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4-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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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有责任让自己在电视画面上“显得更英俊，更具有活力”。日本的小泉首相，则以一头蓬乱的烫发而赢得“狂人”、“狮子王”等雅号，“狮子头”帮助小泉建立了“改革者”的生猛形象。2000年美国在任副总统戈尔和小布什打拼总统，不知听了哪个顾问的建议，突然留起了胡子。《纽约时报》说他看起来像个“在逃（逃避税局追缉）的会计师”。只有《今日美国》有一丝赞词：“这使戈尔看起来轻松自在，同时令他不那么呆头呆脑。”罗素说：“历史的最好部分在将来，不在过去。”“美丽贴水”是一份刚出炉的博彩产品，天天摸下去，哪个人都有机会，哪一把都可能捞上个大彩来。
从别人喜欢中占便宜，是人生技巧。讨人喜欢是生存之道，也是制胜之道。大众传媒是公众人物实现讨人喜欢策略的最佳平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类不是在好与更好之间进行选择，也不是在好与坏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进行选择”〔23〕。大众传媒硬塞给公众的媒介形象，固然有虚幻、变形、造假的弊病，但在信息时代还有比这更真实的公众形象吗？“美丽贴水”固然荒谬，“丑陋”贴水，不美不丑贴水也未必就公平啊？还是开发人们原始的直觉，选择美丽，为之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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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大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在媒体上亮相，一律深蓝色西装，绛红色领带，庄重而不失亲切，让整个世界眼前一亮。形象设计专家评论道：“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荧屏上的形象已经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几乎全部都打着绛红色的领带，这种领带在西方被认为是最有权威和最可信的领带。”〔24〕中国领导人注重媒介形象，至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与时俱进，与世界同进。
注释：
〔1〕林行止：《我读我在》，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2〕（苏）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我所了解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参考消息》2000年9月20日。
〔3〕（苏）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4〕丁林：《美国的“政治正确”》，《万象》2002年第10期。
〔5〕〔17〕（美）罗伯特·B．西奥迪尼：《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57页。
〔6〕（美）费兰德·格林斯顿：《总统的魅力——从罗斯福到克林顿的领袖风格》，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7〕（美）詹姆斯·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8〕〔10〕〔11〕〔13〕〔14〕〔15〕（美）尼古拉斯·金：《问鼎白宫之路——乔治·布什外传》，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121、120、127～130、105、120、121页。
〔9〕（美）佩吉·努南：《美国总统的女撰稿人》，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12〕《总统竞选·公共关系·大众传播媒介》，《国际新闻界》1989年第1期。
〔16〕周立、龙翔编著：《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18〕王元化：《一九九一年回忆录》，见《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月6日，第8版。
〔19〕（美）阿伦森：《社会性动物》，新华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20〕（美）理·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21〕（美）爱德华·伯尼斯：《“获取公共赞同”——公共关系的原理与方法》，《国际新闻界》1987年1期，第39页。
〔22〕（苏）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23〕张羽燕：《美国随笔二则》，《经济学家茶座》第五辑，第140页。
〔24〕英格丽：《形象设计——成功的必要修炼》，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杂读八记（下）
？ 朱亚宁
五、《巴赫传》
（黄龙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版）
