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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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伋这样的地方官，一旦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得到查证，朝廷绝不会姑息迁就，必将严惩不怠。
几个月来，全国各地的官员们看到刘秀如此大力惩治贪污、用铁拳打击腐败，一个个再也不敢怠慢，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欺上瞒下的恶劣风气逐步得到了遏制，官场风气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在此基础上，“度田检籍”工作继续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继续推行。依照刘秀的性格，对于任何事情，一旦下定了决心要做，是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拦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不仅是卢芳、匈奴的骚扰让刘秀忧心，中原地区的“度田”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让刘秀也感到有些焦躁不安。还有，更让他烦心的是，历来比较安定的南方也发生了徴側叛乱。刘秀此时，确实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交阯叛乱这样复杂的问题，牵扯到很多复杂的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干才方能处理好。于是，他想到了陇西太守马援。在刘秀的印象中，马援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也是一个出色的地方官，更是一个民族问题专家。
不久，刘秀将马援调到洛阳担任虎贲中郎将。此时各地叛乱不息，刘秀似乎对前几个月处死十几名太守、国相感到有些后悔。也许，在很短的时间里，处死这么多有地方管理经验的地方官，对平叛工作不利。在召见马援时，刘秀对他说：“前些日子，朕杀了那么多的太守、国相，真是后悔杀的有些多了！”马援风趣地答道：“这些人犯罪当斩，死有余辜，何多之有！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死了的就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刘秀被马援的幽默回答逗乐了，不禁哈哈大笑。
不过，说笑归说笑，烦恼问题还是一大堆。北方的卢芳、匈奴不时地南下骚扰，这已经够让他头疼了。然而，更令他感到忧虑的是，各个郡国的地主、豪强由于对“度田检籍”政策不满，已经与朝廷开始公开对抗。一时之间，河北、河南各个郡国，群盗并起，组织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叛。有些是青、徐、幽、冀四州，对于“度田检籍”工作的反抗最为剧烈，叛乱也闹的最凶。当地的官员组织军队追讨之时，这些盗贼是一哄而散。军队返回驻地之后，这些人又重新聚集起来，继续叛乱。就这样，屡叛屡平，屡平屡叛，进展甚微。搞的各地疲惫不堪，一筹莫展。
“太阳低下没有新鲜事。”刘秀面对的这个问题，他的前辈们也遇到过。那么，刘秀的先辈是怎么做的呢？
在汉武帝末年，各地农民由于衣食无着，揭竿蜂起，聚集在一起，武装对抗官府。大一点的队伍，有几千人之众。小一点的，也有数百人之多。汉武帝刘彻的办法很简单：武力镇压。他派出多名使者，拿着节仗、虎符，到各地平叛。由于这些使者都穿着绸绣做的衣服，人们都管这些使者叫做也“绣衣使者”。他们手持节仗，又手持虎符，不仅有权调动军队，而且有权就地处置官吏。他们的权力极大，对各地官吏、军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各地官员的升迁奖惩，甚至性命能否保住，都在其一念之间。
“绣衣使者”确实很厉害，他们到了地方上之后，用虎符调兵，围剿盗贼。这些老百姓组成的起义军怎么是官军的对手？很快，起义被镇压了下去，官军斩杀首级一万余级。汉武帝得报，非常得意。他为了彻底杜绝民众造反，颁布了一道叫做“沈命法”的法令。这道法令说：“从今以后，各地若是发生盗贼聚集叛乱，如果当地官员没有及时发觉，或者发觉了却没有将其全部剿灭的，从二千石以下到小官吏全部处死！”
事实证明，这个貌似高明的方法却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此后，即便各地再次出现了盗贼，乡里的小吏即便发现了，却因为畏惧 “沈命法”之诛，不敢上报。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不能全部捕获盗贼，就会连累到郡、县的官员。郡、县的官员也害怕受到牵连，就装聋作哑，闭口不言。从此之后，各级官员为避免被朝廷追究责任，上上下下相互遮蔽，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终的结果是，实行了“沈命法”之后，盗贼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成了千古笑柄。
