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 作者:吴蔚-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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飨氖朗来邮芩纬姆饩簦纬晕飨目晌接写蠖鞔蟮拢壳八蜗乃秸秸幌ⅲ虼耍龆ń帕舻奈锲飞辖桓纬硎咀约翰⑽丛撬纬亩髑椤Ａ禾笕ナ篮螅幕葑诮盖灼锕穆砥ァ茁嫱盏任锵赘纬纬汕残滩坷芍卸爬�出使西夏，祭奠梁太后。然而，宋与西夏的战事并未就此息止，就在同一年，西夏驸马拽厥嵬名与宋军交战，被宋将赵卨设计擒获。特别要提到的是，“元祐更化”时，司马光力主将宋神宗时宋军用生命夺取的米脂、安疆、浮图、葭芦等四寨，无偿地送还给了西夏。
这一年六月，北宋理学家程颢溘然长逝。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今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担任了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如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等，颇有治绩，后来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为元帅，待程颢颇为优厚。当时有个叫张怀素的道士，名气很大。蔡卞也很推崇张怀素，告诉程颢说：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自称不是凡人，已经活过千岁，早在孔子杀少正卯时，他就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程颢听了蔡卞的话后，暗中偷笑不已。后来程颢要去四明山（浙江余姚附近）时，张怀素刚好要去会稽，便想与程颢同行，但他有事没有办完，便派人让程颢稍候。程颢叹息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张怀素所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因此没有等张怀素而自行离开。二十年后，张怀素谋反东窗事发，为了脱罪，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却找不到任何程颢与张怀素交往的证据，不得不作罢。程颢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新法，因而被排挤出京师。程颢回到洛阳后，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过从甚密。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举荐程颢为宗正寺丞，但尚未到任便病逝。程颢死后，无论与他有过交往而认识他，或是毫无往来关系的官僚士大夫莫不扼腕叹息，悲痛不已。文彦博采纳众多士大夫的建议，在程颢的墓碑上题上“明道先生”四个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因为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宋朝在这一年的状况，基本上是延续因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内耗。随着宋神宗的死，变法派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这一年也因而成为保守派全面反扑打击变法派的转折点。不过从这时候开始，变法派与保守派已经由最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为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进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一 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宋神宗赵顼（音xu，同须）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边幅，吃着猪狗之食，邋遢地谈诗书礼乐，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他很少换衣服，据说也不洗澡。
尽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尽管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立即召王安石进宫。
在这次入对中，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当时的五位执政大臣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之称。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为他正生机勃勃，大刀阔斧地准备变法。“老”是指年岁已高的曾公亮。“病”是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所以得此雅号。“死”则是指唐介，他坚决反对变法，并为此而日夜忧愤，结果变法刚一开始，他就因忧而背上长疮死去。“苦”是指赵挘辉蕹杀浞ǎ次蘖ψ柚梗灾鲁商旖锌嗖坏�
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吕嘉问、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翻版。当年桑弘羊强行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法律，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不久后，汉朝廷又开始推行“告缗令”，即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告缗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有盐、铁、酒等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朝廷。这些商品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利益。之后，这些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桑弘羊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权威去扶助商业之发展，“算缗令”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出吕诲知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发生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传奇的是，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总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给家人随便花销，从来不清点数目。如此一来，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这无疑让宋神宗分外感动。所以，在新法开始推行后，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宋神宗也一度动摇，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对宋神宗知恩图报，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违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担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拦在王安石马前，请求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却被王安石严词拒绝。
宋神宗面临的压力则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宫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总是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与宋英宗和养母曹太后关系不佳不同，宋神宗与祖母感情很好。他见祖母总是为了变法一事哭泣，内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对派，经常劝阻儿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这样，皇帝始终徘徊在理想和自责中，心中的烦闷可想而知。弟弟赵颢见宋神宗心烦意乱，便劝说兄长不如听从曹太后的意见，废除新法。结果宋神宗大发脾气，说：“你们都说我是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赵颢吓得当场失声痛哭。
凑巧的是，自从开始推行新法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