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名冢揽胜 杨国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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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冢揽胜 杨国庆
跋
我重返版坛伊始，不知天高地厚，就径据选题策划的有关原则，一气儿策划了八个系列数十个选题，其中包括“中华习用语大辞典”、“中华墓葬文化大辞典”和“中华旅游文化大辞典”。在局为我社召开的选题论证会的前一周吧，突然心有所动，意识到在策划这些选题的时候竟忽略了“经济承受能力”这一至为重要的因素。我粗粗算了一下，别说几十个选题都进入运作过程，单是这三个选题，一旦启动，就得有数十万元的先期投入。用《红楼梦》中的话说，还是“守着多大碗吃多大饭”吧，遂毅然决然地删汰了包括这三个选题在内的所有大中型选题。也许是“情有独锺”，在一周以后的选题论证会上，又神差鬼使地根据选题的分化原则，即兴提出了按省市自治区分卷编写“中华墓葬文化丛书”的想法，并反复强调了出版这套丛书的所谓“深远意义”。与会专家和局领导在听取了我对这个选题的总体编辑构思和总体追求以后，虽然大都认为选题本身还不错，但又都说天津古籍出版社“家底儿”太薄，这样的选题还须从长计议。老局长郝志崇先生声如洪钟地说：“对杨总提出的这个选题，我很欣赏。‘风物长宜放眼量’嘛，不见得今年就上马，可待资金有了一定积累再说。”在专家和局领导的启迪下，我茅塞顿开，心里豁然一亮：是啊，出丛书、套书、系列书，即使一本一本地出，或一种种地出，也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不足开一个豆腐房的开办费，要出这么一套丛书，岂不是异想天开！
转年，1994 年秋，我公出南京，有缘结识业余墓葬文化研究者杨国庆先生，了解到国庆先生对中华墓葬文化研究的宏伟构想。对他的想法，自然不敢说“英雄所见略同”，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看法真是“惊人的相似”。而相似点，不只在于都看重中华墓葬文化的丰富内涵及研究中华墓葬文化的意义和途径，而且都把普及中华墓葬文化知识看作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又拜读了国庆先生的有关著述和文章，发现他的知识面很广，传统文化的素养也很好，写作态度又很严肃，于是，就请国庆先生从他为研究中华墓葬文化而积累的有关资料中，拿出一小部分，先编写一本普及性的中华墓葬文化读物。国庆先生欣然答应，并谓年内即可拿出初稿，稿名就叫《中华名冢揽胜》。
约定此稿的转天，我就要离宁返津了，国庆先生特地赶到宾馆为我送行。未及落座，他就一边从提袋里取出一束稿子，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撰写提纲和样稿写出来了，请指教。”我戏谓之曰：“百年大计，蓝图一夜而就，何其速也耶？”国庆先生莞尔一笑，轻声细语地说：“杨总一再嘱咐‘先画图纸后施工’，我不敢迟疑，更不敢懈怠。况且，我早就想编写这么一本。”我亦笑谓之曰：“原来吾兄成竹在胸久矣。”我接过来刚要拜阅，国庆先生却又着急地说：“先别看，有两句话，您我分别写在掌上，看看我和先生的想法是否一致。”于是，各自以掌代纸，不约而同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突出文化内涵，贴近主旋律；不要写成考古报告或文物介绍。然后我也建议，仍然各自以掌代纸，看这本书写出来在品貌上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结果都是强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寓知识性、教育性于可读性”。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灵默契”吧。我认为，编创之间的这种“心灵默契”，决不是什么心灵感应，而是来自编辑工作者和作者对书稿编写工作的共性认识和共性追求。
那天，我和国庆先生话别后一个多小时，就登上了飞往北京的波音737飞机。峰峦如簇的紫金山从机翼下掠过，亮洁如练的长江从机翼下掠过，只有国庆先生的音容笑貌陪我飞往北京，又从北京陪我乘火车回到天津。整个行程，国庆先生都在我的脑际心上，这对一登飞机或一上火车就进入梦乡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例外。
尽管国庆先生已过不惑之年，但老成中还有青年人那种在事业上勇往直前的志气、朝气和锐气。他是搞电子的工程技术人员，业余爱好唯读书与写作而已。他读书，既求广博，更求精深，从不浅尝辄止。他搞写作，先是写些抒发情性的散文，如游记、杂感之类；后来，又写些研究或介绍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也许是由于某种契机，他对中华墓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心查阅有关典籍，锐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还借公出或走亲访友之便到许多名冢所在地进行实地访察和踏勘。尤其可贵者，国庆先生并不沾沾于书面资料或访察材料的占有，而是把着眼点和立脚点放在怎样对浩瀚如海、珍贵如金的中华墓葬文化积存进行科学的整理，使其在诸多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中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即使单从国庆先生这一侧影来说，他也已具备学者的品格，何况他在中华墓葬文化研究领域里已崭然露头角呢。