对刘秀来说，汉武帝治盗的故事他当然知道。他绝不会步其后尘，而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这年十月，他派出使者到各地去，向各地宣布了朝廷的政策：
第一，听任盗贼相互检举、揭发、攻击其他同伙。如有五个人共杀一个同伙向朝廷投降的，则免除其罪；
第二，即便各级官吏畏怯、逗留的限制而导致盗贼逃逸的，一律不再追究其责任。允许其在围寇剿贼过程中的立功自效。其具体表现，视其成效再予以奖惩。
第三，各地的州牧、太守、县令、县长，因为境内有盗贼而不收捕的，或者因为畏惧怯懦放弃城池逃跑、擅离职守的，全部不予处罚，只看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衡量政绩、排列先后名次。
这三条政策，真是厉害至极。第一条是分化瓦解盗贼内部，使得其内部不战先乱，人人自危。第二条是免除致使盗贼泛滥成灾官吏的责任，允许他们戴罪立功，勉励他们积极作为，不要背思想包袱。第三条主要是调动各级官吏平叛的积极性。
这一政策几乎如同大赦，几乎免除了与盗贼有牵连的官员的一切罪责。再次重申只要能够消灭盗贼，以前的过错不但一概不予追究，而且各级能够凭借捕获盗贼数量的多少论功行赏。
在刘秀的政策鼓励之下，各级官吏消除了畏惧情绪，解除了思想负担，开始积极地工作。各地大肆搜捕盗贼，将其全部解散。对于前来投降的盗贼首领，朝廷将其迁移到其他郡异地居住，分拨给他们土地、给他们供应粮食，使他们安心生产。不过，朝廷为了防止生变，禁止其与故旧来往。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乱河北、河南数年之久的盗贼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此后，老百姓在城外放牧的牛马，晚上都不用牵引回家。
各个城市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中原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片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
这年冬，虎贲中郎将马援向朝廷上奏说：应该按照旧制铸造五铢钱。刘秀采纳了这个建议。五铢钱是汉武帝元狩五年（西元前一一八年）开始铸造的。从这一年开始，汉武帝决定“罢半两钱，行五铢钱”。钱形圆，有方孔，正面和背面都有外郭，外郭同文字一样高低，可保钱文不受磨损，钱重五铢（约合今天三点三三克），正面铸有篆字“五铢”二字。汉初允许私铸 ，“钱益多而轻”，币制混乱。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下诏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令郡国销毁旧钱，由上林苑的钟官、辨铜令、技巧令（一说为均输）三官统一督造，故又称上林钱、三官钱。王莽篡位后，下令废黜五铢钱，造成币制动荡。五铢钱在民间通行了一百多年，老百姓非常喜欢用。主要原因是：官铸的五铢钱轻重适宜，量足成色好，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
此次刘秀采纳了马援的建议，一方面使得天下的老百姓都感到使用的方便。一方面也使得一度混乱的货币制度逐渐规范。
这年的冬天，逃往匈奴栖身的卢芳，由于与匈奴方面发生了矛盾，南下入居高柳（今山西省定襄县）。卢芳与部将闵堪请求向朝廷投降。卢芳派出的使者是闵堪之兄闵林。刘秀一见卢芳遣使求和，立即应允。刘秀立卢芳为代王，闵堪为代国国相，闵林为代国太傅，赐缯二万匹，又派使者与匈奴通和。
卢芳给刘秀上表：“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觽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胏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
对于卢芳入朝觐见的请求，刘秀告诉他明年正月再来洛阳朝见。刘秀为什么拒绝卢芳觐见呢？
因为刘秀此时身体很不好，眩晕症时常发作。刘秀非常熟悉历史掌故，在西汉时期，曾经发生过几个偶然事件：
汉宣帝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单于归国。十二月，汉宣帝驾崩；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单于又来朝，五月，汉元帝驾崩。到了汉哀帝之时，单于表示愿意朝见，当时汉哀帝也是疾病缠身。有人上奏说：匈奴从北方来很烦人，惹恼了上天。也向汉哀帝说了这两件事情，因此，皇帝拒绝了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的要求。此后，扬雄又上奏哀帝，请求准许其来朝，哀帝又答应了。元寿二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见。六月，汉哀帝驾崩。
由于从匈奴来的人身上似乎带有什么不祥之气，加上刘秀恰好又患病，因此，他拒绝了卢芳要求朝见的请求。
