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迕衲季瑁渭酉氐胤阶灾位岬幕嵋椤＠虼锿春薜钡赝涟酝酢胤阶灾位嶂飨屠屠┌选罢鲆幌囟甲ピ谑中摹保鞍颜庖幌乩锼械闹拔蝗峙涓闹蹲雍团隽恕薄＠虼镏髡拧坝Φ倍氛嗄昝怯Φ弊槌梢桓鲇辛α康耐盘濉薄�3〕，并且批评那些“事不关己”的青年。小说最后的信息是“她渐渐在她四周集合了一派同情她的人，形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在最近一回地方选举中‘干掉’了在那以前始终把全县抓在手里的巴拉京”。
奇怪的是契诃夫似乎并不肯定莉达的忙忙碌碌。小说中自始至终没有赞扬莉达的文字，相反对她不客气的描写倒不少：“很俊俏，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气……”“固执的小嘴……”“没一点笑容……”“白天，莉达替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到傍晚高声地讲地方自治会和学校。”“讲得太多，声音也太响——也许她在学校里这样讲惯了吧。”“莉达……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着一马鞭子，那样苗条、美丽，浸在阳光里，正在向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话。她匆匆忙忙用很大的说话声给两三个害病的农民看了病，随后现出认真的担忧神情……”小说中有一处原是画家藏在肚里的话（腹诽），令人联想这会不会是契诃夫自己的看法：“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看病，那是欺骗他们。再说既有两千俄亩的田产，要做慈善家自然便当。”〔4〕所有这些细节，使读者难以建立起对莉达的好感。尤其莉达极力破坏了妹妹米修司与画家的爱情，使两个相爱的人从此天各一方。小说的最后一句“米修司，你在哪儿啊？”让读者留下了不尽惆怅，也留下了对莉达的憎恶。
中国一些介绍性文章将《带阁楼的房子》定位为讽刺小说或批判小说，认为契诃夫对莉达的描写揭露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伪善”和“虚伪”。
苏联评论界同样认为《带阁楼的房子》是讽刺小说。契诃夫研究者屠尔科夫这样写道：“莉季雅以她似乎是自食其力而自豪，因为她是地方自治学校的教师。但这种自豪感却不妨碍她享受她所属的阶层和社会地位给予她的一切特权。”“莉季雅真正的生活目的，并不是像她所高喊的那样‘为同胞服务’，她的生活目的是让他人成为她施行她所谓的恩惠和善行的对象及材料。”〔5〕
评论家何时成了不食人间五谷的道德家了？
莉达纵有再多的不是，总没有压迫农民。她的一些生活姿态乃至特权地位都是历史造成的，不可能脱离历史条件，要求她改变掉所有生活习惯或者把财产全部捐出，才算“站在人民一边”？毕竟连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样的进步作家年轻时也都没有把自己的庄园捐出。莉达能做到书中那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本属权贵子弟，却将自己的青春岁月抛在穷乡僻壤，不是为农民服务几个星期（像志愿者那样），而是“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教农民小孩文化，设立图书馆，自己掏钱购买药品替农民治病，不结婚，过着苦行僧生活，还要与什么巴拉京作斗争。今天社会若有“莉达“，有几个会与“巴拉京”斗争？到头来还被讥为“她的生活目的是让他人成为她施行她所谓的恩惠和善行的对象及材料。”何苦？所谓“让他人……”无非是说莉达希望让人感激她，讽刺莉达虚荣。我们真希望今天的社会这样的“虚荣者”越多越好。
评论家们不妨扪心自问，今天社会能不能产生莉达？如果你是权贵子弟，你会做莉达吗？
当社会存在不义，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怎么办？书中画家与莉达的一场争论可谓“永恒的争论”。
画家责备莉达“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责备莉达“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没有解除他们的镣铐，刚好相反，您把他们的奴隶地位弄得更深了”。还说什么“医疗所啦、学校啦、图书馆啦、药房啦，在现有条件下，是仅仅为奴役服务的。人民给一条大链子缚住。您呢，不去砍断那条链子，反倒替它添上新的环节”。对此莉达的回答是：“我不打算跟您吵，这些话我早已听别人说过。我只要跟您说一句话：人不可以把手放在膝盖上坐着不动。固然，我们没有拯救人类，也许我们还做了很多错事，可是我们在尽我们的能力做，那我们就是对的。”〔6〕
托尔斯泰在其剧本《活尸》中，也曾讨论过类似莉达和画家所争论的问题。面对社会广泛不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怎么办？托尔斯泰给迷惘者提供了三条道路：献身，做革命者；融入，做腾达者；回避，做旁观者。托尔斯泰在这里故意忽略了还有第四条道路，那就是莉达之路。其实那也是托尔斯泰所推崇的道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许多“托尔斯泰主义者”在乡村所做的正是与莉达相同的工作。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还有许多“自由民粹派”从事乡村建设。自由民粹派“帮助农民巩固村社以对抗瓦解村社的资本主义关系，扩大农民份地，降低赎金和各种税收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帮助农民组织信贷合作社与销售合作社，落实各种农艺和农技革新措施，为农民提供司法、教育和医疗援助……”〔7〕他们在农村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在舍弃个人享受上似乎比莉达更“愚蠢”。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类似莉达这样贵族出身的少女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契诃夫开始思考写作《带阁楼的房子》大约是在1894年。小说开头写到“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莉达在书中是二十三岁，推算过去，1881年苏菲亚刺杀亚历山大二世那年莉达是十七岁，1887年乌里扬诺夫（列宁兄）刺杀亚历山大三世时莉达是二十三岁。民粹派中十七八岁的少女并不罕见，莉达说不定真的曾经是个革命者。
