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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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除了汉高祖刘邦这唯一的特例以外，没有一个是以巴蜀地区为起点夺取天下、完成统一的。即便刘邦本人，也是处于广义的巴蜀地区一隅――――汉中，且是由此北上以关中为基地夺取天下的。可见，益州只是守成之地，绝非肇基之所。就连诸葛亮这样的绝世高人，失去荆州之后，也无法以此为基地，实现混一四海、复兴汉室的理想。
神秘的益州，神秘的巴山蜀水，还有着更多的神秘。南宋学者洪迈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取蜀将帅不利”。也就是说：历代入川平蜀的指挥员，下场都很惨！他在《容斋随笔》中举例说：“自巴蜀通中国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代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斌、崔彦进背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
在此，笔者不得不佩服洪迈敏锐的洞察力与总结能力。其实，洪迈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南宋之前，历代征蜀将帅姓名以及下场都很惨，举不胜举：
战国时期：张仪、甘茂，被逐流亡而死；司马错，不知所终；
东汉：来歙、岑彭，遇刺身亡；吴汉，死里逃生，得享富贵；
三国：刘焉，两个儿子刘范、刘诞皆被李傕杀死，疽背病发而死；刘备，兵败夷陵，忧愤病死；张松：被杀；庞统，中流矢而死；诸葛绪，被诬谋反，自杀；曹真，攻蜀不克，忧愤病死，其子曹爽终被司马氏灭门。钟会、邓艾，本人被杀，诛连三族；卫瓘，被灭门；胡烈、王颀、牵弘、杨欣：皆不得善终。
两晋南北朝：李特、李辅、李远，战死沙场；李荡，驰马撞矛而死。桓温平蜀，参军龚护战死。后桓温为篡臣，自己虽病死，但家族终为晋室所灭；朱序，兵败被擒；王统，兵败投降；毛当，战死；徐成，兵败被擒；朱龄石，战死；尉迟迥，兵败自杀；梁睿，自污苟全；尉迟炯败于韦效宽之手，自杀。其女也沦为宫女，入隋后被独孤皇后活活打死。
五代：李继岌、郭崇韬、康延孝，被杀；
北宋：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因屠降者被黜，十年后才被重新起用。
即便在洪迈身后，这条神秘的定律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元：宪宗蒙哥，战死于钓鱼城；
明：傅友德、廖永忠、杨璟，皆被赐死，朱亮祖被鞭死。大将军蓝玉，被灭九族，株连被杀者高达五万余人，号称“蓝党”。
明末清初：张献忠，被清军捕获杀死（一说战死）；豪格，在平蜀之后，被诬死于狱；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最终败死；鳌拜，终身圈禁；赵良栋，贬职夺爵；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举家及全军被杀；
民国及近代：张国焘，叛逃海外，客死加拿大；陈昌浩，被迫害自杀；贺龙，蒙冤而死。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条规律并不神秘。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将领在平蜀过程中或是平蜀之后死于非命，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横财招灾，盛誉招毁。由于益州的富裕，任何时代、任何将领独立率军拿下这里，都是巨功硕勋。而且，这些将领在平蜀的过程之中，很难严格约束军纪，屠城事件屡屡发生。除了吴汉以外，王全斌等人就是因此招灾被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蜀中犯下了战争罪行的将军们，此后被朝廷追究责任，何足为奇？
第二，蜀人貌似怯懦，实则剽悍。蜀人貌似柔弱，内心却刚强无比。来歙、岑彭被刺，可见巴蜀之民是何等厉害！在中原人看来，川人身材比中原人矮小，性格沉默寡言。无论男女，吃苦耐劳是他们身上最为闪光之处。川人给中原的印象是：“地险而民怯”，貌似懦弱，远不如中原之人剽悍善战。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误解而已。巴蜀民间亦尚武，民风性格像弹簧，也像火山，一旦爆发出来，其力量也是惊人的强大。
第三、蜀地难攻亦难取。蜀道艰险，很难收取。庞统、蒙哥等人之死，足以说明问题。治理蜀地的难度，一如蜀道通行之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成都武侯祠前的对联也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历来治蜀要深思。” 此刻，洛阳朝廷刚刚收服益州，还没有品尝到蜀人的厉害而已！
