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 作者:吴蔚-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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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朝臣对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大多容忍沉默，不敢慷慨直言。同年十二月二十九，陆游赋诗而死。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悲怆感人，以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一个爱国义士的最大愿望：即使在生前没看到收复中原，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江河入梦来。“再读陆游的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便能深深体会到诗人深切的忧民之心，以及悲壮负报国之志。尤其当中原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沉沦陷落之际，更使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陆游虽然沉痛于“不见九州同”，但并未绝望，他坚信总有一天宋朝的军队必定能平定中原，光复失地。不过，此时金国国势日衰，蒙古铁木真正在迅速崛起。终南宋一朝，始终是“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所期待的“王师北定中原日”最终没有到来。
杨皇后生的儿子都早夭，随着年岁的增大，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考虑。她与皇子赵曮关系不错，曾经联合起来对付韩侂胄，于是力主立赵曮为太子，赵曮也改名为赵询。十分可惜的是，赵询还没有等到登上皇位就病死了。宋宁宗再没有子嗣，便立皇弟沂王赵抦之子赵贵和为太子，赵贵和改名为赵竑。
史弥远已经感觉到新任太子不是那么好对付，他为了监视太子赵竑，费尽了心机。赵竑好弹古琴，史弥远便买了一名擅长弹琴的美女送给他。赵竑胸有大志，却没有政治头脑，竟然还将琴女引为人生知己。他见史弥远权势熏天，且与杨皇后勾结，心中愤愤不平，不满的情绪经常流露于言表。赵竑的老师真德秀劝他要韬光养晦，多孝敬杨皇后，笼络史弥远，才能立足，但赵竑却没有接受。他曾经在书案上书写史弥远和杨皇后的罪恶，还说：“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曾指着墙壁地图上的琼州、崖州（均在今海南）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又常呼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将来要发配他到新州或恩州（今广东新兴、阳江）。
史弥远得到卧底琴女的告密后大为恐惧，潜谋废除赵竑的太子位。他派人从民间找来一个叫赵与莒的人，称其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人，赐名贵诚，后改名赵昀，立为沂王之子，亟力扶植。
嘉定十七年，宋宁宗一病不起。史弥远夜召赵昀入宫，杨后竟然一无所知。史弥远假传皇帝诏旨，改立赵昀为皇太子，封成国公。又过了五天，宋宁宗去世，史弥远才将废立太子的事告诉了杨皇后。杨皇后虽然不喜欢赵竑，但却对史弥远的自作主张深感不快，愕然说：“皇太子赵竑是先帝所立，怎么能擅自变更？”史弥远先后七次派人进宫，向杨皇后晓以利害，杨皇后禁不住一再劝说，又考虑到自身利益，便答应了史弥远的要求。
赵昀即位为宋理宗后，杨皇后的地位得到保障，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宝庆五年（1229年），七十岁的杨太后病逝。也就是在这一年，蒙古贵族遵成吉思汗遗嘱，拥其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即元太宗。而之前成吉思汗病逝前，提出了联宋灭金的战略。
据说杨皇后与史弥远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宫闱秘事自然不见于正史。宋人杨升庵的《宝庆诗》中有“夜驾老蟾嫔月母”一句，又有人做乐府《咏云》：“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荫。”都是讥讽杨皇后与史弥远之间的风流韵事。
其实，明眼人稍加推断，便可知道这是捕风捉影的流言。杨皇后与史弥远结交之时，已经将近五十岁，即使保养再好，也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了。而史弥远还要比杨皇后小五岁，以他的精明，怎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人老珠黄的皇后私通？
再则说，杨皇后与宋宁宗感情极为深厚。宋宁宗体弱多病，杨皇后悉心照顾，多年如一日。这需要很大的耐心。俗语云：“久病成医。”日子久了，杨皇后对宋宁宗该服什么药也能推算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宋宁宗患痢疾，召御医入宫诊治。御医刚号了脉，问了症状，还没有来得及开方子，杨皇后就问：“官家吃得感应丸否？”御医大吃一惊，想不到皇后竟然也懂医术，连连答道：“吃得，吃得。”宋宁宗服了感应丸后，病情果然痊愈。杨皇后如此体贴入微，难怪宋宁宗终生依赖她，始终没有嫌弃她年老色衰。
赵竑被废除太子位后，出为济王，不久又被史弥远派人逼死。朝中正直大臣军上书替济王赵竑鸣冤，并指斥史弥远专擅。史弥远大力排除异己，朝政完全由史弥远及其党羽把持，“纲纪荡然，风俗大坏”。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死，其长达二十七年的专政才告结束。死后还被追封为卫王，谥“忠献”。
这里要特别谈一下史弥远“忠献”的谥号。前面提过，秦桧最早的谥号为“忠献”，后被韩侂胄改为“谬丑”。但史弥远执政后，又恢复了秦桧“忠献”的谥号。史弥远谥号与秦桧谥号相同，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当时的士人普遍认为史弥远与秦桧同属“小人”，讨论谥号的礼官很可能也持同样的观点。端平二年（1235年），史弥远死后仅仅一年多，著名文人刘克庄在给宋理宗的札书中，公然将史弥远与秦桧相提并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可见，史弥远与秦桧同属“小人”，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共识。史弥远谥号“忠献”，字面上是褒奖，而其中的贬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 偏安的最后岁月
