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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

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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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年来,除了汉高祖刘邦这唯一的特例以外,没有一个是以巴蜀地区为起点夺取天下、完成统一的。即便刘邦本人,也是处于广义的巴蜀地区一隅――――汉中,且是由此北上以关中为基地夺取天下的。可见,益州只是守成之地,绝非肇基之所。就连诸葛亮这样的绝世高人,失去荆州之后,也无法以此为基地,实现混一四海、复兴汉室的理想。
  神秘的益州,神秘的巴山蜀水,还有着更多的神秘。南宋学者洪迈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取蜀将帅不利”。也就是说:历代入川平蜀的指挥员,下场都很惨!他在《容斋随笔》中举例说:“自巴蜀通中国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代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背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
  在此,笔者不得不佩服洪迈敏锐的洞察力与总结能力。其实,洪迈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南宋之前,历代征蜀将帅姓名以及下场都很惨,举不胜举:
  战国时期:张仪、甘茂,被逐流亡而死;司马错,不知所终;
  东汉:来歙、岑彭,遇刺身亡;吴汉,死里逃生,得享富贵;
  三国:刘焉,两个儿子刘范、刘诞皆被李傕杀死,疽背病发而死;刘备,兵败夷陵,忧愤病死;张松:被杀;庞统,中流矢而死;诸葛绪,被诬谋反,自杀;曹真,攻蜀不克,忧愤病死,其子曹爽终被司马氏灭门。钟会、邓艾,本人被杀,诛连三族;卫瓘,被灭门;胡烈、王颀、牵弘、杨欣:皆不得善终。
  两晋南北朝:李特、李辅、李远,战死沙场;李荡,驰马撞矛而死。桓温平蜀,参军龚护战死。后桓温为篡臣,自己虽病死,但家族终为晋室所灭;朱序,兵败被擒;王统,兵败投降;毛当,战死;徐成,兵败被擒;朱龄石,战死;尉迟迥,兵败自杀;梁睿,自污苟全;尉迟炯败于韦效宽之手,自杀。其女也沦为宫女,入隋后被独孤皇后活活打死。
  五代:李继岌、郭崇韬、康延孝,被杀;
  北宋: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因屠降者被黜,十年后才被重新起用。
  即便在洪迈身后,这条神秘的定律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元:宪宗蒙哥,战死于钓鱼城;
  明:傅友德、廖永忠、杨璟,皆被赐死,朱亮祖被鞭死。大将军蓝玉,被灭九族,株连被杀者高达五万余人,号称“蓝党”。
  明末清初:张献忠,被清军捕获杀死(一说战死);豪格,在平蜀之后,被诬死于狱;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最终败死;鳌拜,终身圈禁;赵良栋,贬职夺爵;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举家及全军被杀;
  民国及近代:张国焘,叛逃海外,客死加拿大;陈昌浩,被迫害自杀;贺龙,蒙冤而死。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条规律并不神秘。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将领在平蜀过程中或是平蜀之后死于非命,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横财招灾,盛誉招毁。由于益州的富裕,任何时代、任何将领独立率军拿下这里,都是巨功硕勋。而且,这些将领在平蜀的过程之中,很难严格约束军纪,屠城事件屡屡发生。除了吴汉以外,王全斌等人就是因此招灾被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蜀中犯下了战争罪行的将军们,此后被朝廷追究责任,何足为奇?
  第二,蜀人貌似怯懦,实则剽悍。蜀人貌似柔弱,内心却刚强无比。来歙、岑彭被刺,可见巴蜀之民是何等厉害!在中原人看来,川人身材比中原人矮小,性格沉默寡言。无论男女,吃苦耐劳是他们身上最为闪光之处。川人给中原的印象是:“地险而民怯”,貌似懦弱,远不如中原之人剽悍善战。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误解而已。巴蜀民间亦尚武,民风性格像弹簧,也像火山,一旦爆发出来,其力量也是惊人的强大。
  第三、蜀地难攻亦难取。蜀道艰险,很难收取。庞统、蒙哥等人之死,足以说明问题。治理蜀地的难度,一如蜀道通行之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成都武侯祠前的对联也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历来治蜀要深思。” 此刻,洛阳朝廷刚刚收服益州,还没有品尝到蜀人的厉害而已!
  纵观两千年来中原王朝平蜀史,除了不知所终的司马错以外,仅有吴汉、桓温等寥寥数人幸免善终。尤其是吴汉,他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是历代征蜀将领中战争罪行最大的一个,却是极少数幸运儿之一:大难不死,位极人臣。功成身退之后,永享富贵。他在成都与望都之间与成家军进行的拉锯战中,他被包围且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却“金蝉脱壳”。在锦江边上被突袭,他居然大难不死!吴汉的罪行最大,结局却最好,真是让人大跌眼镜,耐人寻味。
  由此来看,吴汉还真是应了民间传说的“元金龙”下凡,他的命还真是够硬!实际上,吴汉与王全斌两人,若非遇到刘秀与赵匡胤这两位明君,他们哪里还有命在?如果他们的主子分别是刘邦和朱元璋,恐怕早就挫骨扬灰,株连九族了!
