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_魏书-第2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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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迁鄴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
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臣闻《洪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国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兗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断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延昌二年，徐州民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镮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
澄又奏：「臣猥属枢衡，庶罄心力，常愿货物均通，书轨一范。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犹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今世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臣比奏求宣下海内，依式行钱。登被旨敕，'钱行已久，且何依旧'。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恆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繦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世之宜，谓为深允。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镮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恆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治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
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二市赏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迁鄴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钱，若即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时谷颇贵，请待有年。上从之而止。
志第十六
刑罚七
二仪既判，汇品生焉，五才兼用，废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爱恶。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乐之心，应感而动，动而逾变。淳化所陶，以下淳朴。故异章服，画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锐，奸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故《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眚灾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周礼》：建三典，刑邦国，以五听求民情，八议以申之，三刺以审之。左嘉石，平罢民；右肺石，达穷民。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赦幼弱，赦耄耋，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吕侯度作祥刑，以诘四方，五刑之属增矣。夫疑狱泛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爱民如此，刑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纲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曰：「夫狱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宣帝善之。痛乎！狱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狱，所以求生；今之立狱，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魏武帝造甲子科条，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罚金之坐，除妇人加笞之制。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
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有叙焉。帝既练精庶事，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诏司徒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谕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是后民官渎货，帝思有以肃之。太延三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肋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纲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旧式。太宗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
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自狱付中书复案，后颇上下法，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显祖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于狱案，必令复鞫，诸有囚系，或积年不斩。群臣颇以为言。帝曰：「狱滞虽非治体，不犹愈乎仓卒而滥也。夫人幽苦则思善，故囹圄与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轻恕耳。」由是囚系虽淹滞，而刑罚多得其所。又以敕令屡下，则狂愚多侥幸，故自延兴，终于季年，不复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显祖知其若此，乃为之制。其捶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悉依令。皆从于轻简也。
高祖驭宇，留心刑法。故事，斩者皆裸形伏质，入死者绞，虽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旧典，务从宽仁。」司徒元丕等奏言：「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又诏曰：「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纲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渲斗于街术。吏民安其职业。
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