关于曾经与沙皇专制政权浴血苦战的革命民粹派为什么后来不少转成了自由民粹派，屠格涅夫在小说《处女地》中作了精辟的解释。
《处女地》中的玛利安娜与涅兹达诺夫是一对恋人。两人参加了民粹派“到民间去”活动。在农村农民们把向他们宣传“斗争”、“抗议”的民粹派分子抓起来送交官府，并痛打他们。涅兹达诺夫受不了这个打击上吊而死，玛利安娜悲痛欲绝。这时玛利安娜的朋友，一个在工厂做工程师叫沙罗明的教育玛利安娜，说他们（民粹派）开了一个错误的头，他们这样贸然跑到农村向农民宣传反抗宣传革命是没有用的，这就好像用浅犁去犁处女地，当然犁不动。处女地要用“深犁”。那么什么叫做“深犁”呢？沙罗明用玛利安娜的话开导她说：“您心目中的开头是怎样的呢？这并不是堆筑障碍物，上面插上一面红旗，高喊共和国万岁！并且这也不是女人干的事。你们现在应该干的倒是找个留克莉亚（普通女孩名）来教她学点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留克莉亚也不是轻易地就能够明白，她还要回避你。她又会这样想：你要教她学的东西对她没有一点用处；过了两三个星期你又得跟另外一个留克莉亚惹麻烦了，同时你还得给一个小孩洗身子，教他念字母，或者是给病人拿药……这就是你的开头。”〔8〕
玛利安娜痛哭一番后，接受了沙罗明。她开始了解，“在现代，英雄行为并不是在老苹果树下自杀，或者是舆论的裁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沉痛后果，而是同人民一道从事日常的普遍的细心的工作……也只有真诚从事这种平凡的工作而毫无怨言的人，才能够在未来拯救自己的祖国”〔9〕。
沙罗明的种子落到了玛利安娜的心上。是否也落到了莉达的心上？
十月革命后，苏联《联共（布）党史》长期将自由民粹派定性为“沙皇制度的维护者，代表富农利益”，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前）苏联理论界已经为自由民粹派平反〔10〕，肯定他们的献身精神。那么莉达是不是也应该得到公正评价？
其实契诃夫本人也曾经是“莉达”。从萨哈林岛考察苦役生活回来后，适逢1892年俄国饥荒，契诃夫全身心投入赈济灾民与防治霍乱的工作，并与地方自治局合作，担任赈济活动的组织者。这段时间距《带阁楼的房子》完稿的时间不远。
可是为什么契诃夫要用讽刺性的笔调描写莉达呢？契诃夫后期创作有掩盖创作意图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发展到不合情理的地步。
《黑衣修士》明明是极其深刻的作品，契诃夫却说“这是一篇医学小说，是一份病历。这篇小说谈的是自大狂”〔11〕。契诃夫对自己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第六病室》也有类似的贬低。如果光凭口头评语还不能“误导”读者，就要在写作方式上下一点功夫了，《带阁楼的房子》就属于这样写法。
当画家揣摩莉达“她对我没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图画里没有表现人民的困苦，依她看来，我对她坚定信仰的事业漠不关心”〔12〕。契诃夫唯恐此处使读者对莉达过于好感，随即写了画家的内心活动：“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看病，那是欺骗他们；再说既有两千俄亩的田产，要做慈善家自然便当。”
当画家认为“在玛洛焦莫沃设立医疗所是完全不必要的”时候，莉达说了一段气愤的话：“上个星期安娜难产死了，要是附近有个医疗所，那她就会到现在还活着。我认为连风景画家也应该对这种事有一种看法才对。”〔13〕这段话稍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之感动，契诃夫随即写了莉达母亲听了女儿的话以后连说：“这是实话，莉达，这是实话。”
尽管如此，透过莉达话中所带的那种真诚感情，我们很难相信这类话会是反面人物说的，实际上契诃夫潜意识中对莉达的肯定远远比否定的多。
契诃夫的一生都在探索。从萨哈林岛回来后，他害怕听什么“主义”，厌恶讲什么“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他推崇“勇于把个人信念付诸实践的行动家”，颂扬“有信仰、有明确目标的人”，并且身体力行。
在这个时候，他写了《带阁楼的房子》。他不可能去否定实干的莉达，反而去赞扬只会空谈，甚至说“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预备工作……什么事也不需要，还是叫这地球掉到地狱里去的好”的画家。
拂去罩在《带阁楼的房子》之上的团团迷雾（迷雾是契诃夫有意制造的），我们发现《带阁楼的房子》的主题是歌颂——歌颂莉达。
注释：
〔1〕柔石小说《二月》的男主人公，多愁善感，有正义感。
〔2〕参见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
〔3〕〔4〕〔6〕〔11〕〔12〕〔13〕《契诃夫小说选》，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12、514、522、514、521、233页。
