲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她给写出来了。她的这个态度，鲁迅说的是消极，我们说是一种很彻底的态度，就是说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止庵认为是因为张爱玲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是人间的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还有一个视点就是在这个视点之上，把全人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
我觉得说得有道理，正因为这种俯看人间的视点，《红玫瑰与白玫瑰》篇末才有了这极富象征意味的写法：开灯见鞋，在地面上如同鬼卦。相思卜得相思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