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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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保持了这种幻觉。因为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庆幸自己处于让他免遭更不幸的痛苦的政权之下，即使这个人并不很满意。”也正是基于这种见闻，纪德认为，由于阻止了和外界的联系，苏联人的幸福实际上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无知之上的。于是，纪德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文化完全朝着同一方向，无公允可言，涉及各个方面，几乎完全没有批评精神。”
应该承认，纪德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虽然纪德在苏联只有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面对的是一个经过了层层美化之后的现实，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看到了苏联政治隐秘的另一面。而他游记的笔触也同样涉及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莫斯科，纪德这样记录了自己的观感：“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莫斯科的街上让人如此感到社会平均化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人的需要似乎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异乎寻常地穿得一样。如果能够看到人们的思想的话，无疑地这种千篇一律也一定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也正因为这种一致，每个人能够快乐，并且表现出快乐的样子。”同样是出于绝对平均化的结果，苏联人对于商品的需要也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喜爱，而只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因而，“那些商品几乎都不堪入目，简直让人以为这些商品是尽可能地为了倒人胃口而制作的”。苏联人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里面除了千篇一律难看的家具和同一张斯大林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没有一点点私人纪念品”，以致“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互换，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如果他们互相换一下位置也不会被人察觉的”。当然，令纪德感到震惊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他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个人崇拜在苏联人眼中竟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纪德所到之处，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悬挂着斯大林的头像，人人嘴上都挂着他的名字，每一个人的讲话中都无可遗漏地颂扬他”。在斯大林的故乡戈里，纪德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出于礼貌发一份电报给斯大林，对自己在苏联受到的接待表示感谢，只是因为电文中没有加上“您，劳动人民的领袖”，或者“各族人民的导师”的字样，营业员竟然拒绝拍发。直到纪德妥协之后，电报才如愿发出。这些记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类似情节。但纪德的文字不是想像力的产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他的确无心讽刺，但他的文字却具有更加深刻的讽刺力量。
如果说上述记录触及的仍然只是苏联人的日常生活表象的话，那么，无疑纪德已经开始透过这些表象，逐渐触摸到苏联政治的实质。通过与苏联文化界与艺术界人士的接触与交流，纪德发现，“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它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旦有人不同意使自己的艺术堕落，并拒绝俯首听命，官方就会迫使他们保持沉默。而一直就被苏联官方所竭力吹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质也不过是相互揭发与相互指责，“在线内可以任意批评，出线的批评是不允许的”，“谁企图走得远一点谁就会遭殃”，“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众人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得听话、随大流”。于是，在苏联文化界，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艺术家的思想已经被消磨得没有棱角，奴性与虚伪竟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之常态，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之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益，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最终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