使我不能忘记的，还有国庆先生的真诚、质朴和憨厚。在南京，他已是有一定声望的业余作家和业余文化研究工作者，可他待人接物却那样谦恭。国庆先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叫昊昊。他对昊昊，既是严父又像慈母，在当今青年中，堪称为人父者的楷模。
总之，整个返程途中，时时浮现在我眼前的，都是国庆先生其人其事。
我觉得发现并结识这样一位作者，是我编辑生涯中的一大幸事。当然，还有。。
我由衷地希望，国庆先生能在中华墓葬文化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实现他对中华墓葬文化研究的宏伟构想！
但愿这本书能赢得读者，也但愿有经济实力的出版社能出版一种“中华墓葬文化大辞典”或一套“中华墓葬文化丛书”！
杨锺贤丙子岁仲夏于海河之滨楼外楼如梦阁
自 序
历代名人，是历代民众的人杰，大都有伟绩。许多人从小就从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名人伟绩中了解到中国数千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将漫漫洪荒中的中华民族，引向文明、引向辉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名冢，名人之墓葬也，在中国墓葬文化史上，以其独特的形式及内涵，起到了龙光射牛斗之效。在那片神秘的黄土地下，或埋藏着千古之谜，一旦揭开，世人释然，茅塞顿开；或留下奇迹，又使世人困惑不解，成为新的千古之谜；或由名冢引发的大量诗文词章、传说佳话，有的入史册方志，有的为民众千古传诵。围绕名冢产生的这些墓葬文化现象，无疑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墓葬在历史演绎中，无意中成了中国文化的载体之一。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用火烧烤食物的同时，对墓地也有了选择。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上室是居所，下室便是葬地。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了，葬地也起了变化，即与居所分置，如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出现的公共墓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他们是中国墓葬文化的开拓者。
名冢的出现，是中国悠久的墓葬文化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华夏文明光照寰宇的产物。无论是神话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大凡有过影响的，一般都拥有一处或几处墓地。后人在这些名冢前，思絮往往会超越时空，隔着一抔黄土，聆听着墓主浅吟低唱久远的历史。这种特殊的历史教育功能，古代称之“见贤思齐”，如今许多名冢已成为宣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从古至今，由名冢引发的历代名人墨迹、诗文及奇谲传说，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史料，也反映了名冢是中国墓葬文化精华栖聚地的特点。许多名冢与名山胜水相伴，两者互为映衬，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独特人文景观。
中国墓葬的陪葬品，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观状的折射。陈显泗先生在《中原文物丛谈》中指出：在新石器早期，“所有死者都有随葬品，不是斧、镰，就是石磨盘和磨棒，或陶制生活用具。”夏时认为“人死无知，用不堪用器物埋于墓中。”殷时认为“人死有知，用祭器可用之物于墓中。”周时认为“人死也许无知，也许有知，故兼夏殷二者或用明器（鬼器），或用祭器（人器）葬之。”到了列国并存、诸侯争战时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祭器入葬，“毁器”、“折兵”现象逐渐消失。到了秦汉，随着社会对“事死如事生，礼也”观念的认同，随葬品无论数量与质量也急剧增加和提高。这些文物的出土，真实地反映了数千年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成就。有许多文物不见经传，失传甚久，复见天日后，令世人瞩目惊叹，引起轰动。
台湾著名学者陈大络教授预言：“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是中国文物四射光芒的时代；灿烂炳蔚，瑰丽万方。”这绝非痴人说梦。仅一个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兵马俑，已使世界为之震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85 年第二次参观兵马俑后，叹服道：秦俑“是具有伟大创造的人民和远大未来的明证。”基于上述认识，我从几年来收集、整理的名冢资料中，慎选一小部分汇为一册，算是为普及名冢、古墓文化知识，为迎接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献上一份微薄之礼！
这本小书得以刊行，始幸于去年初识的杨锺贤教授，时任天津古籍出版社总社务兼总编务。他得知书稿内容后，当即表示：可以接受出版！这六个沉甸甸的字，道出了杨教授的价值观，也给了我莫大的鞭策。奈何徒有心志，囿于方方面面的难处，惶惶捧出书稿。一些不尽如人意处，祈请有关专家、学者及读者赐教，不胜感激。此书成稿，曾得到全国许多文物工作者和文物保护者的鼎力支持，季士家先生、卢海鸣先生曾给予过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本书另附拙文《中国墓葬文化刍议》，一并请方家指教。
