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名冢揽胜 杨国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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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乘船循踪南寻。在洞庭湖畔的君山,湘妃二人因避风浪登山小住。不料忽闻舜帝病死苍梧之野,葬于珠丘。顿时二女柔肠寸断,扶竹痛哭。泪滴竹上,竟成斑竹。毛泽东在《七律·答友人》中“斑竹一枝千滴泪”一句出典于此。后来,二妃因悲恸过度,不久泪尽身亡,葬于君山东麓。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秦始皇大怒,罚刑徒三千,伐树赭山,并令于石壁阴刻封山大印,借以扼制湘水之神不再为患。湘妃墓,建于何时,虽不见记载,但秦以前即已存在,《史记》中这段文字似可为证。据说当时在君山东麓的“封山印”传下四颗,1968 年被毁半数,现仅存两颗,其印长1。2 米,宽0。8 米,笔力苍劲,数千年字迹不减,印文为“永封”、“封山”两种解释。
湘妃墓为石砌,墓前20 米处有一对石引柱,高2。8 米,上刻对联一副:“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诸斑泪一人”。对联两个首字巧接成“君山”,以示湘君墓址所在。墓前正中立有墓碑一通,上面镌刻“虞帝二妃之墓”六个大字。据光绪年间《巴陵县志》载,湘妃墓曾于光绪七年(1881 年)由两江总督兼兵部右侍郎彭玉麟重修并立碑为志。碑前有石香炉一座,“八”字牌坊上刻有花卉、麒麟、狮、象等浮雕,历代文人骚客的诗句辞章、二妃画像勒于石上,排列在引道两旁。
1971 年,湘妃墓曾被发掘,挖至大约7 米深时,发现一条空心金龙,长约23 公分,重百余克,造型美观古朴,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内。1979 年,当地政府拨款征地、再次重建湘妃墓,新建的湘妃墓基本保持原貌,墓园得到扩大。据传墓北不远处,旧有宋嘉定四年(1211 年)岳州知府李邕等所建湘妃庙(祠)。内供湘君神像。到明代嘉靖初韩士英重修。这些遗迹历经沧桑,现已无存。
有关湘妃的死,历来说法不一。有说二女投身湘江化作湘水女神;有说“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于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等等。由湘妃墓引发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极其丰富,最早最著名的要算屈原《楚辞》中的《九歌》,当屈原来到洞庭湖的君山时,据传其中《湘君》、《湘夫人》吟诵的便是湘妃二女。其后历代文人游“八百里洞庭”以湘妃做题材,或吟诗作画,或勒石题记,不绝于世。今人著名画家傅抱石所作《九歌图·湘君湘夫人》,被海内外有识之士视为珍品。
其实,在中国旧文化中,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神,提倡的是“入土为安”
的思想。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后人找到一个感情寄托的场所,君山上的湘妃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治洪之祖禹陵
禹陵在我国被称之禹穴的有二处:其一在四川北川县九龙山下,相传大禹降生于此;另一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东南6 公里的会稽山麓,据《墨子》、《史记》等籍载,是古代治水英雄——禹的墓穴所在。二地相距数千公里,同为禹穴,正是生于斯死也于斯。
禹,又叫大禹,夏禹,夏后氏部落首领,夏王朝的创始人,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之一。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禹的父亲崇伯鲧擅长治水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鲧死后,禹继父志,逐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并联合其他部落,在伊洛河一带进一步展开治水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各部落首领及百姓的支持与拥戴,从而取代了虞舜的地位,成为诸夏之族最高的君长。古神话中有关禹的出生也颇奇诡:一说鲧死,从鲧的腹中取出禹;一说“。。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无论何种神话传说,几乎都与禹治水有关,而且说是尽心尽力,“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使百姓得以平土而居,天下划为九州而治。相传他得九州后,用青铜铸造了九个大鼎,以示他统治的九州。九鼎不仅是夏的传国之宝,至商亦然。秦攻西周,取九鼎,其一沉泗水,余八无考。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流传中,可谓妇孺皆知,因而各地留存的遗迹也很多。其中谈到禹的墓地,仅浙江绍兴会稽山一处。据《史记·夏本纪》载:“帝禹东巡狩,至会稽而崩”。另据《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而后人所作《禹穴记》却称:禹的墓地“在会稽山阴,昔黄帝藏书处也。禹治水至会稽,得黄帝水经于穴中,按而行之,而后水土平,故曰禹穴。”禹死后是葬穴中,还是葬会稽山阴,后人已无考证,为感念先祖之恩,据史籍记载,从夏启和少康时代,就已在会稽山下建禹陵、禹祠和禹庙,并封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祠。如今在禹陵一带,还有不少从禹姓姒的居民。