  有人也许会问,吴汉这样狠毒,老天难道没有报应吗?是的,吴汉虽然本人逃过一劫,灾祸却终究落在他儿子吴成身上。数十年后,吴成被愤怒的家奴所杀!看来,老天还是有眼,总算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给成都数十万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吴汉屠城之后,拍拍屁股走人,可是却给蜀郡太守张堪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此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怎么收拾?这场毫无必要、惨无人道大屠杀,本来对洛阳朝廷满心欢喜的成都百姓,顿时将感激之情化作了冲天怨恨。它不仅给朝廷的善后处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还在成都民众的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为六年之后的史歆“成都兵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不管怎么说,“成都大屠杀”―――这个极不光彩的结尾,总算是给刘秀统一天下的全局性战争基本划上了一个句号。从此,全国大部分地区终于告别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逐步转到和平恢复时期。久违的太平盛世,终于要来临了……
  (三十六)克定西陲
  对外开战与对内安抚,历来都是同时进行的。在接连征讨陇右、巴蜀的过程中,刘秀也在加紧“消化”、安抚已经克定的地区。其中,凉州十郡,尤其是原隗嚣控制下的天水、陇西诸郡,成了他重点需要安抚的地区。
  建武九年(西元三十三年)秋,在西、北、南三线同时开战过程中,刘秀还要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对于陇右诸郡,让他感到特别头疼的不止是屡叛屡平、反复发作的问题,最令他忧心的还是陇右地区的“民族问题”。
  凉州地区最大的问题不在北边的匈奴,而是西、南两面的羌族。这里的羌人分散成先零、参狼、烧当等若干个小部落。王莽末年以来,陆续进入陇右的金城、天水诸郡定居。因诸羌位处关中之西,因此多以“西羌”呼之。羌人的势力发展的极快,仅仅十多年,金城郡下属各县多为诸羌所控制。
  在隗嚣统治陇右之时,诸羌羽翼已丰,隗嚣对他们毫无办法。无奈之下,只能对诸羌进行抚慰,将其编入部下,然后借其力来对付汉军。如今,刘秀取代了隗嚣,也同样为对付这些剽悍骁勇的凉州羌兵而发愁。对于这些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时,司徒掾班彪突然上了一道奏章。由于他久在河西,对于诸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如今在凉州地各郡,到处是降羌。西羌茹毛饮血,被发左衽,又与汉人杂处而居。汉、羌之间,语言、服饰、饮食、传统等习俗都与中原不同。汉、羌本来和睦相处,本无矛盾。只因诸郡官吏、歹人歧视诸羌,又贪图财物,因而处处欺凌、压迫。诸羌穷困、民不聊生,无法活下去,因此诸羌才联合起来造反!
  依照大汉旧制,朝廷在益州专设“蛮夷骑都尉”,在幽州部设“领乌桓校尉”,在凉州部设“护羌校尉”,他们手持朝廷符节,统辖守护当地,处理纷争。同时派出翻译,了解当地的动静,让边塞之外的羌人、夷人充当朝廷官府的耳目。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各郡县都可以提前得到消息,加强戒备,减少诸夷叛乱造成的损失!小臣以为:眼下之际,应按旧制设立“护羌都尉”,以明朝廷之威!”刘秀准奏,下诏重新在陇右设立“护羌校尉”,并任命隗嚣的老部下、熟悉诸羌事务德高望重的降将牛邯担任此职。牛邯到任后不久,诸羌很快得到了抚慰,逐渐安定了下来。在西线边境,自从隗嚣集团覆灭,窦融、梁统等人继续负责河西五郡,凉州诸地大体上安定下来。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夏,了确保陇右的安宁,刘秀采纳了来歙的建议,诏命太中大夫马援为陇西太守、扬武将军马成为天水太守,共同镇抚陇右各地。不久,先零羌与西羌诸部落联合起来,进犯武都郡。面对羌军进犯,马援一战击破了对手,一万余羌人投降。从此,陇右一带,清净无事。
  马援是一个百世罕有之将才。他在陇西郡为政,不好苛繁之务,不求事事明察,从不为彰扬己能而妄求边功,从不烦扰百姓。行政诸务,必从宽简,又重视布恩施德,广立信义,因而深得民心。他对属下要求也很简单,只要识大体、称职奉法而已。宾客故人,不远千里前来投奔,日满其门。马援每日要么与宾客谈论学问,要么饮宴高卧,从不去衙门上班,当地却清净太平。
  有一次,衙门掾吏前来府上奏事,马援申饬道:“这些小事,都丞吏、掾吏自己处理就可以了!为何要拿这些小事来烦我?老子之道,清净无为。惟有如此,心志才可遨游八极,才能为国家定大计、做大事!若是大姓豪强欺压黎民,奸猾官吏不听指挥,这才是太守处理之事,这才是他的职责啊!以后此类小事,不得禀报!” 由此来看,马援的为政之道,与隗嚣、公孙述苛刻繁杂相比,真是有霄壤之别!在马援的宽和无为政策引导下,陇西郡的老百姓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马援虽仅在陇西做太守,只负责一郡之地。但他的目光,却是全局性的,并不局限于本地。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要为朝廷做大事,为国家的安定尽一己之力!马援的这一点,满朝群臣无人能及。
