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76篇-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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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的公司，从2003年成立至今短短三年，却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户外视频广告运营商。
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必然依赖于其对行业本质的把握，那么分众传媒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所利用的行业本质是什么呢？而事实上早在“分众”成立四年前，美国就已曾有同类业务的公司出现，却又为什么并没有获得成功？
解析PRN的失败
确实，分众在前几年获得的成功，正是由于抓住了行业本质——“分”开受众和利用“无聊”的结果。
但在现阶段，分众“分”开受众的特质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分众已经不再仅仅专注于高端商务人群，而是开始试图吸引所有人，渐渐成为了一个大众媒体。
而分众也正逐渐从利用人们“无聊”转变为“创造”人们的无聊，开始试图吸引并不无聊的人们。
PRN是一家美国公司，1992年成立于洛杉矶。其经营的主要业务是在各个卖场和零售商店放置液晶屏并播放广告。
PRN已在超过6000家大型连锁商店拥有自己的广告屏幕，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超市连锁沃尔玛、最大的家电连锁百思买等等 。PRN形成了极高的受众覆盖率，针对不同商店类型投放广告，可以说，“分”开并有效地触及目标受众，PRN是做得相当出色的。
但PRN的发展，却似乎始终都未能非常成功。PRN早在1992年成立，而直到2005年尚未能自己上市，被一家叫做Thomson的广告公司所收购。而这次收购之后，Thomson的股价却持续走低，几个月内下跌了近20％，而截至2006年11月初，更跌至了2005年初水平的不到60％。 Thomson在收购PRN时的市值约为60亿美元，PRN的资料虽然并未公开，但它和分众传媒的受众覆盖面处于同一数量级，而分众传媒在2006年11 月初的市值约为36亿美元。换句话说，PRN的盈利能力是足以对整个Thomson的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Thomson收购PRN之后股价持续走低，可见，市场并不认同PRN的盈利能力。
PRN为何未能成功？首先，PRN未能营造一个无聊的环境。人们去商店本身是去购物，有着明显的目的和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无聊的。对于PRN的广告，许多人自然选择不观看。
其次，PRN的广告承担着强大的干扰。统计数据表明，这些购物环境内噪音平均达到80分贝以上，即使观众愿意收看广告，对于广告的音量，PRN 也必须做出一个权衡取舍：或者音量小让很多受众听不清广告的声音，或者音量大卖场内购物环境恶化而引来受众的反感。何况就算选择了合适的音量，卖场内同时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海报、传单、促销等等的广告，显然容易形成干扰，受众不易记住PRN所宣传的品牌和产品。而PRN自己，也未能看清行业本质，PRN的节目包含了新闻、音乐电视、电影片断，甚或还有厨艺节目等等，这些内容当然比广告有趣得多，但试想，很大比例的消费者并不看PRN的节目，即使看的也被环境干扰而影响了收看节目的质量，有效收视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这小小的比例中，又有多少人看到的是广告呢？何况，消费者如果想看新闻看电影，大可回家或是去电影院舒舒服服地看，又何必站在人潮拥挤的商店里抬着头忍受着噪音看PRN的节目？可见，PRN的丰富的节目内容并未吸引到更多的注意，反而成了对广告的干扰。
选择了一个不“无聊”的环境，自己的做法又无法让观众有效收看“无聊”的广告，PRN虽然有着惊人的覆盖率，但依然未能成功。
进军多元化媒体市场的分众
分出了高端的受众，又利用了他们的无聊，正是因为抓住了这样的行业本质，早期的分众才能如此迅速地获得成功。但我们发现分众却并不能由此就高枕无忧。2003年时，液晶广告作为一个全新的媒体，绝大多数的受众对它感到新鲜和好奇，当年分众的宣传材料中“受众会主动观看分众的液晶广告”的比例高达 93％ ；而仅仅两年以后，2005年CTR调研公司的《楼宇液晶电视广告效果评估》中这个数字则降至了64％；2006年，分众副总裁接受采访时，所提到的这个数字则更已变为了仅有44％……或许这些数据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了，会认真观看分众广告的受众比例越来越小，曾经的创意因为不再新鲜，已经变得不再那么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
面对商务楼宇广告发展的停滞，分众选择了应用多元化的策略寻求发展，分众现阶段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生活媒体圈”，把广告放在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和轨迹的每一步中。其中主要包括户外生活媒体圈（深耕聚众曾经的户外媒体业务）、大卖场广告网络、手机广告等。
以时尚人士联播网为例，分众标榜的是“覆盖五大发达城市的高档餐厅、酒吧、购物中心、美容美发、KTV，把握时尚人士生活步伐”—— 分众的时尚人士联播网所标榜的理念很诱人，但是分众能够透过这个联播网把握住他们的步伐么？答案是当然不能。原因很简单，广告将严重破坏时尚消费最重要的元素—— 气氛。
例如，星巴克是小资人士们在休息聊天时最常选择的地方，但星巴克永远不可能让分众把广告带进它的店里，因为一旦它这么做了，“小资”们就会觉得星巴克不再小资，继而选择别的咖啡店。钱柜KTV号称“Party World”，是时尚人士聚会的最主要的场所，但是对于钱柜来讲，它自己就有屏幕可以间或插播一点广告，分众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液晶屏放进它的包房。
分众惟一能做的，就是进入一些并不太关心自己气氛的较低档的时尚场所，但即便这些时尚场所接受了分众的液晶屏幕，来这里消费的人都并不无聊，不论在咖啡店、卡拉OK房、酒吧也好，人们是来娱乐的，而不是看广告的。所以，我预言，分众这种多元化的媒体市场战略是存在极大危机的。
在商务楼宇广告市场上，分众事实上已经进入了衰退阶段，并且将永远不会超越这个阶段，而是停留在此。在衰退阶段，企业的利润率在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保持稳定，甚至会略微有些下降，而产品的销售量也将开始下降，某些厂商开始向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业转移资金。