宋理宗即位时，整个中国已经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动荡的根源便是正疯狂扩张的蒙古。蒙古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多次派人与南宋联络，约宋夹攻金国。南宋朝廷见蒙古势大，金国垂亡，便想联合蒙灭金，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可以说，毫无主动权的“苟安”是宋朝一贯的对外国策，自宋真宗一朝便开始了，几乎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最可悲的是，南宋朝廷不能吸取北宋联金灭辽导致引狼入室的前车之鉴，悲剧不可避免地再次上演。
当时金国在蒙古的压迫之下，已经迁都开封，金哀宗完颜守绪号令只局限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小小一隅，之前横扫北宋江山的金军已经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神话。绍定六年（1233年），也就是宋权臣史弥远死的这年，蒙古进攻开封，金哀宗弃军逃跑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南）一带。皇帝都逃跑了，开封城内人心浮动，金将崔立发生政变，向蒙古投降。当时，金国著名文人元好问也在开封，由此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之前，蒙古军有“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的制度，意思是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只要城池守军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城破后蒙古军必然屠城。蒙古大臣耶律楚材（辽国皇族子孙）力劝蒙古大汗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废除破城后屠城的旧制，从蒙古军进入开封开始，蒙古野蛮的“屠城”制度才被废除。当时，因为逃避战乱在开封的人达一百四十万户，均因为耶律楚材的积极建议而得以保全。
金哀宗则继续向南逃亡，到达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蒙古最初曾备受金人压迫，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急于灭金，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阳（湖北襄樊），要求南宋出兵援助。南宋正想借蒙古之力灭掉金国，自然满口答应。宋蒙两国就此签订了军事同盟：蒙古同意，灭金以后淮河以南的土地归南宋所有；南宋则为蒙古军供应粮秣；南宋与蒙古仍以淮河为界。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金军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十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金军在金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宋、蒙联军进攻。到了秋天，宋蒙联军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树木，用来制造攻城的云梯等武器，砍伐呼喝声传数里，蔡州城内人心浮动，惊惧异常。金哀宗感到穷途末路，绝望至极。金臣完颜阿虎带献计，建议重新结好南宋，向南宋乞粮求和，即使不能延缓腹背受敌，也可以离间宋蒙之间的关系。于是，金哀宗给南宋朝廷写信，在信中明确提到宋与金其实是唇亡齿寒，希望宋能与金联合。南宋朝廷见金灭国在即，拒绝了金的乞和求粮。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断粮，金兵已经是山穷水尽，金哀宗便正式禅位于完颜承麟。此时，宋军决开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蔡州西城。金哀宗禅让礼毕时，宋军已经占领了南城。金哀宗举火自焚，一百多名金军将士投汝水而死。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在位不到半天，便在乱军中被杀，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蒙古痛恨金国，完颜皇家宗室被蒙古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金国就此灭亡，共立国一百二十年。
宋将孟珙将部分烧焦的金哀宗骨骼带回临安，宋理宗命以此来祭皇家祖庙，表示百年前的“靖康耻”终于得雪。金国参知政事（副宰相）张天纲也被俘虏到临安。临安知府薛琼意存嘲讽，故意问张天纲道：“你有什么脸面到此？”张天纲回答说：“国家兴亡，何代无有？我金国之亡，比你们二帝（指宋徽宗、宋钦宗）怎么样？”薛琼恼羞成怒，却无话可说。次日，薛琼将张天纲的话上奏宋理宗，本意是促使宋理宗将张天纲处死。不料宋理宗却极感好奇，特意召见张天纲，问道：“张天纲真不畏死吗？”张天纲回答说：“死有什么可怕的，大丈夫只是担心死得不合乎节义。”于是力求一死。宋理宗却很欣赏他的骨气，没有杀他，只将他关押起来。张天纲后来经历不见记载，大概最终死于狱中。