禹陵背依会稽山,面对亭山,坐东朝西,前临禹池。池岸建有石牌坊一座,由甬道入内,旧有陵殿一座,今已毁废。现有1979 年重建的大禹陵碑亭一座,飞檐翘角,矗立甬道尽头。亭内立有明嘉靖年间绍兴知府南大吉手书“大禹陵”巨碑一通。亭周古槐蟠郁,松竹交翠,幽静清雅。在亭的南边有禹穴辨亭和禹穴亭各一座。系清代浙派篆刻创始人丁敬所作《禹穴辨》,以考辨夏禹墓穴所在而立。在辨亭前方,旧有禹寺一座,现已圮毁无存。
禹庙位于禹陵右侧,重檐飞阁,画栋雕梁,中祀夏禹。今庙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545 年),历代屡毁屡建。庙门立有禹王碑。碑文原刻在衡山上,传为夏禹治水时所立,有七十余字,非篆非蝌蚪文,难能考释。明嘉靖二十年(1541 年),张明道按拓本重摹于此。中轴线上有午门、祭厅、正殿三进,顺山势逐步而建,殿前辅砌石阶。正殿高24 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仿清代木结构建筑形式。殿内有大禹立像,高达数丈,正襟而立,背后绘有九斧凿,象征大禹疏通九河的功绩。像前楹柱上书“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一联。
在禹庙的东侧有窆石亭一座,中设略呈圆椎状的窆石一块。此石高2。3米、围径2。1 米,石顶端有圆孔。传说此石为禹下葬时的一种工具;也有人说是下葬后的镇石,作为陵墓碑以示后人的。石上刻汉以来铭文多种,大多已模糊不清。鲁迅曾考出其中龙朝夫的题诗一首:沐雨栉风天暇日,胼胝还见圣功劳。
古柏参天表元气,梅梁赴海作波涛。
至今遗迹衣冠在,长使空山魑魅号。
欲觅冢陵寻窆石,山僧为我剪蓬蒿。
关于禹庙中的梅梁传说,更是丰富多彩。明人刘绩的《霏雪录》中有载:“禹庙梅梁,乃大梅山所产梅树也,山在鄞县东南七十里。。。唐张僧繇图龙其上。夜大风雨,尝飞入镜湖与龙斗。人见梁上水淋漓湿,萍藻满焉,始骇异之。乃以铁索锁于柱。。。”另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50 云:“。。梁时修庙,俄风雨大至,湖中漂梅木一株,取以为梁,名曰梅梁。”如此诡奇的传说,一方面证明了禹庙内的盘龙制作精美,几以乱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华夏子孙对先祖的感念之情。
禹陵、禹庙自宋以来设有守陵吏,明以来禁陵庙周围五百步内砍伐。现所见殿宇均为明、清以来建筑。午门、拜厅、东西辕门系清乾隆年间修建,大殿为民国廿四年(1935 年)重建。1961 年,禹陵、禹庙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曾拨巨款数次大修。
目前,占地面积约80 亩的禹陵、庙、祀以红墙周匝,浑然一体,显得古朴庄严,以其特有的魅力,每年吸引数十万人来此瞻仰游览,成为民族传统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场所。大禹精神也激励着亿万华夏子孙,去开拓、创造新的未来。
邙山墓地冠中华
古代著名墓葬区在河南省西部、陇海铁路北边,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山,叫邙山。它的东段由于在古都洛阳之北,故称北邙山,又作芒山、邙山,简称北邙。北邙到这里已是余脉,山体毫无峻险,其貌不扬。然而,满山遍野却古冢累累,古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葬于此地无计其数。用民间的谚语称之:“邙山无卧牛之地”。因而这里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墓葬区。
死,是亘古及今人类永恒的话题。特别在古代人们对“死”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时,“灵魂不死”、“死即再生”的宗教观念随之产生。对于死者本人而言,死亡并无意义,但对生者却产生了强烈影响。上至帝王将相、富贵人家,为保佑家族的万世不衰,永居人上,不惜巨金,求葬于天下吉地良壤;下至平民百姓,虽不能厚葬先人,也要在尽可能条件下,择地而葬,以求改变命运,富贵利达。邙山出现的这种墓葬文化现象,与视邙山为“风水宝地”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俗语,就是最好的明证。
从中国墓葬文化发展史来看,自新石器时代起,墓葬大都是与村落联系在一起的。至商周后,一般在都城附近建有帝王陵寝及各类墓葬。邙山地处古都洛阳之北,数代王朝在此建都,年代跨越之久,年数累积之长,在中国古都中是少有的。北邙便成了历代墓葬积淀地,出现了如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中描叙的“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现象。
当然,“风水”也好,靠近年代很久的古都也罢,邙山若自然土质不好,也断成不了古代著名墓葬区的。邙山的黄土层,不仅深厚,土质也细腻坚实,直立性特佳,这也是邙山墓葬一大优势吧。东周第二代王桓王陵,葬于渑池县南村乡的凤凰山,这里北临黄河天险,与青山、岱嵋寨并肩耸立,山水环绕,风景秀丽,地势险峻。然而土质不好,竟特意从洛阳北邙山运来黄土,垒起一个高10 米,周长100 米的封土堆!邙山的黄土与山上夹杂有碎石的土壤完全不同,更奇的是邙山黄土不仅不易被水冲刷,以至流失,还因土质肥沃,其上生长的草木特别旺盛。也许东周自第十二代景王始葬邙山,就是受其启迪吧。
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铸造金属货币的记录,创于周景王姬贵在位期间。
