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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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政权支柱的孙氏和顾、陆、朱、张等强大的南方世族集团（当然也接纳并且融合了永嘉之乱后从北方逃来的中原世族），而由于此后的南北对峙时期南方战乱相对较小，他们得以推动中国南方在社会发展水平上整体达到甚至超过北方。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这里开始（当然还要包括此后几百年的消长变化），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精华所在。
就在灭吴那一年，晋武帝司马炎把建业（南京）改名为建邺。到了313年，晋愍帝司马邺即位，邺字犯了皇帝的名讳，建邺又改名建康。317年，特殊的历史机遇使建康再度成为帝都，而且这个地位一直维持到589年，将近三个世纪。建康的范围很大，大得超乎人们的想象。梁武帝时记载的规模，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今市东南方山以北），南至石子冈（今安德门南），北过蒋山（即钟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按现在的算法，即使城墙的走向并非笔直，其面积也应该在三四百平方公里左右。而同一时期，罗马却在不断走向衰落，并在五世纪初被日耳曼蛮族彻底摧毁。因此，从三到六世纪，南京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二
南京被东晋朝廷定为京都，主要是因为当晋愍帝司马邺被刘曜俘获以后，临危受命统摄政事的琅琊王司马睿原先兼领徐、扬二州军事，驻地就在建康。司马睿并不是很热中于做皇帝，愍帝被俘以后，面对贵族官僚们的联名劝进，他只肯以丞相名义号令天下，而且还一再表示，如果继续逼他“即位”，他就要撂挑子回自己的封地去，直到两年后晋愍帝被杀掉了，他才终于就范，在南京称帝。司马睿的消极态度事出有因。他虽然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开国的司马炎只是他的堂叔，和“八王之乱”中那些显赫一时的藩王比较，他是“时人未之识”的小角色，为求自保，养成了“恭俭退让”的习惯。当那些有实力的藩王们在相互拼杀中凋零殆尽时，司马睿才水涨船高地逐渐手握重权，最后水到渠成地即了帝位。
从司马睿定都南京到杨坚灭亡陈朝的近三个世纪里，政权虽然多次易姓，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没有出现过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每一次成功或不成功的政变，除了给局部地区的民众造成程度不一的损伤，都不曾动摇社会的基础——权力的转移始终在世族豪门之间进行。这样，这一时期的南京就为中国历史上为害最烈、影响最深的痼疾之一——军阀政治提供了系统而完整的标本。
军阀政治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经典《大学》里有一段话：“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把封建割据的理论精髓和指导思想作了最根本的概括。每逢乱世，各色野心家莫不以抓军队、抢地盘为第一要务。军阀攫取最高权力，曹氏、司马氏是成功的典型，当然也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从司马炎建国后的几百年里，军阀不断地制造动乱、觊觎和取代帝位，构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中心情节和重要场景。
司马睿南京开国，本身就是军阀混战的直接后果，而他登台之后不久，盘踞武昌的大军阀王敦，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军建康。王敦攻下了石头城，放纵士兵劫掠，司马睿被困在台城，放话说：“想坐我的位子，只管早说，我回琅琊去好了，何苦糟蹋百姓！”话一挑明，王敦反倒有了顾虑，只给自己弄了个丞相的官衔，武昌郡公的爵位，回师西去。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司马睿病倒了，当年一命呜呼。皇长子司马绍（晋明帝）即位，与王敦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司马绍是个聪明人，五六岁时就对“长安与日孰远孰近”发表过极具思辨色彩的妙论，他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弱势中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逼得王敦仓促起兵，最终气急败坏而死。聪明人短命，司马绍只活了二十七岁，当皇帝三年而已，继位的是他年仅五岁的儿子司马衍。在讨伐王敦时坐大起来的新军阀苏峻又重演“清君侧”的一幕，攻入建康，而且冲进台城，焚烧宫室，蹂躏嫔妃，无所不用其极，就差没有篡位。不过因为基础和实力都还欠缺，苏峻很快就被温峤、陶侃等人打败，枭首阵中。从此，南京的东晋朝廷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军阀们相安无事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