纵观两千年来中原王朝平蜀史，除了不知所终的司马错以外，仅有吴汉、桓温等寥寥数人幸免善终。尤其是吴汉，他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是历代征蜀将领中战争罪行最大的一个，却是极少数幸运儿之一：大难不死，位极人臣。功成身退之后，永享富贵。他在成都与望都之间与成家军进行的拉锯战中，他被包围且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却“金蝉脱壳”。在锦江边上被突袭，他居然大难不死！吴汉的罪行最大，结局却最好，真是让人大跌眼镜，耐人寻味。
由此来看，吴汉还真是应了民间传说的“元金龙”下凡，他的命还真是够硬！实际上，吴汉与王全斌两人，若非遇到刘秀与赵匡胤这两位明君，他们哪里还有命在？如果他们的主子分别是刘邦和朱元璋，恐怕早就挫骨扬灰，株连九族了！
有人也许会问，吴汉这样狠毒，老天难道没有报应吗？是的，吴汉虽然本人逃过一劫，灾祸却终究落在他儿子吴成身上。数十年后，吴成被愤怒的家奴所杀！看来，老天还是有眼，总算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给成都数十万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吴汉屠城之后，拍拍屁股走人，可是却给蜀郡太守张堪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此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怎么收拾？这场毫无必要、惨无人道大屠杀，本来对洛阳朝廷满心欢喜的成都百姓，顿时将感激之情化作了冲天怨恨。它不仅给朝廷的善后处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还在成都民众的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为六年之后的史歆“成都兵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不管怎么说，“成都大屠杀”―――这个极不光彩的结尾，总算是给刘秀统一天下的全局性战争基本划上了一个句号。从此，全国大部分地区终于告别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逐步转到和平恢复时期。久违的太平盛世，终于要来临了……
（三十六）克定西陲
对外开战与对内安抚，历来都是同时进行的。在接连征讨陇右、巴蜀的过程中，刘秀也在加紧“消化”、安抚已经克定的地区。其中，凉州十郡，尤其是原隗嚣控制下的天水、陇西诸郡，成了他重点需要安抚的地区。
建武九年（西元三十三年）秋，在西、北、南三线同时开战过程中，刘秀还要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对于陇右诸郡，让他感到特别头疼的不止是屡叛屡平、反复发作的问题，最令他忧心的还是陇右地区的“民族问题”。
凉州地区最大的问题不在北边的匈奴，而是西、南两面的羌族。这里的羌人分散成先零、参狼、烧当等若干个小部落。王莽末年以来，陆续进入陇右的金城、天水诸郡定居。因诸羌位处关中之西，因此多以“西羌”呼之。羌人的势力发展的极快，仅仅十多年，金城郡下属各县多为诸羌所控制。
在隗嚣统治陇右之时，诸羌羽翼已丰，隗嚣对他们毫无办法。无奈之下，只能对诸羌进行抚慰，将其编入部下，然后借其力来对付汉军。如今，刘秀取代了隗嚣，也同样为对付这些剽悍骁勇的凉州羌兵而发愁。对于这些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时，司徒掾班彪突然上了一道奏章。由于他久在河西，对于诸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如今在凉州地各郡，到处是降羌。西羌茹毛饮血，被发左衽，又与汉人杂处而居。汉、羌之间，语言、服饰、饮食、传统等习俗都与中原不同。汉、羌本来和睦相处，本无矛盾。只因诸郡官吏、歹人歧视诸羌，又贪图财物，因而处处欺凌、压迫。诸羌穷困、民不聊生，无法活下去，因此诸羌才联合起来造反！
依照大汉旧制，朝廷在益州专设“蛮夷骑都尉”，在幽州部设“领乌桓校尉”，在凉州部设“护羌校尉”，他们手持朝廷符节，统辖守护当地，处理纷争。同时派出翻译，了解当地的动静，让边塞之外的羌人、夷人充当朝廷官府的耳目。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各郡县都可以提前得到消息，加强戒备，减少诸夷叛乱造成的损失！小臣以为：眼下之际，应按旧制设立“护羌都尉”，以明朝廷之威！”刘秀准奏，下诏重新在陇右设立“护羌校尉”，并任命隗嚣的老部下、熟悉诸羌事务德高望重的降将牛邯担任此职。牛邯到任后不久，诸羌很快得到了抚慰，逐渐安定了下来。在西线边境，自从隗嚣集团覆灭，窦融、梁统等人继续负责河西五郡，凉州诸地大体上安定下来。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夏，了确保陇右的安宁，刘秀采纳了来歙的建议，诏命太中大夫马援为陇西太守、扬武将军马成为天水太守，共同镇抚陇右各地。不久，先零羌与西羌诸部落联合起来，进犯武都郡。面对羌军进犯，马援一战击破了对手，一万余羌人投降。从此，陇右一带，清净无事。
马援是一个百世罕有之将才。他在陇西郡为政，不好苛繁之务，不求事事明察，从不为彰扬己能而妄求边功，从不烦扰百姓。行政诸务，必从宽简，又重视布恩施德，广立信义，因而深得民心。他对属下要求也很简单，只要识大体、称职奉法而已。宾客故人，不远千里前来投奔，日满其门。马援每日要么与宾客谈论学问，要么饮宴高卧，从不去衙门上班，当地却清净太平。