据《太平寰宇记》载:周景王葬于翟泉。翟泉位于邙山脚下汉魏故城遗址东北隅金村附近。据载冢高9。5 丈,占地面积达10 亩以上,规模非常壮观。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座古墓竟为外国人所盗挖,所出土的大量周代铜器、玉器流失国外。1928 年翟泉一场大雨过后,金村的一处农田突然下陷,村民发现是一座古墓。基督教堂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组织发掘。共挖了八座“甲”字形大墓,曾出土了青铜鼎、铜壶、玉器等稀世珍品。当时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既未组织挖掘,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一任外国人盗掘。这批周代文物流失国外,造成了迄今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中国墓葬文化史上耻辱的一页。
邙山墓区,除景王外,还葬有敬王、元王、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共十余代周王葬在这里,是东周最大的陵区。近人以为“所谓景王,其实是敬王的误写,敬、景同音,误写是可能的”,因此认为邙山墓区东周王陵是“从周敬王迁居新成周到赧王离开新成周的时期”。其实周敬王迁居新成周(今洛阳一带),将其父亲周景王墓迁葬邙山也是可能的。新石器时的“二次葬”就说明古人有迁葬的惯例。加之有史料记载佐证,景王葬邙山当有可能。
东汉王朝是刘秀夺取绿林、赤眉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后,于公元25 年建立的,定都洛阳,为光武帝,63 岁病逝,葬原陵。传说刘秀生前想葬于邙山之颠,但他的儿子刘庄极不听话,要他向左,他偏向右;指东,他偏向西。于是刘秀临终前故意对刘庄说:“我命中少水,死后当葬黄河之中,以免受干渴之苦,也算你尽了孝道。”谁知刘庄孝心大发,哭着说:“我从没遵父训,现已知错,您的葬事一定按您嘱托办!”刘秀一听,急火攻心,当场气绝身亡。刘庄命人打造了一具龙舟灵柩,入殓后,将灵柩推入滚滚波涛的黄河中。黄河却突然向北流去,灵柩四周出现一块平地,其上瞬间隆出个陵丘。说来也怪,刘秀的原陵尽管在黄河滩上,历来黄河泛滥却未被侵害过。
刘庄的不听话,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秀根据西汉末年除薄葬的霸陵得以保全,其余实行厚葬的陵寝均遭盗劫的教训,决定死后简葬,以免遭不测。临终遗诏:丧葬时应像文帝(葬霸陵)那样陪葬以瓦器,不用金、银、铜等贵重物品陪葬,要因山为陵,不起坟堆。然而,刘秀死后,刘庄即位称明帝,将父亲遗训抛置脑后,随葬宝器珍物无计其数。结果,东汉末年,刘秀的原陵遭董卓挖掘。事后,曹丕评说此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所以曹魏时期墓葬较之汉时,要简薄了很多,与汉时邙山之陵遭劫,是有很大关系的。晋代诗人张孟阳游历邙山,留下的《七哀诗》“原陵郁。。。。”句,当是原陵破败的真实写照。邙山东汉诸陵地面建筑早已荡然,唯有一尊石像,当年也久埋河床的泥沙中,现已置于象庄村南门外。它原是恭陵神道旁的镇陵瑞兽,据考该石象是迄今中原地区最大最古老的石刻艺术精品。我国陵墓神道两侧置石像生之制,始于西汉。而东汉仅存的这只石象,高3 米余,长3。4 米,极具神采,虽已残缺,仍可看出机警之态,两千多年来,无言地观视着历史的盛衰沉浮。据载,邙山除葬东汉刘秀的原陵,还有葬汉明帝刘庄的显节陵、汉章帝刘炟的敬陵、汉和帝刘肇的慎陵、汉安帝刘祜的恭陵,汉灵帝刘宏的文陵。
据《后汉书》载,董卓“。。使吕布发(邙山)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因此,曹魏、西晋时期,盛行俭葬,墓内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这不是由于“视死如生”观念上的转变,确是耽心墓葬被盗掘,心态上极具恐惧所致。最典型的是曹操所葬的高陵,要求墓地“不树不封”。这便是后世讹传的曹操有72 疑冢的由来。在邙山上,有西晋五座陵墓,也仅是根据郭缘生《述征记》所载而知的: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晋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晋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还有晋惠帝司马衷的陵墓。这五座晋陵究竟位于邙山什么位置,陵址在哪里,已成为千古之谜。
北魏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 年)为摆脱守旧势力的困扰,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汉化,遂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元,改鲜卑风俗、服制、语言从汉,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北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无疑又为邙山增添了无数墓茔。孝文帝本人死后葬于长陵,由于地面建筑无存,其确址难辨,直到1946 年孝文昭皇后高氏陵被盗,从出土的墓志及有关典籍对照得知高氏陵旁被称之为“大冢”的,乃是长陵所在。邙山北魏帝陵另一处是宣武帝景陵,位于长陵南10余里,为一土冢。至宋代,这里还曾有过名叫“宣武村”的村落,至现在已改名为“冢头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