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超级间谍-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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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带英格去医院施行人工流产手术，因为他们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的间谍生
涯将会中断。“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就得把这个孩子交给一家养育院，让他在那
儿生活，”这位克格勃领导威胁地说道。面对残酷的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毛骨
悚然，无言以对。
　　回到家里，他愤怒地告诉了英格。也许这个决定真正地刺痛了斯塔申斯基和英
格，他们决心尽快地冲决蕃笼。
　　一旦把逃跑作为他们首要的目标，就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监狱式的生活，离开莫
斯科。斯塔申斯基横下一条心，以自身之能事，想方设法装得特别勤勉、愿意合作
，以向克格勃显示自己仍然是一个忠于苏联的有价值的特工人员。他设法说服他的
克格勃领导让英格去东柏林作一次短暂休假。斯塔申斯基向他们提出：“如果英格
的父母不能很快看到他们的女儿，他们必然会提出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甚至
用他从未表现过的狡狯，设法向克格勃暗示，他的妻子不在身边，他就能更努力更
有效地工作。使斯塔申斯基窃喜的是，克格勃这次又中了他的计谋，英格突然得到
出国许可证。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走向成功的启明星。只要英格能离开莫斯科
，那么他就有理由或者有机会出境。他们私下订了一个计划：她无论如何要设法把
她在东柏林的逗留拖到她的分娩期，那时她就发一封电报给他的丈夫，请求谢列平
让斯塔申斯基到东柏林她的身边照顾她。
　　英格离开莫斯科不久，克格勃发给斯塔申斯基一份“红旗勋章”的证书，宣布
他“在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9年11
月6日颁发的政令”，投予他红旗勋章。
　　英格在东柏林一直受到克格勃的直接监视，甚至她给丈夫的信件、走访双亲，
都要得到克格勃的允许。为了实现出逃计划，他想法住进了医院，设法拖延她的停
留期，使她的孩子免遭“流产”或“送往养育院”。1961年3月31日，英格给她的
丈夫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看到电报，斯塔申斯基高兴
不已，他不仅为得到儿子，也为他们的秘密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即刻打报告给
谢列平，请求允许他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子和小宝宝。令他恼火的是，这次请求遭到
了拒绝，相反，谢列平告诉他，“由于你夫人健康上的原因，我们已经两次延长了
她的停留期。现在，她应该回莫斯科来”。这使斯塔申斯基先前的高兴一扫而光。
看来，他们出逃的计划将化为泡影。
　　斯塔申斯基只好写信告诉英格“注意身体，养好宝宝”。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
寻求到离开莫斯科的办法。
　　4个多月过后，英格打电话给她在莫斯科的丈夫，痛苦地告诉他，他们可爱的
儿子死了。接着，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一封他岳父发来的电报，要求他在自己的儿子
离开之前，看上他一眼。从这个意想不到的悲痛消息中，似乎又露出了微弱的希望
之光。斯塔申斯基沉痛地诉说了这一切，要求前往东柏林，看一眼他那死去的儿子
。也许由于牵涉到一个东德家庭，克格勃软了下来，他们答应，在调查清楚他的孩
子确系自然死亡之后，他可对他的妻子作一短期的探望。
　　不久，斯塔申斯基接到一个通知，他可以参加他儿子的葬礼，但必须有一个护
卫队员陪他一起前往。
　　8月1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务陪同下飞往东柏林。在东
柏林，他们见到了那里的克格勃领导，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对于他和他的妻子必须
接受密切监督，因为这孩子有可能是美国间谍为了诱使斯塔申斯基离开莫斯科而毒
死的。
　　尽管克格勃的眼睛到处都有，斯塔申斯基仍向英格暗示，他已准备就绪，可以
随时逃跑。
　　葬礼定于8月12日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斯塔申斯基计划就在这一
天逃跑。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就在1961年8月13日那一天，臭名昭著的柏林
墙变成了生活的严酷现实。
　　“在埋葬我的孩子那一天，我们拟定了逃跑计划……因为往后就会太迟，就会
对我施加压力，逼我立即返回莫斯科。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被三辆汽车监视着
，这些车都停放在附近街道的战略地位上。我们被监视哨包围着。一旦我们单独在
一起，没有人在听觉范围内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地盘算如何不知不觉地溜走。我
们一方面研究街道图，另一方面了解克格勃的汽车停在哪儿。我们俩都千方百计地
愚弄我们的监视者。”斯塔申斯基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
　　那一天，有一件事着实令斯塔申斯基担忧，他担心到关键的时候，英格会不得
不去参加葬礼，她的感情会使她不愿逃跑，失去良机。
　　在走向墓地的路上，英格表现得非常的镇静，她眼中噙着泪水，呆呆地注视着
向前移动的儿子的遗体。她嘱咐她的16岁的弟弟弗里茨，待会他得自己把这些花圈
拿到墓地。通向安全庇护所的路只有一条，斯塔申斯基和英格借着花圈作屏障，俩