  当然,这种自信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建立在对陇右了如指掌基础之上,因此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属下去做事!虽然他不具体处理行政事务,但他对于大局的把握能力很强,对自己极有自信。
  比如发生在当地的一个突发事件,就显示出了马援过人的洞察能力。当时,陇西郡首府设在狄道县。邻县有人为了报仇,结伙攻击仇家,乱作一团,看上去好像是打仗。
  由于当地多年来一直受羌人骚扰,老百姓看到有人打斗,误以为这次又是西羌造反了。他们奔走惊呼:“不好了!羌人造反了!快逃啊!”一时之间,谣言四起。各地老百姓潮水一般涌入狄道城避难。狄道县令得报,大惊失色。急忙驰至太守府中。他准备向马太守禀报情况,请求其同意其紧闭城门,防止叛羌混入城内。同时,他还要求太守出兵平叛。
  此刻,马府中正在大摆筵席,马援正在与宾客们饮酒作乐。守门家丁慌忙前来禀报:“狄道县令在外面,有要事求见大人!”马援叱道:“何事如此惊慌?没看见本官在这里招待客人吗?” 家丁道:“县令说羌虏来犯,已经快要入城了!”马援听罢,仰天大笑:“哈哈!”对于这个狄道县令,马援连面都不愿见!
  他对家丁道:“羌虏怎敢犯我!除非他们都活腻味了!告诉狄道县令,回衙门好好给我上班!要是他胆子太小,回家躲到床底下去吧!”过了几天,陇西郡中安然无恙,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全郡上下听说之后,都对马援叹服不已。
  刘秀听到此事之后,对于各地的治安还是不放心。为此,他专门下了一道明诏,将仅仅在北边诸郡实行的特殊政策施于全国。他在诏书中通令诸郡:“各边境官吏:当遇到敌人进犯之时,如果力不足以一战就应该固守城池。如果出兵作战围剿,在追赶敌人之时,不受‘逗留法’的约束!”
  原来,依照汉朝法律,担任太守、县令等地方官,如果遇到敌人进犯而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当论罪免官。假如城池被敌人攻陷导致人民被杀害,财物被抢劫,当论罪斩首。汉法对地方官要求极严,连去什么地方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汉法规定,地方官员在做官期间,无诏令不得出境,甚至连带兵打仗都不许越境围剿敌人!否则,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种法律规定,称之为‘逗留法’。
  刘秀此举的目的在于,提醒各地要提高警惕,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突破法律约束采取紧急措施,采取权宜之计,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地的安定。
  刘秀的这一决策,显然是权宜之计。不过,这个决策还是非常英明的。但是,紧接着,他却又犯下了一个大错误。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十月新任西征军主将、扬武将军马成率领西线汉军继续向陇南前进,拿下了河池县,彻底平定了武都郡。当时,盘踞在陇南的先零诸羌数万人,守住了各处险要关隘,准备依天险与汉军抗衡。马成与马援联军南下,深入武都腹地,大破羌军。除了少数逃走以外,先零大部投降。获胜之后,马成、马援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将降羌全部移送入内地。不久,刘秀准奏。至此,原本居于金城、陇西边郡的羌人,正式东移,开始定居于天水、右扶风一带。
  刘秀批准马成、马援的建议,不将西羌人就地安置,而将其内迁与汉民杂居、甚至令其进入关中的做法,非常不妥。从此后事实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由于西羌之人多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不善务农。羌人内迁之后,他们为了谋生,必然找合适的土地放牧。同一块土地,汉人要种田,羌人要放牧,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然,在刘秀这样雄才伟略之君的手里,国家强盛,羌人还能有什么发言权?
  然而,到了数十年之后,洛阳御座上早已换了别人。后继之君,谁个有刘秀那样的控制把握能力?随着东汉的中衰,羌人势力日益增大。汉、羌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终至不可调和,为若干年后的西羌大暴动埋下了祸根!
  羌人内迁之后,洛阳朝臣们都认为:金城郡地处羌人故地之西,距离关中路途遥远,多强盗出没,没有多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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