从某种角度讲，二十世纪是一个明星、名人的世纪。各色明星充斥并影响、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这种情状的普遍繁盛程度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巴赫的存在距今仅三百年时光，尽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明星，然而置身文明进化最迅疾的世纪，目睹各色“大师”、“巨星”、“天后”、“天王”日进斗金、风光无限并受到从赤贫村女、大中学生、打工仔、拾垃圾老太直至高官巨贾、国王总统的簇拥追捧，人们已很难想象十七八世纪的艺术家与当今“艺术明星”在生存处境、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方面判若云泥的差距。
以巴赫为例，而今的他已被供奉为西方音乐圣坛上屈指可数的顶级偶像，可又有多少人了解其人在世时是如何的悖时倒运，仅止在有限地域以管风琴演奏家知名？！甚至在儿子们眼里，他也不过是一个老古董，一个很好然而已经落伍的对位作曲家而已（当时新派的是法、意音乐）。
追溯生平行状，巴赫在某些酷好虐行的“艺术家”或“斗鸡”类“先锋”文人眼里肯定属于“又土又傻”的那一类：他从未飞黄腾达，从未迈出过国门，活动区域限于德国中部南北三百公里、东西一百余公里的范围，1750年7月28日因严重高烧导致中风去世（此前因白内障遗传倾向及终生在烛光下抄谱已双目失明），葬于莱比锡圣约翰教堂墓地南墙下。此后，曾回响在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巴赫的音乐同他本人一样，几乎被完全遗忘了。
进入十九世纪，巴赫终于引起了浪漫主义艺术家们的注意。1829年3月11日，门德尔松于柏林歌唱学院指挥上演了《马太受难乐》（一百五十人的庞大合唱队是一百年前巴赫在圣托马斯教堂首演这部作品时的五倍）。据记载，演出现场气氛一派肃穆，人们虔心聆听这一庄严宏伟的大作，曲终之际，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座的听众之一、哲学家黑格尔后来写道：“巴赫是……一个坚定而博学的天才，我们只是在最近才重新认识到他的全部价值。”这次演出是复兴巴赫的重大转折点。1850年，巴赫协会在莱比锡成立，半个世纪后，煌煌四十六卷《巴赫全集》问世，巴氏逐渐成为西方音乐史上的巨人。
“最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生前死后都遭到时代的轻视和遗忘，对此，房龙说，最好不要为此过于痛苦，因为很可能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比方把一位未知的伟人送进坟墓。有意思的是，巴赫似乎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才能和偏离既定的艺术理想，一生中始终保持着自然的高贵尊严，尽管忍无可忍之时也会对上司及市议员、校长类井底之蛙的过分干预大发脾气——“巴赫终究没有沦为乐匠。从他与雇主的龃龉，可以看到他的倨傲，这是天才与庸才之间不可避免的争执……一个真正的天才是羁绊不住的，必然要破茧飞去，外在的局限妨碍不了他心灵的自由。”
除了对自身天才的坚信，对音乐的由衷热爱，巴赫一生勤奋工作的强大动力还来自对上帝的虔信——差不多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虔诚的马丁·路德派教徒，其次才是音乐家（那个时代人们的信仰与生活密不可分）。上帝创造了世界及完美的秩序，音乐则是对这个秩序的反映：“所有音乐的目的及其始终不变的动机，除了赞颂上帝、纯洁灵魂以外没有别的。”受信仰驱使，巴赫倾一生热忱地写出上千部大小作品（管风琴曲、钢琴曲、受难／弥撒曲、康塔塔构成其作品的四块基石），空前发展了路德派众赞歌体系的德国音乐，并在器乐领域将德、法、意风格糅为一体，开创了全新的风格和创作领域。
说说跟巴赫的一点因缘。
需要声明，我远非什么音乐发烧友，对音响器材、唱片版本之类别人津津乐道的东西全然无知。限于条件，听乐经历也时辍时续。所听西乐趋向两极，一是欧美流行音乐包括美国乡村歌曲、甲壳虫、老旧摇滚——如平克·弗洛伊德、U2之类；一是欧洲古典音乐。对后者的好恶基本任随天性，譬如不喜欢大轰大嗡的交响乐（那样的呆板僵硬夸张程式化“唯武器论”），不喜欢贝多芬（还有德彪西、柴可夫斯基、海顿、小约翰·斯特劳斯等）的某些作品。（与巴赫相遇前）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舒伯特，以及穆索尔斯基、部分的肖邦、莫扎特、西贝柳斯……可是一听巴赫我便立即惊觉：这大概是尘世间所能有的最好的音乐之一了。
第一次购买的巴赫是中唱公司那套“伟大的精品”中的两集（包括磁带和LP），后来又增加了六七盒音带，十余张CD——对于大海般的巴赫，听这样一点作品，连起码的尝鼎一脔也谈不上。不过我想用阅读作一类比：在禁锢年代，一本来之不易的书可能会被反复阅读，读出其本有应有以至乌有之义，而在书籍泛滥成灾的今天，人的感知判别想象能力反而趋向萎靡弱化乃至丧失了——听乐大约也有共同处，多与少、浅与深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至于如何听乐并“听懂”，特别是在对专业技术“不懂”的尴尬前提下，我认同一位爱乐者的经验之谈：“不必理会《音乐圣经》、《古典入门》之类骗人的东西，也不要被专家的高深理论和经验所吓倒。你大可不知‘十二平均律’为何物，却毫不妨碍你以最深切的理解来欣赏《平均律曲集》；你也可以对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一窍不通，却并不影响你以最贴近的关怀来分享《b小调弥撒》以及宗教或世俗清唱剧和康塔塔。”这里惟一重要的是反复地、凝神敛息地聆听，惟一可以信任的是你自己的耳朵和心灵——当然，它们因人而异，也因后天的熏染造作而异。