人来到花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沿着。旁边的栅栏小心地贴着地面前进，以避开
克格勃的视线。穿过一片灌木林，他们到达了安全庇护所。按照事前约定，弗里茨
给他们提来了行李——一个轻便手提包。在确知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随即向北
郊法尔肯泽进发，在那里他们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在东柏林，他们在舍恩豪塞——
阿里车站上了一列电气火车。两个小时后他们便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
。他们终于逃出了虎口，来到了西方。
　　对于斯塔申斯基和英格究竟是如何逃往西柏林的：人们疑团累累。他们走后几
小时，为什么要先去东柏林的法尔肯泽，而不直接坐出租车去西柏林？为什么这段
时间克格勃竟没有发现他们失踪，或者发现了却没有去搜索？他们是否很早就得到
美国或其他什么情报机关的帮助？等等，问题令人费解。但有一点却非常清楚，那
就是，斯塔申斯基这位克格勃的杀手，他所杀害的斯捷藩·班德拉，对许多乌克兰
民族主义者而言，不论是乌克兰地区内的还是西德和其他地方流亡者，都是一个严
重的打击。在许多乌克兰人看来，班德拉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他们的领袖。
　　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
法庭庭长还同时指出：“本庭所宣布之判决，非意在毁灭被告，实为助其赎回罪过
。”。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4年被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于斯塔
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
　　至于英格，则早已改名换姓，去西德斯图加特一家理发馆工作。为了彻底掩盖
真相，她于1964年6月23日宣布同博格丹·斯塔申斯基离婚。而现在，她又悄悄地
消失了……　　　
　　十大超级间谍　　　　　　　　
　　　　　　第四章　　谍报大师
　　　　　　　　　　　　　　　　　　　　　　　　　　　　　　　　　　——科恩
　　　　　　　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
它以其卓有效的工作、雄心勃勃地胆略令人敬畏。
　　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被其主子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
专家，享有“西方佐乐格”的美誉。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
，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
叙利亚反间谍机关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当场把他抓获，1965年5月被当众
绞死。
　　　4．1　最后的一夜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时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公开绞死了一
个名叫伊利·科恩的以色列间谍。大马士革电台在午夜前，才第一次广播了要将这
名间谍处以极刑的消息。
　　时近午夜，监狱看守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响，监禁伊利·科恩的房门被打
开，科恩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他惊恐地从行军床上坐了起来，但仍睡意朦胧。在彻
夜不熄的微弱灯光下，他看见两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心中揣测道：难道又要去经
受一场酷刑……当他完全清醒过来后，他才注意到那个审问过他的特别军事法庭庭
长戴利上校和那位大约80岁的犹太法学博士安达博站在两个士兵中间。他们的意外
光临使他预感到自己的某种厄运，但他已没什么时间考虑了。
　　上校权重势赫，高傲自大，说起话来尖声尖气。他命令科恩穿衣、立正。
　　这是1965年5月18日的午夜，科恩在马扎监狱警卫森严的单人牢房里正站着，
静听戴利上校宣布决定他命运的判决词：“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上校讲完，就向后退了一步给博士让路。这位弓着背的白胡须老人怀着悲痛的
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文的祈祷文：“慈悲的真主，请宽恕你的有罪的仆
人罢……”科恩跟着博士小声地祈祷着。老人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泪水不断地流
过面颊滴在地上。当老人不能自持而把一些祈祷文念错的时候，科恩轻声有礼貌地
给他纠正。
　　科恩在4名用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叙利亚士兵的监管下与老人坐在一辆大篷车里
出了监狱大门。这时已近凌晨两点，夜里的空气清凉、湿润。卡车穿越沉睡的城市
，科恩看不见车子开往何处，但他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几百年前建成的大马上革绞
刑台。
　　这是被判处绞刑的罪犯最后停步的地方。
　　“囚车在烈士广场一角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在一张粗
糙的木桌旁坐下。上校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留个遗嘱或写封决别信。科恩转
向正在向真主唱着单调重复的赞美诗的老人，平静地说：“我没有罪过，不欠任何
人的东西，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
封信。”　　　　　　　　　　　他们递给他一支笔和一张纸，他开始不慌不忙。斟字酌句地写了起来：我的娜
