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名冢揽胜 杨国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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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然为中国古典文学所重视与吸纳，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素材，一类反映在神话、小说、笔记、传奇故事中，如《穆天子传》、《搜神记》、《吴越春秋》、《西京杂记》、《幽明录》等等。如果剔除其封建糟粕，有些作品就是在今天来看也是很优秀的。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等篇目，韩凭夫妇魂化鸳鸯，不仅表达了作者的良好愿望，也鞭笞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其影响还可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化蝶”一场，祝英台投身梁山伯墓中，又化作美丽的蝴蝶，双双飞出墓茔，一下子将人们的情感推向了高潮，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拾遗记》中“怨碑”一节，记叙秦始皇陵竣工后把筑墓的工匠活埋在墓内。汉初掘开陵墓时，发现工匠没死，还多出了一些石雕龙凤、仙人像和碑文辞赞，这些碑文就是被活埋的工匠所为。因为碑文都是表达的怨恨，所以叫作“怨碑”。这个故事以秦始皇陵为背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和人民的悲愤，在幻想中寄托着强烈的反抗精神。韩国古代文豪崔致远少年来中国留学，考中进士后任溧水县尉时，曾游历当地的花山，在双女墓门上即兴题诗，事后梦见墓中二女与他幽会。崔以此事为题材，写出一篇名为《仙女红袋》的传奇故事，编进《新罗殊异传》并载入《太平通载》等文史典籍，千余年来，在韩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品中用墓葬作为题材或引子，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再一个高潮的出现是明清时期。最突出的代表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这部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短篇小说集里，有许多篇目涉及到墓葬或与墓葬文化有关。如“席方平”中，他的父亲被富豪打死，他出生入死要为父报仇，从城隍、郡司一直告到冥王，受尽了械梏、杖责、炮烙、锯解等酷刑，始终不屈。冥王问他敢再讼否？他激愤地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强烈的复仇愿望。《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一段，是曹雪芹借用墓葬这个传统文化拟人化的典范。通过这个情节，不仅使宝黛之间情感有了戏剧性的发展，而且也进一步丰满了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文学作品中另一类以中国墓葬为素材，形式为诗、文，大都由名冢所引发，或由名人所作。这些诗文有的被勒石立于墓地，有的被记载于方志县志，还有的收录于诗文集，其中有很多诗文，成为名篇佳作，为后世所传诵。如《古文观止》最后一篇的“五人墓”等等。这类作品以凭吊墓地为契机，融入了作者对墓主的评价、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墓地的记叙，这类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好的社会教育意义，因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与意义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墓葬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地面文化的补充，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缩影。通过对墓葬文化的比较、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数千年璀灿的文化历史，也可以懂得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从文化传承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分有意识与无意识两个方面。有意识的文化传承最早体现在墓地上标志的出现，这种标志不仅是用来诏告世人，更重要约是用来启示后人的。当然，从“古也墓而不坟”，以及《周易·系辞下》中的“古之葬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来看，远古的先民们确实还没有这种意识。据目前考古资料表明，墓地上最早的标志出现在殷代，一些贵族墓往往在墓室上已筑有享堂。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南方楚国等地兴起的冢墓新葬制，对战国中晚期的秦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秦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封建改革的秦献公开始，到秦孝公、惠文王、秦昭王、孝文王都竞相仿效，以至在墓上封土筑坟头形成风俗，并且还根据官职的大小和社会地位来决定封土坟头的大小和高低。《墨子》所说的“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与墓葬标志的作用，不能不说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墓葬中的名人墓葬，体现的也是一种有传承意识的文化。其特点并不强调所葬的有否该墓的主人，有不少仅仅是空冢。这类空冢是后人因敬仰先人、先贤、有德望的故人而修葺的，在更大的程度上，强调由亲情升华的民族感情。名冢的出现，是中国悠久的墓葬文化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华夏文明光照寰宇的产物。无论是神话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大凡有过影响的，一般都拥有一处或数处墓地。后人在这些名冢前，思絮往往会超越时空，隔着一杯黄土，聆听着墓主浅吟低唱久远的历史。这种特殊的历史教育功能，古代称之为“见贤思齐”，如今许多名冢已成为宣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仅以最著名的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轩辕黄帝陵为例，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虽然有“黄帝崩，葬桥山”一说，但黄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处于“墓而不坟”的原始社会晚期，其墓地是难以考证的。另据《列仙传》载：“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而在棺焉。”显然这是一座空冢。所谓的黄帝陵，大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在黄帝陵前举行祭祀活动的，据记载是公元前422 年，秦灵公曾“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此后历代黄帝陵前都有祭祀活动，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和清代。除此，在河北、河南、甘肃都有黄帝陵。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遍及全球的海外炎黄子孙归国寻根祭祖热潮活动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去墓地祭祀。在祭扫祖坟的同时，许多人也去祭扫中山陵、黄帝陵。1991 年的清明节，由台湾退役将领组成“中华黄浦四海同心会”恭谒黄帝陵、中山陵访问团，这个会的执行会长张琦先生的太太麦永芬在黄陵包了一捧黄土，她说：“我要把这包黄土带回台湾，供起来，让我的家人和子孙都牢牢记住，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由此可见，墓葬文化中的名冢文化，所引发的民族亲情形成的民族精神凝聚力，是长久的、坚不可摧的，她蕴藏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文化意识之中。