对于纪德而言，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他当初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一点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客观地说，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却仍然写得相当节制，这一方面是因为纪德对自己的观察有点半信半疑，另一方面，他对苏联的制度尚存在一定的幻想，对乌托邦社会的热情也并没有完全熄灭。纪德在前言中这样说过：“三年前，我公开宣布我赞赏苏联、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前无古人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们期待着那里取得巨大的进步，出现能够带领全人类前进的飞跃。”可见，在纪德眼中，苏联所施行的各种社会制度，其实均是带有一种试验性质的。既然苏联的各种制度正处于“建设之中”的实验阶段，那么，那里就难免会“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有时即使“花了努力并不一定总是取得预期的效果”，乃至“最不好的负面效应伴随着最好的正面效应”，都应该属于情理允许的范围之内。毕竟，从最光明到最阴暗的过渡就像是一次分娩的过程，阵痛是难免的，代价也是必须付出的，正如苏联正在施行的闭关政策，那只是因为“在建立新秩序以前，在情况得到改善以前，为了苏联居民的幸福起见，重要的是将这种幸福保护起来”。但纪德终于还是不无沮丧地发现，自己对于苏联的谅解之词往往并不能自圆其说，他看到的苏联是单调的、令人窒息的，专制社会所有的特征在这里竟然一点也不缺少。虽然在这里“实行专政是显而易见的，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起来的无产者的专政，不再是苏维埃专政”。而且这种专政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个体之间的差异，把个人改造成为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在经过了反复对比之后，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事情往往如此，我们只有在失去了某些优势之后才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在苏联逗留过，更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我们在法国享有的无可估量的思想自由，而我们有时还自由得太过分了。”
离开苏联前夕，纪德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人民的询问，因为那些对苏联依然抱有殷切希望的人们，无疑都在等着他作出鲜明的评判。是实话实说，还是避重就轻？不管怎样，苏联政府为了取悦纪德，已经用尽了他们能够使用的一切手段，仅仅是版税一项，已经足够让纪德成为亿万富翁了，更何况纪德还曾经那般地赞美苏联、并一再声称把人类“文化的前途和苏联的辉煌命运联系在一起”呢？但纪德毕竟是一位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既无法欺骗自己，同时也更不能欺骗自己的读者，根本无法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使然，其中并不存在个人的自尊心和任何私念。所以，纪德一旦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就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为他所要捍卫的从来都是象征着真理的苏联，而并不是苏联自身。在他的眼中，远比苏联更为重要的事情是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纪德之所以赞美苏联，是为了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纪德了解真相后批评苏联，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当然，纪德批评苏联的态度是相当友好的，也是充满善意的，他只是想以诤友的身份进言，因为他觉得只有毫无保留地坦诚相见，并把那些最有害的事情充分显示出来，才是对苏联及其所代表的事业最为切实有效的帮助，反之，所有的吹捧与献媚最终都会转变成为一种危害。他说：“我是出于对苏联及它已完成的奇迹的赞赏才提出我的批评。我也是出于我们对它依然怀有的期望，尤其是因为它让我们有所希望，才对它提出批评的。”
但是，让纪德始料未及的是，他自认为对苏联的帮助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访苏联归来》刚刚问世，他本人马上就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之中。苏联官方将他视作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而那些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则对他落井下石、疯狂围剿，极尽侮辱、漫骂之能事。甚至连罗曼·罗兰也不能原谅他。这位同样看清了苏联真实面目的著名作家，竟然选择了放弃自己干预现实的权利，在宗派利益面前，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抛诸脑后——直到罗曼·罗兰逝世五十周年之后，他的《莫斯科日记》才公布于世，他个人对苏联的真实看法才大白于天下。而此时的苏联却早已烟消云散。当然，让纪德更为愕然的还是苏联的反应。他根本无法相信在苏联强大的外表之下，竟然掩藏着一个如此弱不禁风的躯体，纪德心目中的那个“能够创造出想不到的光荣业绩的超人”就此死去，而他对社会改造所一直抱有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至此亦彻底宣告破灭。
就在世人对纪德的人身攻击方兴未艾时，纪德已经开始对《访苏联归来》的第一版进行全面修订。彼时的纪德已经真正看清了专制社会的本质，进而对一切乌托邦社会反人类的实质也有了更加清醒的把握。他的《“访苏联归来”之补充》几乎涉及了苏联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更加广泛的层面和更加深刻的视角，全面展示了苏联社会的黑暗。他说：“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能受骗。”他说：“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的确是个流放的地方。”他说：“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面对着世人的责难与围剿，这，就是纪德的回答。
（（法）安德烈·纪德著，朱静、黄葆译：《访苏联归来》，花城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圣旨原来也有假
？ 眭达明 刘 辉
引 言