相安无事的重要原因是不同势力集团的相互牵制。这期间最大的野心家桓温，最终也未能实现“抱负”——不仅没当上皇帝，连模仿曹操“加九锡”的要求也被谢安等人连拖带骗地耽搁了。桓温为了发展壮大自己，以光复中原为标榜，一次西征，三次北伐。可以说，这些战争就是他一生的事业，然而，除了西征顺利得手，三次北伐都不成功，而且每况愈下。第一次、第二次还到达了长安、洛阳一线，第三次出师不久，就弃甲烧船溃败而回。三次北伐历时二十余年，看到自己第一次北伐途中手植的杨柳已经长成合围的大树，桓温写出“昔年种柳，依依汉南，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名句，感伤中真还有些悲壮的意味。在中国的传统政治里，“统一”是一个是永久而神圣的话题。天无二日，所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但是，所有的“统一”，几乎都是从北向南的征服过程，北伐基本没有成功的先例（即便是北伐开国的明朝，最后也还是通过朱棣南征才实现真正的一统天下）。个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较难激发出奋发拼搏的欲望。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抵消了改变和创造命运的雄心。越王句践的卧薪尝胆一类主观强制手段，正是反映了江南人克服自身惰性的艰难。在西晋末年逃难来到南方的中原百姓，尽管多达百万，但几十年来已经安家置业，同化为南方人，不可能还念念不忘于“光复”大业，而南京城里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他们阻挠北伐，除了遏制桓温势力的膨胀，重要的原因是北方残破，即使能回得去，也决不可能维持眼前这种生活水准。他们说北归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而且“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总之，北伐毫无意义。这种观念决定了南京三百年“偏安”的命运。
桓温诛杀亲贵，废立君主，什么都敢干，但却始终保持割据习惯——把持朝政而并不长住在建康，这就给他的政敌留下了活动的空间和机会。他总以为简文帝禅位给自己只是个时间问题，谁知道皇帝走得太快，遗诏被王坦之、谢安控制了，事后自己虽然带兵进了南京，却终究已经失去说话的主动权，一时又很难翻脸，最后“壮志未酬”，几个月后就“抱憾而终”。他的小儿子桓玄可够狠，于403年逼晋安帝让出了宝座，但他究竟还是本事不济，加之运气也不好，碰上了一个能力手腕都更胜他一筹的枭雄刘裕，称孤道寡不过几个月，就被迫放弃南京往上游撤退。回到荆州老巢，桓玄重新组织力量东下，结果又遭败绩，最后，自己丢了性命犹可，害得桓温的封号也被褫夺，共祖父的桓氏家族被杀得一个也不剩。
三
桓玄一死，刘裕便成了第一号人物。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就军事政治才能而言，无人能出刘裕之右。他出身寒门，从一名小校一直升到太尉、太傅、大将军，靠的是战功卓著。他相继翦灭了桓玄、卢循这两支叛乱武装，北伐更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取南燕、灭后秦，收复了山东大半及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使他后来建立的宋（史称刘宋）成为南北朝中疆域最大的政权。刘裕五十九岁才“修成正果”——逼着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自己。野心膨胀的军阀无不向往“禅让”这套把戏，总希望用这套儒家附会编造的古代乌托邦政治童话，来掩蔽残酷而肮脏的事实真相。“禅让”成风，维持君权所必需的神圣的名义必然贬值，越来越多的野心家对皇权产生轻藐甚至觊觎的念头，于是政变阴谋层出不穷。刘裕这个人其实很有些优点，阵前的勇猛机智且不说，登基以后，“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一个皇帝，做到这样，也算不易。但他死后，他的子孙们登上帝位的多数不得善终，少帝、文帝、前废帝、后废帝、顺帝，都是在政变中暴死。少帝刘义符只干了一年就被弑杀，继位的是他弟弟刘义隆，可是因为在位时间太长，以致儿子刘劭实在等不及了，杀了父亲，准备继位。弑父毕竟太不得人心，结果是弟弟刘峻占了先机，自己白丢掉了性命。刘峻的儿子刘子业则又是一个更大的混蛋，昏庸残暴，连他母亲也哀叹：“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宁馨儿？”不到一年，子业也被弑杀。此后明帝在位的八年还算稳定，继位的后废帝刘昱昏暴比前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也被身边人杀掉。接着又立了一个顺帝刘准，但那已不过是萧道成篡位的过渡期所使用的一个道具。几十年间，南京城里不断演出着“一顶顶皇冠（带人头）落地”的血腥闹剧，被屠杀的王室宗亲不计其数——政变前后，起事者和倒台者的亲族往往是一次几家或几十家成批成批地被杀掉。