〔5〕〔10〕（苏）安·屠尔科夫著、朱逸森译：《安·巴·契诃夫和他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270页。
〔7〕〔9〕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55页。
〔8〕（俄）屠格涅夫著、巴金译：《处女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54页。
《过去的中学》前言
？ 骆驼刺
一
一次和朋友聊天，说起现在的中学除了讲硬件设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衡量指标外，早已无暇他顾。学生面对的是做不完的习题、补不完的课、考不完的试，既没有多少自由阅读的时间，更不用说通过社团自治等活动展开活泼的生命。老师同样被捆绑在应对各种考试的战车上，失去了所有创造的乐趣、精神的自主、和学生一同探索未知的可能性，纯粹成了枯燥乏味的教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几年下来，什么棱角都会被磨平，最后一点个性色彩都会消失殆尽。我们由此说起过去的中学，朱自清、钱穆、夏丏尊等许多第一流的学者都有过长期在中学教书的生涯，开明书店那些编出了一流的教科书、教辅以及学生课外读物的编辑们几乎都有教书育人的实践，不禁感叹那个年代的学生有福。
《老照片》第三十辑刊出过一组回忆北京师大附中的文章，让人对过去的中学神往不已。其实不仅是北师大附中，而且天津南开中学、江苏扬州中学、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等等，都足以勾起一个个美丽得令人心伤的记忆。就说不太为人所知的春晖中学吧。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曾一度聚集了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匡互生……这些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人物。老实说，衡量一所学校尤其是大学、中学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占地面积、高楼大厦，也不是先进仪器之类，而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凝聚最优秀的老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开启他们的心智，激发他们求知、求真和创造的欲望。与这些关乎到教育本身目的的指标相比，那些只能让平庸之辈、趋附之徒用来自豪、自夸甚至作为晋身之阶的硬件都将失去重量。
遥想李健吾、何兆武们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当年，校园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这生气和活力来自一种与近代以来人类主流文明相接轨的开放的教育理念，来自校长、老师对教育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更来自学生学习、实践、创造的自由与欢乐。石评梅在那里教过书，她的早逝曾让数百名受过她关怀的学生痛哭失声。李健吾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郑天挺、黄仁宇、钱学森、于光远、张岱年、于浩成、蓝英年……都从那里走出。
散木的《感念师大附中》在记述他父亲青少年时代在这所学校留下的生命轨迹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无比丰富的课余生活。沐浴着五四的余晖，他们自行组织自治会、校友会、文学社团、剧社，创办会刊、新闻刊物、文学刊物，校园里到处是壁报和文艺园地；他们聆听过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演讲……这一切让后世的人们恐怕都只有羡慕的分。值得一提的是，《校友会会刊》因为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当局要抓人，校长林砺儒毅然站出来顶住，说此事不能由学生负责，“是我们教师没有仔细审稿，我们要做检查”。仅凭此举，历史就将记住一个中学校长的伟岸形象。
即使王学泰到师大附中上初中时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但流风余韵仍在。“思想改造”、“批胡风”虽已揭幕，并未蔓延到中学校园。他在《师大附中生活点滴》中回想起那些老师们的教学依然充满温暖和骄傲——“讲课能让学生如醉如痴”：比听梅兰芳的戏都过瘾的语文老师时雁行，翻译过“范氏大代数”的数学老师韩满庐，得过北京“三铁冠军”的体育老师张汝汉，精通古典诗词的自然地理老师也是他初一的班主任王树声……这样的中学又如何让人忘得了呢。难怪他不无深情地说，后来自己之所以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道路，周围老师同学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阶段正是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想像力最丰富，对一切都充满幻想的时期。许多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光，之所以会常常心存感念，就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从那里起步的，他们的知识基础是在那里奠定的，他们的精神气质是在那里形成的，最初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