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
。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
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
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祝一切安好！
　　他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就把纸推开，踌躇了片刻，又把它拿了过来。他
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抄了一遍，使他的遗言不只是用阿拉伯文留存下来。上
校把两封信揣入口袋，暗示他该走了。
　　警察局离灯光耀眼、戒备森严的广场不远。绞刑架设在广场的中心，用铁丝网
围着。
　　这个广场从建立之日起，就记载着叙利亚共和国历史上无数恐怖和光荣的篇章
。就在3年前，科恩曾在这里夹杂在人群中观看叙利亚部队在俯瞰加利利海的努凯
卜高地战斗中缴获的以色列半履带式装甲车。而现在却是无数的市民带着惺松的睡
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紧张而急切地等候着看一看科恩。3个月前，科恩被捕
之后各家报纸都对他大加渲染。对于几百万叙利亚公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大
王”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非凡人物。
　　事实上，从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科恩在大马士革已成为国家的一位要人了
。但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名以色列的高级间谍。案件发生后，他就被单独囚禁起来
，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既没有来访者，也没有与律师和家人通信。对他的审讯，虽
然在电视上播出过部分实况，但这纯粹是官方作宣传用的，人们对这位神奇而非凡
的人物充满极大的好奇心。广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刻，科恩当然不可能知道叙利亚政府的紧张和不安。最后的
裁决仅仅是48小时前确定的，而且只有军队和政府中小数上层官员才知道此事。叙
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上将命令党政军首领在大马士革待命。秘密报告中建设，对
这个超级间谍执行死刑的判决不要履行通常的法律手续，以免激起一场来自以色列
的进攻。在莫斯科出访的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接到通知，要在24小时内返回
大马士革。叙以边境的叙利亚方面，从南部的依尔哈马到北部面向边恩村的小山丘
，当晚都增加了摩托车、大炮和迫击炮等轻重型武器和增援部队。
　　科恩虽然对这些紧急防备措施一无所知，但他从防备森严的警戒系统中已感到
叙利亚人的某种不安。当他走向刑台时，上校想伸手扶他一把，他明确地给予了拒
绝。他的脸是苍白的，但显得很平静。
　　在刑台上，上校向科恩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在叙利亚有同谍吗？
”这些问题正是他被捕以来，一直使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烦恼而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
　　科恩仍旧重复着那几句仅有的供词：“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罪过，我仅仅是做
了我该做的而已。”
　　随后，他转身离开上校，径直走向绞刑架。他拒绝让刽子手给他蒙上遮眼罩。
老人又向他作了最后一次祈祷。
　　4分钟以后，刽子手向上校报告，伊利·科恩死了。伊利·科恩就这样结束了
他那扑朔迷离的一生，他在自己的国家或在敌对的国家里都给人们留下了传奇般的
形象。
　　　4。2　归来的大亨　　　伊利·科恩1924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
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地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
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东方犹太人，在城里经营一个卖领带的
铺子。
　　同当时在埃及的大部分犹太青年一样，科恩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
活动。但他比别人走得更远，他加入了由塞缪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
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是他那个地下组织派他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
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苏珊娜行动”失败后，
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充分相信，尽管
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这么
一来，虽然他还在为一个主要由当地人负责的秘密的犹太人移民组织做些工作，但
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作了。这不仅是因为埃及人肯定会
怀疑他，而且还因为有一条规走重新严格地付诸实施了。这条规定是：决不能招募
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报纸上的
材料。但没多久，他就干够了这种翻译工作。不到3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