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仅取得河南陈、蔡东南地。宋将赵范、赵葵见蒙古退归河北，主张乘机抚定中原，守黄河、据潼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副宰相）乔行简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之侄）为首，群起反对，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而刚刚亲政不久的宋理宗更是急欲有所作为，于是不顾国困民穷、军力衰弱、河南残破的现状，打算倾尽宋军兵力，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奉命从庐州出发，北渡淮河。七月初二，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国大臣，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不过为情势所迫，官员李伯渊等人趁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与此同时，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取泅州（今江苏盱眙北），抵达汴京与全子才会合。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然而，很快祸起萧墙。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直接导致赵葵和全子才部粮草不济。赵范军队原来部署于黄州、光州一带，按计划应该进兵陈、蔡，但赵范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临时反对出师，自然也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四川制帅赵彦呐也不出师侧应，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
在这样的状况下，赵葵、全子才既无粮草，又无后援，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举南下，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今河南开封县以北），水淹河南，以阻止宋军西进及粮饷供运。
赵葵焦急之下，为求速战速决，不顾军粮匮乏，督促部队西进。宋将范用吉、樊辛、张迪领兵一万三千，徐敏子为监军，仅带五日粮，从西面向洛阳推进。洛阳民众打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另一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为洛阳后援，到达洛阳东南龙门时，遭到蒙古骁将刘亨安伏击。这是宋军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杨谊军大败，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
数天后，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主动放弃洛阳，东渡洛水还师。半路上，宋军遭遇蒙古军，宋军一败涂地，樊辛、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徐敏子仅带三百余人突围。驻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见大势已去，主动从开封撤退。
此次出师，宋军前后共丧失十余万人，南宋朝廷收复“三京”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南宋急忙派遣使者向蒙古谢罪，以求缓和，但蒙古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祸端”的把柄，兴师问罪。从此以后，宋蒙之战再起，河、淮、川、杨之间，迄无宁日了。
蒙古自大汗窝阔台死后，内部陷入汗位之争，无暇全力南顾，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使南宋有了喘息的机会。四川在战略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孟珙、介玠等在四川设置屯田，择险立寨，修筑重庆城。介玠在任四川安抚处置使时，整顿吏治，轻徭薄税，并设招贤馆，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向介玠建议，在合州（今四川合川）据险筑城。介玠采纳了建议，不但在合州钓鱼山修建了钓鱼山城，还在其他各江沿岸险要地修建山城十余处。钓鱼城成为著名的要塞，后来正是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正当抗战派将领在部署抗蒙时，朝中的主和派官员却在大搞阴谋。左相谢方叔大力排斥主战的右相兼枢密使赵葵，赵葵被罢官。谢方叔等又诬陷介玠（当时任兵部尚书）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宝祐元年（1253年），介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
同年，蒙古忽必烈受命率师远征大理。他率军从六盘山出发，假道吐蕃，从忒剌（今四川松藩）分三路前进，过雪山，渡金沙河，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昆明市），高祥逃至统矢逻（今云南姚安）被追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掠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1254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国王段兴智被俘虏。至此，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灭亡。
宋理宗本人在大敌当前时，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修宫室寺院，他最宠爱阎贵妃，使得她权势盛大。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马天骥，专事陷害忠良，曾迫逐宰相董槐。当时，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宋理宗还宠爱宦官董宋臣。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他与阎贵妃、丁大全勾结，豪尽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除阎贵妃外，贾贵妃也备受宋理宗宠爱，其弟贾似道因之也受重用，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由于南宋王朝的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
蒙哥即位后，稳定了政局，始谋大举攻宋。此时，蒙古西征已大体完成；又在淮北筑城、屯田，建立了攻宋基地，忽必烈轻战川滇，攻占大理，迫降了吐蕃；汪德臣立城利州（今四川广元），刘黑马初定成都，巩固了对川北、川西的统治，兀良合台、帖哥火鲁赤、带答儿实现南北合兵夹击四川，开辟了从川江以南包抄南宋的另一条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