我在此提醒，分众现在的做法，是选择了越来越多不“无聊”的环境，自己的做法又无法让观众有效收看“无聊”的广告，这样是背离了分众当初把握行业本质取得迅速增长的经验，危机越来越大。
目前，分众占据楼宇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尚很短，我们无法从现有的数据推之是否分众的楼宇广告收入确实开始停滞。但我们却发现，高盛、UCI维众投资、英国3i集团、CDH鼎辉投资等等曾在分众注资的国际风险投资商和聚众曾经的主要投资商凯雷均在2006年开始部分抛售其持有的分众股票，这个现象极好地佐证了我们的观点。
2006/12/10
郎咸平：改革的利益要让全民享受作者
“如果简单地认为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问题，那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正是由于市场化，我国的医改正面临严峻考验。”昨天，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直言。由于在科龙事件中的“郎顾之争”、关于国企改革的“郎周之争”之中的凌厉表现，使得郎咸平被冠以“郎监管”的称呼。
郎咸平认为，迷信市场化将会毁了医疗改革，也会毁了教育——穷人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会被剥夺。他是在《当代经理人》杂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等主办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揭晓盛典”揭晓典礼上说这番话的。
医疗市场化导致医生看钱不看病
生活中，很多人去医院看病都有这样的经历，医生会问你“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钱多少选择药物。或者问你报销不报销，报销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张“大单子”。公众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郎咸平说：“当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是问你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据了解，看门诊在国外是免费的，因为国外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政府能够负担这笔钱。“在没有交保证金的情况下，病人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人性关怀。”郎咸平说。
其实，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内一直争论激烈。在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疗市场化的道路不通也被各国实践充分证明，而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教育市场化剥夺穷人上学机会
“目前，我们的大学教改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郎咸平举例说，今天各行各业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来自农村。如果教育简单地套用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无疑失败。“我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在火车上站着到北京来念书的，家里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而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惟一机会，如果教改市场化，那么他们最后这么一点机会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剥夺。”
据了解，高校收费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96年左右并轨的时候，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年均约为500元，但2005年时，收费飙升到了5000元左右，平均10年上涨了10倍。这样的结果导致每年有一批考上大学的孩子上不起学，幸运者得到资助，但很多人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了解，教育收费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即所谓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是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但业内认为，关键在于收费标准怎么定。同时，高校收费猛涨没经过公开论证或听证，而这种涨价的冲动很难用行政方式控制，专家担心这会导致社会问题。
改革的利益要让全民享受
“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这点毋庸讨论，可改革的原则是什么？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是改革至高无上的原则。”郎咸平表示。
“我们的改革思维，需要重新定位。”郎咸平直言，包括医院、高校在内的我国的产权改革或简称国企改革，最后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而改革的利益归少数人，这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郎咸平举例说，地方政府认为企业效益不好，社会包袱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会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而改革利益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于谁呢？归于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他进一步分析说，就经济总量或GDP总量来讲，我国近几年表现突出。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现象的背后应更加值得关注，因为社会和谐在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
2006/12/10
郎咸平：改革路径需要反思！ 06年炮口指向谁？
《新世纪》周刊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