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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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颇有见地。王国维屡经世变，眼看诗书弃如土苴，冠裳沦为禽兽，却无力振颓流于万一，展抱负于少顷，思想不得自由，精神无法独立，于是愤而投水，毅然断绝外缘的纷扰和威胁。王国维自杀七年后，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一文中重申前说，对故友投水自尽深表同情，认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壮举：“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王国维在遗书中嘱咐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寻常。事实上，也确乎只有陈寅恪这位大智者堪称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周作人、萧艾等人力主王国维悲观厌世说。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写道：“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见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王国维体质瘦弱，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衰翁。他早年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肺部也有纰漏。1904年，二十七岁时，他写《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已露出厌世的端倪，视人生之全过程无时无处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终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为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又此苦痛与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王国维饱经忧患，乱世的种种怪象、险象、恶象和凶象使他的厌世思想牢不可拔。脚气病能导致肌肉萎缩、步态失常，还严重影响视神经。王国维的高度近视实乃脚气病暗中作祟所致。他死前数月，染上肺结核，一度咯血。疾病的折磨，使他更为悲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已论及解脱：“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两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惟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王国维既观苦痛，又觉苦痛，自然更要求取解脱之方。
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和绝对。王国维的同庚好友蒋汝藻一度经商失败，藏书抵押殆尽。王国维深感惋惜，致书相慰：“然山河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为情耳。”其后，他又在致蒋氏之子榖孙的书札中强调：“天道剥而必复，人事愤而后发。”这说明，勉旃他人则易，宽解自己则难。王国维特别喜欢清人黄仲则的诗，尤其爱赏《绮怀》一首，其中“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读之心有戚戚然。王国维诗词俱佳，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诸如“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样的名句，都与黄仲则的风格接近。
顾颉刚和王国维同在清华学校任教，他独出新论，认为是国家当时没有研究机构，良好的治学环境难得而易失，使王国维走上了绝路。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他先讲时势：“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的家产没收，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这仍是殉清说的滥调重弹，但顾颉刚真正要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王国维之所以成为“遗而不老”的遗老，投到清室的怀抱，以至于骑虎难下，惟有一挺到死，乃是受了罗振玉的影响。“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王国维在经济上长期仰仗于罗振玉，因此才能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积累精湛的学问。这样一来，其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氏的羁绊，与逊帝溥仪生出瓜葛，因而难以自脱。顾颉刚的结论是：“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顾颉刚还谈到王国维的辫子，认为“这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在文章结尾，顾颉刚高呼口号：“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
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刘雨的王国维受梁启超排挤说、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都是后起的。前者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梁启超自身为天纵之才，他心理健康，没有嫉妒天才的毛病，绝不是作伪欺世的小人。吴其昌（清华国学院首届高材生）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稿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时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王国维潜心治学，不愿受俗务牵累，院务遂由吴宓教授主持。梁启超衷心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每遇不易解答的疑难，他总是对弟子说：“可问王先生。”王国维遽然谢世后，梁启超即前往外交部（清华学校当时属外交部管辖）为王家争取抚恤金。此后，他还带学生去墓地追思，扶病撰写《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对王国维的学问推崇备至：“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先生没齿仅五十有一耳，精力尚弥满，兴味飙发曾不减少年时，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献于学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实全国乃至全世界学术上不可恢复之损失，岂直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同学失所宗仰而已！”这已充分说明，梁启超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嫌隙。至于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倒是有些线索可寻。据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透露：王国维的续弦潘夫人是原配莫夫人的姨侄女（姊姊的女儿），姑侄同嫁一夫在旧社会也属乱伦，固为禁忌。王国维的续娶乃是依从了莫夫人临终的遗言，他与年轻的潘夫人结缡后，伉俪情深。但他的儿辈很难做人，昔日的表姐摇身一变成了继母，不仅感情上不服帖，就是称呼上也难办。潘夫人耳根软，容易受仆媪挑拨，长子王潜明的娇妻罗孝纯与婆婆处不好关系，即在情理之中。商承祚撰文暗示，正是婆媳不和，导致罗振玉携女大归，罗、王友情一朝破裂，成为王国维自杀的导火索。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性格。