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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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然而,从此之后,刘秀再也没有下诏大赦。直到二十五年后的建武中元(西元五十六年)元年,才久违地“大赦”了一次。大赦诏书,是政治的风向标,也是执政测试气球。由此可以看出,刘秀执政思想的巨大转变。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宽厚的政策,对于平叛工作非常不利。
在宽厚政策主导之下,由于频繁地实行大赦,事事宽厚,使得奸猾分子借机逃脱法网,首恶分子得不到惩办,致使各地屡叛屡平,屡平屡叛,使朝廷疲于奔命,经济压力极大。长此以往,必然对国家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保持稳定极其不利。因此,刘秀汲取了教训,出于对隗嚣、公孙述、卢芳的作战需要,从建武八年开始不再进行大赦。
第二,宽厚的政策,对于约束贵戚、功臣的不法行为非常不利。
以贵戚、功臣为代表的豪强势力的过度膨胀,无论是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都是非常有害的。当初,刘秀是倚仗南阳、颖川以及河北的豪强势力起家的。舂陵刘氏宗室、南阳、颖川各地的勋臣家族以及幽、并二州的地主豪强,仗恃着自己是有功于国,在当地气焰熏天,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劣迹斑斑。对于这些无法无天的恶劣行径,刘秀也早有耳闻。如果继续实行宽厚政策、年年实行大赦的话,贵戚、功臣以及豪强势力过度膨胀,必然会形成官逼民反的局面,对国家的稳定十分不利。
第三,宽厚的政策,为各级官吏的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提供了土壤。事实上,很多官员都在王莽时期做过官。在投奔洛阳朝廷之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霸占田产的事情屡有发生。刘秀久在民间,对于政府官员仗势欺人的恶行体会极深,早已是深恶痛绝。在刘秀看来,违法乱纪的官员们得不到依法惩处,就是对老百姓的犯罪!他深切地感到,在开国之初,在自己执政之时都是如此,自己百年之后,这还得了?防微杜渐,必须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给子孙留下后患!
为了大汉王朝的江山永固,刘秀不再一味坚持宽厚政策。建武七年之后,刘秀下定了决心,他要尝试出一条新的治国之路:决不能一味地无原则地宽容下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当然,这种从“宽厚”到“严猛”的过程,并不是一百八十度的剧烈转变,而是渐进的、平滑的转变。从具体的措施上看,它是由宽厚到“严宽并济” ,然后再过渡到“严猛”。
通过接近七年的实践,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这个庞大的国家,逐步走上了正轨。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刘秀的设想发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建武十三年春,朝中波澜不断,大案要案一件接着一件案子出现,震动了整个朝野。这年三月十二日,刘秀提升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接替于两个月前去世的侯霸之职。刘秀没有想到,韩歆被任命为大司徒,揭开了建武三大案的第一页!
这个韩歆,也就是当年给邓禹做西征军军师的那位。建武三年(西元二十七年)闰正月,邓禹率领二十四骑逃回宜阳,韩歆就在其中。对于西征失利,刘秀没有过多地追究韩他的责任。此后,韩歆被任命为沛郡太守,又被封为扶阳侯。
韩歆的性格倔强,有几分“书生呆气”。在朝堂论事,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总是毫不客气地当众指责,对刘秀一点面子都不给,经常弄得刘秀当众下不来台,在群臣面前很尴尬。而且,他的用词极其尖刻,就连一向以气度恢弘著称的刘秀,都感到有些无法忍受了!
韩歆未上任之时,就得知刘秀曾与隗嚣、公孙述有书信来往。有一次,刘秀在读隗嚣、公孙述信后叹道:“可惜了。其实,此二人也有才。” 韩歆一直对朝廷招降隗嚣、公孙述的策略有非议,一直很不以为然。此刻,他应声答道:“亡国之君都有才!桀、纣之流更有才!”本来气定神闲的刘秀,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难道朕是桀纣之君么!”最终,他还是强按下胸中的火,什么也没说。
建武十三年三月,侯霸去世后,鉴于韩歆的名望,刘秀还是决定提拔其为大司徒。如果说此前刘秀与伏湛、侯霸的合作用“融洽”概括的话,在接近两年时间里,那么他与韩歆的关系,只能用“恶劣”二字来形容!对于韩歆的多次当众“无礼顶撞”,刘秀几乎无法容忍。但他还是深知韩歆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因而并没有太多计较。谁知,韩歆却得寸进尺,越发没大没小起来。说话用词,完全没有顾忌。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韩歆的“狂言无羁”,终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建武十五年(西元三十九年)正月,韩歆不知出于何因,突然向刘秀上书声称:“陛下!今年必然是凶岁,庄稼肯定会歉收,各地会有大量饥民出现!请陛下早作打算!”刘秀览奏,感到莫名其妙:“韩司徒!你言之凿凿,依据何在?”但是,韩歆却说不上个子丑寅卯,只是指天画地的发誓:“今年之事必然如此!陛下如若不信,敬请拭目以待!”刘秀听了,气的几乎要发昏:“韩歆!大正月的,朕难道连句吉利话都听不到么?你位列三公,无根无据,却说这些没由头的话,岂非妖言惑众?”这次,刘秀真是动怒了:“这个书呆子大司徒,朕受够了!”