在“朕言即法”的古代，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和指示，也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载体和象征，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巨大的威慑力。直到如今，我们都还经常能够从火爆荧屏的宫廷戏剧中领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大凡圣旨一到，无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还是普通官吏、草民百姓，无不伴随着一声威严的“圣旨到”而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地，因为一道圣旨顷刻即可决定或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应该说，这种描写是绝对真实的，也是完全可信的。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还有不少是假的。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圣旨有假的，上行下效，其他公文自然也有假的。如果有人开一个古代假圣旨（公文）展览馆，展品肯定汗牛充栋，让人大开眼界。
假传圣旨，平息民怨
方腊起义是爆发在北宋末年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领袖方腊原是两浙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西部山区的一个漆园主（另一说是佣工）。当时，宋徽宗重用“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分别在苏州和杭州设立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勔主持其事，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应奉局的官员只要听说哪个百姓家里有块石头或者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就带了兵士闯进去，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便会被派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兵士们就把墙壁毁了或干脆将房子拆掉。应奉局官员有时还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朱勔把搜刮来的花石竹木，用大批船只经由运河运往首都开封。十艘左右的船只组成一个运输队称一纲，因而又称为“花石纲”。由于抢夺来的花石数量太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花石纲”部分改用海运。花石纲把东南一带闹得昏天黑地，出产花石多的地方，百姓遭殃也最重。例如，睦州青溪这地方，出产各种花石竹木，应奉局常常派人到那里搜刮，方腊家里自然也经常遭到勒索。方腊恨透那些官府差役，又看到当地农民兄弟受尽花石纲的苦楚，就决心把大家组织起来，造官府的反。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底，起义军打下了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占领睦州、歙州（今安徽歙县），逼近宣州（今安徽宣城）。农民军所到之处，见官即杀，对恶霸土豪则坚决镇压，焚烧他们的房屋，把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并先后攻下了六州五十二县的广大地区。
方腊起义军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吓坏了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当时，宋朝与金国订有“海上盟约”，约定两国共同进攻辽国。为了执行这一盟约，宋朝已调集各路精兵强将，准备进攻辽国南京（燕京，今北京）。当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后，宋朝马上停止对辽作战，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十五万大军前往镇压。宋徽宗授予了童贯极大的权力。在给童贯送行时，宋徽宗握着他的手嘱咐说：“东南方面的事情就全部交付给你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就用‘御笔手诏’下达命令。”所谓“御笔手诏”，其实就是皇帝的手谕，也就是皇帝写的白条子。白条子也能处理政务，本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在北宋后期，用“御笔手诏”处理政务、任免官员，不但十分盛行，而且比正式公文还管用。
童贯到了江浙前线后，看到百姓苦于花石纲的严重侵扰，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就是这可恨的花石纲；又听大家说“乱贼”之所以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为花石纲的危害使得民怨沸腾，老百姓都痛恨政府而袒护叛党。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当即利用宋徽宗授予他的权力，命令下属董耘撰写诏书，并以宋徽宗“御笔手诏”的名义罢除花石纲和苏杭应奉造作局，以平息百姓怨气，收拾民心。诏书用语既谦虚又诚恳，就像古代帝王颁布的《罪己诏》一样，通篇表示自责，把所有的不是都归到了皇帝身上。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见到这一诏书后，哪里分得清是皇帝颁布的真圣旨还是童贯代行的假圣旨，他们就如拨开云雾见日出一样，不仅消除了对朝廷的怨恨，而且还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就连那些深切同情和积极拥护方腊起义的人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失去了广大老百姓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加上起义军战略上的某些失误，方腊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1〕。
童贯是北宋末年的著名大宦官，他靠逢迎讨好宋徽宗而获得宠信，充当监军，手握兵权近三十年，不但在战事中冒领军功，掩盖败绩，迷惑人心，得邀恩宠，而且培植党羽，残害忠良，卖官鬻爵，胡作非为，被称为“六贼”之一。但他在平定方腊起义时以皇帝“御笔手诏”的名义罢除花石纲和苏杭应奉造作局，还是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份“圣旨”虽然是假的，但它确实起到了平息民怨、挽回人心的作用。童贯到了江浙前线后，如果不是迅速采取这一争取民心的措施，他要平定方腊起义，那是相当困难的。然而昏庸的宋徽宗并没有吸取这一教训，形势稍有改观就马上恢复了应奉局，继续原来的错误政策。五年后，北宋被金国灭掉，他自己也当了俘虏，也就不奇怪了。
模仿笔迹，乱写批示
童贯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