有一次，衙门掾吏前来府上奏事，马援申饬道：“这些小事，都丞吏、掾吏自己处理就可以了！为何要拿这些小事来烦我？老子之道，清净无为。惟有如此，心志才可遨游八极，才能为国家定大计、做大事！若是大姓豪强欺压黎民，奸猾官吏不听指挥，这才是太守处理之事，这才是他的职责啊！以后此类小事，不得禀报！” 由此来看，马援的为政之道，与隗嚣、公孙述苛刻繁杂相比，真是有霄壤之别！在马援的宽和无为政策引导下，陇西郡的老百姓逐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马援虽仅在陇西做太守，只负责一郡之地。但他的目光，却是全局性的，并不局限于本地。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要为朝廷做大事，为国家的安定尽一己之力！马援的这一点，满朝群臣无人能及。
当然，这种自信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建立在对陇右了如指掌基础之上，因此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属下去做事！虽然他不具体处理行政事务，但他对于大局的把握能力很强，对自己极有自信。
比如发生在当地的一个突发事件，就显示出了马援过人的洞察能力。当时，陇西郡首府设在狄道县。邻县有人为了报仇，结伙攻击仇家，乱作一团，看上去好像是打仗。
由于当地多年来一直受羌人骚扰，老百姓看到有人打斗，误以为这次又是西羌造反了。他们奔走惊呼：“不好了！羌人造反了！快逃啊！”一时之间，谣言四起。各地老百姓潮水一般涌入狄道城避难。狄道县令得报，大惊失色。急忙驰至太守府中。他准备向马太守禀报情况，请求其同意其紧闭城门，防止叛羌混入城内。同时，他还要求太守出兵平叛。
此刻，马府中正在大摆筵席，马援正在与宾客们饮酒作乐。守门家丁慌忙前来禀报：“狄道县令在外面，有要事求见大人！”马援叱道：“何事如此惊慌？没看见本官在这里招待客人吗？” 家丁道：“县令说羌虏来犯，已经快要入城了！”马援听罢，仰天大笑：“哈哈！”对于这个狄道县令，马援连面都不愿见！
他对家丁道：“羌虏怎敢犯我！除非他们都活腻味了！告诉狄道县令，回衙门好好给我上班！要是他胆子太小，回家躲到床底下去吧！”过了几天，陇西郡中安然无恙，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全郡上下听说之后，都对马援叹服不已。
刘秀听到此事之后，对于各地的治安还是不放心。为此，他专门下了一道明诏，将仅仅在北边诸郡实行的特殊政策施于全国。他在诏书中通令诸郡：“各边境官吏：当遇到敌人进犯之时，如果力不足以一战就应该固守城池。如果出兵作战围剿，在追赶敌人之时，不受‘逗留法’的约束！”
原来，依照汉朝法律，担任太守、县令等地方官，如果遇到敌人进犯而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当论罪免官。假如城池被敌人攻陷导致人民被杀害，财物被抢劫，当论罪斩首。汉法对地方官要求极严，连去什么地方都有明确规定！比如，汉法规定，地方官员在做官期间，无诏令不得出境，甚至连带兵打仗都不许越境围剿敌人！否则，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种法律规定，称之为‘逗留法’。
刘秀此举的目的在于，提醒各地要提高警惕，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突破法律约束采取紧急措施，采取权宜之计，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地的安定。
刘秀的这一决策，显然是权宜之计。不过，这个决策还是非常英明的。但是，紧接着，他却又犯下了一个大错误。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十月新任西征军主将、扬武将军马成率领西线汉军继续向陇南前进，拿下了河池县，彻底平定了武都郡。当时，盘踞在陇南的先零诸羌数万人，守住了各处险要关隘，准备依天险与汉军抗衡。马成与马援联军南下，深入武都腹地，大破羌军。除了少数逃走以外，先零大部投降。获胜之后，马成、马援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将降羌全部移送入内地。不久，刘秀准奏。至此，原本居于金城、陇西边郡的羌人，正式东移，开始定居于天水、右扶风一带。
刘秀批准马成、马援的建议，不将西羌人就地安置，而将其内迁与汉民杂居、甚至令其进入关中的做法，非常不妥。从此后事实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由于西羌之人多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不善务农。羌人内迁之后，他们为了谋生，必然找合适的土地放牧。同一块土地，汉人要种田，羌人要放牧，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然，在刘秀这样雄才伟略之君的手里，国家强盛，羌人还能有什么发言权？
然而，到了数十年之后，洛阳御座上早已换了别人。后继之君，谁个有刘秀那样的控制把握能力？随着东汉的中衰，羌人势力日益增大。汉、羌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终至不可调和，为若干年后的西羌大暴动埋下了祸根！
羌人内迁之后，洛阳朝臣们都认为：金城郡地处羌人故地之西，距离关中路途遥远，多强盗出没，没有多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