从古至今，由名冢引发的历代名人墨迹、诗文及奇谲传说，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史料，也反映了中国墓葬文化精华的一部分。许多名冢与名山胜水相伴，两者互为映衬，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独特人文景观。
中国墓葬中埋于地下的文化，是没有传承意识和对象的，墓葬仅仅起到了客观上的文化载体作用。而这种作用，只有在发掘墓葬后，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化传承价值。如著名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就是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在河南汲县发掘的战国时期魏墓中发现的。这本书共有十余万字，计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易经》、《周书》、《国语》、《穆天子传》等等。记叙了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其中许多记载弥补了传统史料的疏漏，有的还更正了著名史书（如谯周的《古史考》、司马迁的《史记》等）。直到今天，《辞海》附录的“战国纪年表”，也是根据此书编制的。由于这部书出土于古汲郡魏墓中，后人又称此书为《汲冢纪年》。
当然，中国墓葬真正起到客观上的文化传承作用，还是随着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对古墓葬的科学发掘和深入研究，渐渐使得中国古代文化信息和灿烂的文化精品大量涌现出来。也有许多文物不见经传，失传甚久，复见天日后，令世人瞩目惊叹，引起轰动。原始部落与奴隶社会划分的依据，与墓葬有关；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确定］，也是得缘于墓葬；被历史尘埃湮灭的古国重新发现（如中国古代北方氏族——狄族所建立的中山国、1995年在山东长清仙人台发现的周代山东古国等等），都是通过发掘墓葬而得知的；中国的绘画雕塑艺术源远流长，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也是出自墓葬（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帛画、秦始皇陵旁的兵马俑等等）；湖北隋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百余件古代乐器，距今已有二千余年，仍可发出优美的音节，被誉之为“地下音乐厅”，名扬天下。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出土竹简4900 多枚，内容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墨子》等。其中《孙子兵法》十三篇历来被疑为后人伪作，而《孙膑兵法》自东汉以后又失传已久，此次重见天日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1975 年考古工作者从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中发掘出了木牍2 件，两面均墨书文字，内容为士卒黑夫与惊的家信，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信牍实物。11 号墓中出土竹简有1100 多枚，内容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九种。这是考古史上第一次见到的秦简，是研究战国后期秦国制度的演变、秦代的法律以及秦吞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资料。
由于中国墓葬包容了皇权、等级、亲情、为了后代繁昌、凝聚民族情感诸种复杂因素，呈现出它的多元特征，客观的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为此，有人称中国古墓葬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倒影；或称之地下文物仓库、地下博物馆等等，都是毫不夸张的。如今，我们通过对那些不同类型的墓葬、葬具、葬式等等的发掘和考查，不仅可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氏族部落，各个朝代的埋葬习俗、埋葬制度、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结构、墓葬时代和人种学诸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对研究民族学、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建筑、医学、科技、习俗、宗教、对外交流等重大问题，找到极具价值的实物实证。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及意义之所在。
结束语
中国墓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传统的墓葬形式及丧葬习俗，终将受到社会“厚养薄葬”文明道德风尚的制约，无论是舆论界还是各级政府部门，对此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相比之下，中国古墓葬，以其文化品位之高、内涵之丰、影响之大，其文化价值，就是在世界墓葬文化中也是少有的。然而中国古墓葬的潜在文化价值，就其认识与开发还有许多空白和处女地。仅以辞典为例，各类文化都有大大小小的辞典，唯墓葬文化至今没有。1995 年初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彭卿云主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将墓葬一栏纳入辞目中，并称“有其特殊之意义”。笔者认为若能出版一部中国墓葬文化方面的辞典，其意义之特殊，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墓葬作为一份丰厚的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理应得到重视。剔除其封建迷信的糟粕，弘扬民族璀璨的文明，利用名冢特有的教育、启迪后人的功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传统精神，不仅仅是考古学家、文物工作者的工作，也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愿为尽这份责任，向所有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同仁以及对此有兴趣者讨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