王国维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王国维深沉质朴，性情“于冷静之中固有热烈”，凡事以不违心为基本原则。费行简在《观堂先生别传》中赞叹道：“心所不以为是者，欲求其一领颔许可而不可得。”王国维自视甚高，但他对时事不轻置可否，对时人不轻加毁誉，平日拙于交游，终日不出户，相对无一言，而意气相感，自觉亲切。他与人交流，多采用书信方式，笔端意气洋洋，又颇似性情中人。王国维在1898年6月18日致许家惺的信中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由于他平时很少展露笑颜，又不大开口讲话，给外人的印象便是严肃冷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性格开朗，嗓门大，到哪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就会立刻噤若寒蝉。王国维五十寿诞时，办了三桌酒席，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肯与寿星公同桌，她是爱笑爱说爱热闹的，寿星公那一桌只知闷头闷脑喝酒吃菜，她受不了。这些当然都只是皮相。叶嘉莹教授作过更高层次的分析，将王国维的性格特点归纳为三：“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秉赋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持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当处境变得愈益艰难，诸事均不惬意时，他就会选择自杀，毕竟自杀是一个避免受辱的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求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当代学者杨君实有一持平之论，称“王国维在学术上是新典范的建立者，在政治上是旧典范的坚持者”，这句话颇为中肯，以此为纲，则其他一切均可张目。
一代怪杰辜鸿铭
？ 张家康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各色新派人物也纷纷登场，整个校园充满活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是，也会常常出现这样一副不和谐的图景：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枣红长袍与天青褂，斑斑油腻浸染其上，脑后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此人便是民国闻人、一代怪杰辜鸿铭。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其异行怪言，常常出人意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归 宗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1856年7月19日，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先祖约于清康熙初年移居台湾鹿港，后又于乾隆初年以劳工移民马来西亚。其曾祖父辜礼欢深得英殖民者的喜爱，并被推举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甲必丹（Captain）。他膝下有八男三女，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辜国栋、辜安平、辜龙池等。辜龙池即是辜鸿铭的祖父，其子辜紫云即辜鸿铭的父亲，供职于牛汝莪橡胶园，勤劳刻苦，忠厚诚实，深得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辜鸿铭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其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也自然烙下西洋母亲的印记，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他自小便聪明伶俐，很得布朗夫妇欢心，并收其为养子。
约在1867年，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将牛汝莪橡胶园委托给辜紫云代管，并征得辜紫云的同意，把辜鸿铭带到苏格兰读书。那年，辜鸿铭也只有十多岁。在中国留学史上，其出洋留学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比肩者，恐怕寥寥无几。这段经历给辜鸿铭平添了几份夸耀的资本，他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辜鸿铭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以教授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而知名。他精通多国语言，其最初的基础概源于此。辜鸿铭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留学，获得文、哲、理、工、神等多个学位。
还是在巴黎大学时，一位老教授前来看望辜鸿铭。谈话中，这位教授对中国文明尤为赞赏，他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译片断，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易经》哲学已经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这位老教授的话给他以极大的启发，自此，辜鸿铭像着了魔似的，到处寻找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从而确立起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道德基础的信心。他还在宿舍摆了个祭台，每日三次叩拜，祭奠自己的祖先。英国房东老太看辜鸿铭那副虔诚的样子，有意揶揄道：“你们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你的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很不高兴地回敬道：“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花香的那个时候吧！”
1878年，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活，又返回槟榔屿。不久，便受命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工作。他虽然能领到不菲的薪水，过着优哉游哉的舒适的生活，可是心系中国，饱饫中国文化的雨露阳光，服务桑梓父老乡亲，才是他唯一的心愿。恰在此时，天假之缘，辜鸿铭与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巧遇。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使辜鸿铭茅塞顿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青年时代即受西方影响，抛弃科举道路，致力于西学研究。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任过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通晓西洋的政治和学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谈了很多很广，然而其主旨不外乎中国文化。这次会晤，可以说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以至到了晚年，辜鸿铭在回忆此事时，还是那么的意犹未尽：
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这之后，他便在广州、云南、厦门、上海和香港游历。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他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奇，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巡抚赵凤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辜鸿铭。而张之洞也正网罗天下英才，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请辜鸿铭。自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