杨国庆1995 年中秋夜
龙的传人祭龙师——伏羲陵
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到了封建时代成为皇权的象征。其实，龙还是远古时代各个民族不断融合的产物。它代表着每个民族，是华夏民族统一的象征。一首《龙的传人》一经唱出，立刻风靡神州大地，引起举国共鸣，正是“龙”所蕴藏的民族统一文化含义得到认同的结果。由于龙的雏形产生于远古伏羲时代的图腾崇拜，所以伏羲被尊以“龙师”之称。伏羲陵千百年来倍受尊崇，是所有华夏子孙朝祖的圣地。1993年，伏羲陵被列为全国18 大名陵之首。
伏羲亦称太昊伏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十分重要的人物。据唐代李冗《独异志》卷下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燃狼烟二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伏羲与女娲作为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神话，其影响是深远的。清初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记载：“苗人腊祭日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至今苗族传说中，仍认为苗族一系全出于伏羲与女娲。他们兄妹二人遭遇洪水之灾，人类仅剩他们时，毅然结为夫妻，承担起繁衍人类的重任。所以，民间亦称伏羲为“人祖爷”，称女娲为“人祖奶”。
据史料记载，伏羲大致有如下几方面贡献：结网罟、养牲畜、画八卦、定姓氏、制嫁娶、作甲历、造琴瑟等。关于伏羲创造八卦，在《易·系辞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古者包牺氏（伏羲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八卦发展、派生出的《易经》或《周易》，不仅对中国的文化，也对世界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赞叹道：“《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说：易道“乃是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及其规律的基础。”
至于伏羲与龙的关系，则是中国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产物。龙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物，究竟是从鳄鱼、蜥蜴、蛇演化而来，还是从灭迹于六千七百万年前中生代的恐龙化石演化而来，已不可知，现唯一可考的依据来自神话和传说，即伏羲氏以龙纪，是以蛇的出入蛰为物候。龙的形象起源于伏羲，完成于炎黄华夏统一时代，成为各部落联盟统一的象征。因此，在《易经》里，各种取象中最多的就是龙的形象。到了汉代，大量的壁画、墓砖上出现的人首龙身（蛇身）的伏羲与女娲的形象，呈身尾相交状为多，便是明证。龙的形象与人类发生关系，追朔至古的也就是伏羲。
伏羲陵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北1。5 公里的蔡河北岸。据最新资料载：伏羲陵庙南宽485 米，北宽396 米，西长784 米，东长817 米，陵域占地330，000 余平方米！整个建筑坐北朝南，金碧辉煌。极目望去，巍峨的殿宇错落于松柏古槐的碧绿林涛中，令人神往。伏羲陵由三道皇城护卫，分外城、内城、紫禁城。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依次为渡善桥、午朝门、玉带桥、道仪门、先天门、太极门、统天殿、显仁殿、寝殿、太始门等建筑。内外城之间又有女娲观、玉皇观、三仙观、岳王观、真武观、太清观。寝殿后的伏羲陵墓高20 余米，周长150 米，呈上圆下方状，寓天圆地方之意。陵墓前的一通石碑上有“太昊伏羲氏之陵”字样，字大径尺阴刻，古朴雄浑。墓碑前还有先天八卦坛，卦序为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系伏羲八卦天地自然之数。在伏羲陵墓后，还有蓍草园一座，面积80 万平方米，以纪念伏羲发明抓蓍草占八卦。现整个陵园占地500余亩。
远古先民们求卦为何习惯用蓍草，而不用其它演算工具（如树枝、谷粒、棋子等）呢？这依然与先民对蓍草的崇拜和神话有关。据《易纬·乾凿度》引古《经》说：“蓍生地，于殷凋殒一千岁。一百岁方生四十九茎，足承天地数，五百岁形渐干实，七百岁无枝叶也，九百岁色紫如铁色，一千岁上有紫气，下有灵龙神龟伏于下。”《说文解字》也说蓍草“生千岁（才）三百茎。”这些传说无疑给蓍草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于是历代相传此草非圣人之地而不生，故为历代钦差大臣前来祭祖复命之信物。
据有关古籍记载，太昊伏羲陵建于春秋前。五代蜀人杜光庭《录异记》卷八曰：“陈州为太昊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东关外有伏羲墓，以铁锢之，触犯不得，时人谓之翁婆墓。”（陈州即今日淮阳）汉代在陵前建祠，以后历代均有修葺祀祭，成为历代祭祖重要的活动场所。1949 年以后，政府多次拨款对伏羲陵进行修缮，并于1963 年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5 年，政府又拨款200 多万元，社会赞助60 多万元，对伏羲陵进行了全面整修。1993 年，农历二月初二，淮阳县人民政府举办了“首届中国龙都朝祖会”，在统天殿前以太牢之礼对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