我理解感觉的巴赫的微妙、美妙、卓尔不群处在于它明晰、整饬、井然有序同时又宏大深邃，两者并存且完满结合者极罕见（形式谨严者大多难“大”）。“大”并非内容的无所不包（空间），尺寸的尽量伸长（时间），当然也非分贝的无限增加（音量），它跟作者精神的高度、灵魂的深度、人格的完满度直接关联。奇怪的是巴赫一再被视为“沉闷难解”——就我有限的经验，巴赫从未让人产生过枯燥无味高深莫测的感觉，即便从是否“悦耳”一类初级的感官印象衡量，巴赫也是动听、好听的——当然，“好听”与否仍因人而异。
那么，巴赫的“沉闷难解”到底缘何﹖伯恩斯坦非常正确地指出：1。听众听惯了戏剧化的音乐（对比、二元论原则：两个主题或两种意念、情感的对立、对抗。典型如贝多芬——这也是我不喜欢他的主要原因），而巴赫不是明显的戏剧化的；2。听众听惯了以旋律与和声、曲调与伴奏为特征的音乐（即主调音乐），而巴赫是以对位法为主（对位法并非想象的那样深奥可怕，伯氏说，它无非是一些怎样使两条或更多的旋律进行得好听的规则而已）的复调音乐；3。其实并无纯粹单一的和声与对位，二者必然相互影响容纳。巴赫由此将对位法发展为卡农和赋格曲，尤其是后者——他使这种形式变得伟大，自己也因此而伟大。这一切的后面作为精神之钙与骨的不消说是他对艺术的虔敬，对基督的朴素信仰。
六、《异行传》
（张默生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1987年，重庆出版社编选了一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收录“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纪实作品。这套书定价低廉，装帧印制粗劣，估计销路亦不畅——我手头有的包括《北线巡回》、《章炳麟》、《黔滇川旅行记》及即将谈到的《异行传》等几种，都不过五六千印数，1993年自杭州三联购得，此际距它们“出炉”已快六年了。
著者张默生，山东临淄人，1919年考入北京高师，后回鲁任教。抗战时流寓四川，受聘于重庆大学、复旦大学，建国后担任过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1957年成为右派，在忧患贫病中度过晚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寂然辞世。
《异行传》写作缘起颇为异常：当时张刚刚入川，未曾想他三个年龄从八岁到七个月不等的儿子一年间悉数被疾病夺去生命——遭此巨创的张默生一是研读佛经自慰，二是构思著文以排遣郁闷。他由川人“厚黑教主”“议论奇辟、刺讽恶毒”的著作回想起巴蜀之地的奇物奇景，“触动半生来得知的奇人奇事”，心想将其“传述”于世，这样便有了《异行传》的试笔。
《异行传》的记述对象多为无名小人物及怪论奇行，其神貌逼肖生动，文字简劲老辣。尤其《苗老爷传》、《疯九传》、《记怪诗人徐玉诺》诸篇，读来让人或诧讶于个中角色品性的奇异不群、前后落差巨大然而转换入情合理不显突兀（有经得起推敲的性格依据、心理依据、情境依据和事理依据），或笑叹彼时人物行为的诙谐恣肆、特立独行、至情至性，蔑视社会之眼、公众之议、友朋评说声名义利之类，并由此体味到随时代演进人性变易所致的某种率性自由的古风古意的失落湮没。
《异行传》的语言“半文半白”，因写作初试验的是“一种小品的体段”，人物“也是适合于小品体段的人物”，“暂采用文言，意在试验一番文言的功能”，同时期望在结构布局上破除既往的“呆板形式”。按我的阅读感觉，作者笔下的白话总显局促平淡，不及文言精炼传神自然，或许这正是张默生类半新半旧文人的必然限囿吧？
略感“不伦”的是“义丐武训”被列入“异行”人物——以我之见，似武训这等自幼失怙，稍长帮工因目不识丁屡遭欺骗凌辱，遂发愿创办义学，为集聚钱物昼行乞夜绩麻，不娶妻置产，历四十余载常人无从想象的屈辱磨难，最终亲手创办起三所义塾的义人、圣人，跟寻常之奇癖怪行并无多少类同处。后山东济南东方书社曾出版《武训传》单行本（配以丰之恺精彩插图），“自序”里有如许检讨：“《义丐武训传》收入我的《异行传》，当时即觉得于心不安，因为‘异行’的人物，或狂者、或狷者、或痴子情者、或癖于艺者，他们不过有单方面可称。而武训的精神，可以辐射到全人类、事功的各部门。无古今，无中外，都能使生命有了新意义。”所以“正式把它解放出来”以单行本行世，以使流布更广——这番话使我的前述疑虑得以消释。
事实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国人所知的武训形象大都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为蓝本。经此“讨论”，殁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6年）的“义丐”武训，一下子由“义行可风”的“旷代奇人”沦落成“奴颜婢膝”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半个世纪间，同一人自高洁的云端跌入肮脏的泥淖。有人认为这是“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而得出的两种评价”，但在我心目中，它更多昭示的是一个特殊时代里最起码的人性底线的失控，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危机。试想想，连武训类“义人”也为“肉食者”不容（尽管它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就不难引申揣想当时倡导塑造趋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类型了。作为对未来的一个确切无疑的暗示，类似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斗争已经预告了即将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喜剧和闹剧。当然，你可以说这一切（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