萧道成夺取政权走的是刘裕的老路，运道则更差。他建立的南齐享国不过二十三个年头，七个皇帝中竟有四个是在政变中死于非命。萧道成的长子萧赜死后，军政大权掌握在他弟弟萧鸾手中，萧赜的儿子萧昭业靠耍两面派骗取了祖父的信任被立为太孙，登基之后无恶不作。萧鸾因势利导，派兵入宫杀了昭业，立新安王昭文为帝。过了几个月，萧鸾把所有可能妨碍自己篡位的亲王和大臣扫除干净（最多一天杀了五个王），便逼令昭文让出帝位（昭文稍后被毒死）。萧鸾的皇帝也只当了五年，他的儿子萧宝卷又是个活报应，顽劣暴虐，无与伦比。萧鸾死前曾告诫儿子：“做事不可在人后”，于是萧宝卷对亲贵大臣们，只要起了疑心，马上动手诛杀，弄得“人人不能自保”。大军阀萧衍等人拥戴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称帝，于是爆发内战，萧衍领兵顺流而下，直扑建康，很快就占领了石头城，萧宝卷死守台城作困兽斗，几天后被身边亲信杀死。此时萧衍已经掌握了全部军政大权。那萧宝融却也知趣，自江陵东下后第一件事就是禅位给萧衍，不过态度虽好，却也不能改变被杀的命运。萧衍本想稍示优待，派人赐金让他自尽，可是他说“我不需要这个，有好酒就行了”——喝醉以后，被来人扭断脖子回去复命。
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些特色的君主。本来他弑君篡位，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称帝以后，却俨然树起了一个中国帝王道德楷模的形象。他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酷信佛法。即位之初，萧衍就在建康附近大建佛寺，推广佛教。他不仅信佛，而且精研教义，写下了重要经典的讲义达数百卷，亲自开坛讲经，听众常有万人之多。为了补贴寺院经费的不足，他好几次宣布舍身出家，让朝廷拿出巨额“赎金”把他从庙里赎回来。萧衍对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对当时情形的写照。
（二）兼好儒学。萧衍喜欢读书，而且好穷究书中的义理。还亲自编写过《周易讲疏》、《尚书答问》之类的书，所谓“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改善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文学家萧统（昭明太子）、刘勰、江淹、钟嵘，史学家沈约，思想家范缜等人都活动在这一时期。
（三）极尽简朴。说来有些难以置信，贵为天子，萧衍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穿粗布衣服，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单用两年，不喝酒，不听音乐，宫廷内也禁绝锦绮，连曳地的长裙也不许穿。史书的记载或许有些夸张，但距离事实不会太远，而且他在位近五十年，倘若是偶尔“作秀”，则必会被后人指责嘲骂。
（四）不好女色。早期的情况难说一些，即位之初，他曾把萧宝卷的余妃收为己有，后来听从谏劝，赏赐给臣下。五十岁以后便断了房事。帝王中极为少见。
萧衍标榜仁厚，但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因为他的宽仁更多地表现为对豪门大户的纵容。548年，侯景作乱，第二年，攻入建康，“纵兵大掠”，封锁宫廷，八十六岁的萧衍在台城内被活活饿死。萧衍虽然老迈，却很有些余威，侯景控制了朝廷，但迟迟不敢提出禅位的要求。萧衍一死，侯景胁迫简文帝萧纲从台城迁往西州（建康城内），自封为宇宙大将军。第二年，他废杀了萧纲，另立豫章王萧栋，但王僧辩等在江陵推戴萧绎为帝，并出师东征，总算扑灭了人神共愤的侯景。此时西魏的军队乘虚而入，直捣江陵，未来得及东迁的萧绎被魏兵俘杀。王僧辩、陈霸先等人决定另立晋安王萧方智为帝，但北齐又趁机武装护送做人质的贞阳侯萧明来争帝位，王僧辩同意了，陈霸先坚决反对，一场火并，王僧辩被擒杀，陈霸先成了主持大局的人物。于是，历史闹剧再度重演，萧方智禅位于陈霸先，不久他就被害，才十六岁。
在侯景之乱的废墟上建立的陈，在南朝中最为弱小，和刘宋比较起来，领土丢掉了近百分之四十，要不是北魏的分裂以及后来北齐、北周的对峙，陈朝根本就维持不了三十年的统治。建康被拉锯般的杀进杀出糟蹋得残破不堪，后来陈高宗修葺城防，城墙周长不过七十里了，比梁时小了一半有余。这个高宗陈顼算是陈朝惟一有些作为的皇帝，是陈霸先的侄儿。陈霸先的继承人是侄儿陈茜，史称他“知民疾苦”、“明察俭约”，大约勤政廉政方面做得还算可以，但是命短，只干了七年，儿子陈伯宗年幼无能，不过一年，便被他的叔叔陈顼赶下宝座。陈顼利用周、齐之间的矛盾，居然实现了十多年的苟安局面，可惜儿子陈叔宝（后主）太不争气，五六年工夫便落得束手被擒，成全了隋文帝杨坚的一统基业。
南北朝的对峙结束了，南京作为国都的历史也告一段落。杨坚下令摧毁南京所有的宫殿设施，从此，南京只给人们留下了“六朝金粉”的谈资，确实，那个年代，皇亲贵胄们的物质享受可谓前无古人，然而，无论是王谢堂前的燕子，或者台城堤上的杨柳，它们见证的恐怕更多的是歌舞繁华后面的阴谋和屠杀——那一幕幕尸横城下、血溅宫门的惨剧。
四
隋文帝杨坚把扬州的治所迁往江都（即今天的扬州）后，三百年间，建康州郡屡经改置，直到唐僖宗重设升州，南京才再次从一个中小城市开始向大中心城市的过渡，完成这一过渡的是南唐的开国君主李昪（即徐知诰）。李昪是五代时吴国大军阀徐温的养子，有心机，也有手段，在升州刺史任上为南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做了不少事，徐温死后，他利用矛盾，剪除异己，逼迫吴帝杨溥把宝座禅让给自己。开始他以齐为国号，三年后，他归宗李氏，自居为李唐后裔，改国号为唐。他不愿意离开升州，便以江都（扬州，吴国京城）为东都，另立升州为西都，从此南京又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其富裕程度则远在同时代的开封、洛阳之上。李昪出身寒微，知民疾苦，一直注意奖励农耕，罢兵睦邻，节俭尤其是他的长处：宫中甚至舍不得点蜡烛，而用乌桕籽油照明，左右宫婢不过数人，且都是老丑不嫁者。临死时，他把一个富庶而安宁的王国交给了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