正月二十三日,怒气冲天的刘秀正式颁诏,将韩歆免职遣送回乡。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解气。只要一想到韩歆那些没由头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朝臣们都像他这样胡说八道,这还了得?韩歆,这次朕要办了你!”于是,他又下了一道诏书,派使者去路上继续追责韩歆。
按照汉法,对于有罪贬谪的官员,如果在路上被诏书责问,就是逼其认罪自杀。司隶校尉鲍永听说这个消息,急忙前去劝谏,请求刘秀收回成命。此时的刘秀,正在火头上,如何能够听的进去?几天之后,韩歆与其子韩婴在路上接到责问诏书,当即伏剑自杀。
韩歆之死,立即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韩歆在朝廷的声望极高,群称们对他的莫明被斥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这次,他们父子二人双双道死,很多人都感到不平:“韩司徒直言而死,实在是冤枉啊!” 朝野上下对此一直议论纷纷,人心不服。
听到韩歆父子死于非命的消息,刘秀此刻也有些后悔。为了弥补前过,他下诏对韩家追赐金钱、粮食,又令有司以大司徒之礼安葬,并对其家属予以安慰抚恤。
对于韩歆被逼自杀事件,司马光评论道:从前,商王武丁曾对宰相师说说过:“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是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则疾病就不能痊愈)。”激烈率直之言,对臣子本人不利,却是国家之福!故而历代贤君王日夜寻求直言,唯恐自己听不到。而在刘秀当国之时,韩歆却因为直言进谏而死,岂不是仁义圣明之所缺欠吗?
对于温公的这一论断,笔者不敢苟同。难道,刘秀真的缺乏“仁义圣明”吗?
诚然,韩歆之死,主要责任是在刘秀。但是,难道韩歆的死,他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公平地说,韩歆之死,刘秀与韩歆本人都有责任。当然刘秀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刘秀既然不喜欢韩歆,感觉与他无法合作,将其罢官就算了,为什么要将他逼死?这是刘秀的处置失当之处。
然而,难道全怪刘秀不成?韩歆在新年来临之际,为什么不能说点吉利话?就算他对于当年的农业形势有担忧、有看法,也应该是准备好充足的理由再上奏!任何一个结论的得出,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作为中央政府重要官员,难道可以随便信口开河吗?他毫无理由地宣扬毫无来由的言论,只能是在社会上制造恐慌,确有“诽谤朝政、讥君邀名”之嫌。再说,他与刘秀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激怒刘秀让其处置他,除了可以为自己邀得一个“直言之臣”的名誉,于国于民何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年全国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灾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歆之死,是长期以来双方矛盾积累,乃至不可调和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韩歆的下场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没有此前一些列矛盾的铺垫,刘秀就是火再大,也断然不会逼他自杀。而温公将此事上升到“仁明之累”的高度,对刘秀进行了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指责。这个评价,难道不是有些过于严厉、有失公允吗?
纵观刘秀一生,一直以仁厚之心待人。尤其是对待百姓方面,他终身未变,始终不渝。他执政的中后期,的确对官员、豪强们下了狠手,杀了一些违法乱纪、为非作歹的奸猾之徒。对于韩歆以及欧阳歙、戴涉等人的处置,确实有点过重。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刘秀缺乏应有的“仁义圣明”,难道不是有些以偏概全么?
实际上,严惩韩歆是刘秀由宽厚到宽严并济、严猛的开始。他拿三公之一的大司徒开刀,就是要警告全国的大小官吏:要依法办事,不要信口开河,切勿违法乱纪。否则,朕将严惩不怠!
刘秀虽然对各级官员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天下百姓的态度却始终未变。对官员、豪强“狠”,对黎民百姓“宽”,这是刘秀执政中后期的一个值得玩味的策略。
韩歆之死,不过是一个“个案”而已。韩歆一案只能算是小意思,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韩歆被免职的第六天,也就是建武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刘秀晋升汝南太守欧阳歙为新任大司徒。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兴以来举国震惊的一场空前大案,就要上演了……
(五)南宫疑局
建武十五年的上半年,洛阳朝廷在刘秀的主持下,在新任大司徒欧阳歙的协助之下,一切工作似乎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
这年的春天,北方边陲并不宁静。匈奴人再次入塞,北方各郡饱受蹂躏,人民流离失所。这个国家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百废待兴,实在没有更多的力量对付匈奴的南侵,刘秀再次对北边采取了守势。这年的二月,刘秀再次将大司马吴汉派上战场。命他率领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上迎战。刘秀此举根本没有奢求吴汉彻底解决北边问题,只求将其驱逐出境。他又下令将雁门、代郡、上谷三郡之地的六万余口黎民迁移到居庸关、常山关以东,以躲避匈奴人的骚扰、袭击。由于匈奴势力太大,其中左贤王部匈奴人逐步在长城以南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在此游牧,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刘秀又下令向北边各郡增兵,每部增加边兵千人,以加强防御。安顿好了北边,刘秀终于送了一口气,开始着手安顿内部。
四月十一日,诏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十七日,刘秀追封大哥刘縯为齐武公,二哥刘仲为鲁哀公。对于大哥的早死,刘秀很是伤感。对他的两个遗孤刘章、刘兴,刘秀一直是倍加爱护,视如己出。两个侄儿也很懂事,与叔皇的关系也很好。刘秀知道,他们从小身份尊贵,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难免会沾染骄奢之气,不利于成材。于是,刘秀为了锻炼他们的才干,任命担任平阴县的县令,刘兴为缑氏县县令。二人没有辜负刘秀的期望,此后分别被拔擢为梁郡太守、弘农太守。
天下已定之后,外患已去,外朝、内廷的局势却再次微妙起来。古往今来,后宫就是没有烽火的战场。此刻,形势对皇后郭圣通已经不乐观了。自从舅舅刘扬被杀之后,他在外朝援兵断绝。而对手阴丽华的阴氏家族无论是在外朝还是帝乡等地,势力也越来越大。不过,儿子刘彊还是太子,自己还是皇后,这是她唯一一点优势。刘彊是刘秀长子,已经十六岁了。几年来一直在外朝陪侍刘秀,共同参与国政。
纵然如此,郭圣通也很清楚,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母子二人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废!几年来,几件大事的发生,她的形势越来越不妙。她能深切地感到,阴丽华、刘阳对她与刘彊的地位威胁是何等的巨大!
郭圣通清楚地记得,十一年前(建武四年)四月末,刘秀率军亲征彭宠,居然非要带着即将临产的阴丽华北上!十几天就是在常山郡元氏县,阴丽华生下了刘阳。
刘秀的举动令郭圣通感到,刘秀对阴丽华的关怀,非同一般!对于自己的戒心,更是非同寻常!每思及此,郭圣通总是感到阵阵寒意,令她愤恨不已。
郭圣通每想到这些,心中怨气冲天:好你个刘秀!当年,要是没有我舅舅的帮助,你能有今日么?他被耿纯那贼害死,你为何不追究?还有良心么?
你啥时候这样对过我?我生刘彊时,你怎么不带上我?我每次要求跟着你一起去,你都不同意,说什么军中不能带家属!那阴丽华不也是家属么?为啥不把她留在洛阳生产?你这是干啥啊?拿我当乱贼么?你在提防谁?难道我会对那个女人下手么?!
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她时常对刘秀发火。原本,她不过是赌气而已,想让刘秀回心转意,一如从前那样对她。孰料,刘秀竟像是换了一个人,从此很少到她的宫里来。阴贵人那边,刘秀倒是三天两头就去一趟,有时甚至几个月不挪窝。见着这架势,郭圣通似乎也明白了几分:谁让人家是结发夫妻?感情到底不一般!慢慢地,刘秀对郭圣通大失所望,两人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
郭、阴两人的关系,如今是摆在刘秀面前最大的难题!他甚至觉得:当年打仗,朕都没这么挠心!阴丽华性情温婉,倒也罢了。可郭圣通性情刚烈,绝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在内心中,刘秀不得不承认,在阴、郭两人中,从感情上他更偏向于阴丽华。正是出于担心阴氏在临盆之际被人暗害,他不得不防,因此才煞费苦心地将她带到军中生产!刘秀明知此举会加深两人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也确实没办法。无奈之余,时常也是长吁短叹。
建武九年秋,阴丽华之母邓氏其弟邓?的护送下回南阳省亲。在半路上遇到土匪,邓氏与邓?全部陨命遇难。噩耗传来,阴丽华悲痛欲绝,哀号不已。她是个孝顺的女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时常怀念父亲,每次提到都要落泪沾襟,以至于亲人们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提及其父。这一次,母亲与舅舅的双双遇难,阴丽华的精神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打击,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
刘秀得报,心中伤感。为了安慰阴家,他决定加封阴贵人之弟阴就为宣恩侯。刘秀还觉得不够,还想再为阴家再做一点什么。他突然想起,阴就之兄阴兴在朝廷里做侍中,还没有封侯。于是,他里面下诏召阴兴入宫,连侯爵印绶都刻好了!
阴兴入宫谒见,一看这个阵势,连连叩头辞让:“陛下!小臣阴兴无才德薄,又无尺寸军功,怎敢接受侯爵之印绶?若因一人之故,阴家一门都封了侯,天下人会如何看待陛下?在沙场浴血多年却未封侯的将士们,会如何看待陛下?请收回成名!小臣不敢奉诏!”阴兴深明大义,令刘秀很是感动,此事就此作罢。
数日之后,阴兴进宫谒见。阴丽华问:“兄长!为何不受侯爵之位?”阴兴答道:“外戚之家,最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