可是，卢芳好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执意要去洛阳。刚刚走到昌平，得到刘秀的诏书：“现在不要来洛阳了，明年正月再来。”卢芳觉得刘秀对自己还是不信任，因此起了疑心。卢芳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觉得还是北逃匈奴去安身比较安全。在半路上，他带着妻子、儿子逃走。不久，卢芳再次宣布与汉朝翻脸，带领军队攻击代国，与昔日的老部下闵堪、闵林交战。双方激战了数月之久，互有胜负。不久，匈奴派遣数百名骑兵迎接卢芳及妻子、儿女出塞北上。从此，卢芳集团彻底瓦解，不复存在。此后，卢芳一直在匈奴定居。十余年后，病故于塞外。
（八）交阯之变
建武十六年（西元四十年）二月，刘秀接到了来自南方的告急文书：交州出事了！原来，交阯郡麊泠县的两个女子征侧、征贰，率领交州的当地人扯旗造反，正式与洛阳朝廷分庭抗礼了。
此刻的刘秀，一面在对付北方卢芳的入侵、骚扰，一方面在大力推行“度田”。正忙的不可开交之际，突然接到南边告急的紧急奏报，不禁皱起了眉头，苦苦地思考对策。
征侧、征贰到底是什么来历？此时的南方情况，究竟如何？两个女人，就把南方折腾的天翻地覆的，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角色！
征侧、征贰是姐妹俩，都是交阯郡麊泠县人。交阯郡所辖的地域，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麊泠县大致在今越南水富省安朗县夏雷乡一带。当时，洛阳朝廷有明令：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用汉朝法律治理。一切民政事务，都依当地风俗习惯来管理。郡守、县令的统治很松，基层政权仍掌握在雒王、雒将、雒侯手里，因此，当地的越族人民也叫做“雒越”。征侧、征贰的父亲是雒将，也就是部落首领。
当然，洛阳朝廷的地方官员与当地的雒王、雒将、雒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摩擦。当时，征侧、征贰武功超群，勇敢善战，在当地人之中，深孚人望。征侧和她妹妹征贰都是交阯贵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征侧生性强悍，雄勇不羁。长大后，嫁给朱鸢（今越南河西、南河地区）的贵族诗索为妻。
当时，征侧犯了法，交阯太守苏定要依法惩处她，征侧不服，便和丈夫诗索一起起来反叛。苏定也不客气，派出军队平叛，捉住了诗索，又杀掉了他。征侧闻之大怒，便与妹妹征贰举兵攻打苏定。苏定慌忙关闭城门，躲避在羸搂城中。
几年来，交阯太守苏定的贪赃枉法、强制推行汉法，也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交州所辖的九真、日南、合浦三郡的少数民族拿起武器，杀掉汉朝官吏，起兵相应。征侧、征贰率领军队组织队伍，攻略城池，总共攻陷了六十五座城池，九真、日南、合浦（今广西北海合浦县东北）三郡几乎全部失陷。苏定以及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的太守仅能自保，无力平叛。不久，征侧、征贰建立了新政权，征侧自立为女王，以麊泠县为首都，公开与洛阳朝廷决裂，分庭抗礼。她们的的声势浩大，活动频繁，不仅使得汉朝所辖的交州七郡大震，民众惶恐不安，也从战略上使南方的形势骤然变得严峻起来。
这就是这次叛乱事件的大致情况。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地方官的处置失当造成的。然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化内涵上看，似乎有更深刻的原因。
征侧、征贰政权与洛阳朝廷，分别代表了两种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洛阳朝廷，代表的是成熟的农耕文明，春种秋收，崇尚礼仪，尊崇儒学，这是中原汉人的生活方式。征侧、征贰政权，代表的是古老的丛林文明。自古以来，祖祖辈辈都是在丛林中生活，捕杀野兽，食其肉而衣其皮，茹毛饮血，刀耕火种，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文化。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因经济冲突而引发的战争，毋宁说是因为文化理念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冲突。冲突，也是一种相互影响和融合的方式。
在秦汉时期的中原人看来，北方的关中、河南、山东、河北才是文明教化之区，南方是落后的蛮夷之地。这种说法虽然有某种歧视性，但是却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在秦朝以前，中原王朝的疆域，一直局限在黄河，长江流域。相对于北方，南方确实比较落后。即便是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在当时也是一片荒芜。大多数地方都是茫茫的原始丛林，根本没有人烟。而且南方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和中原的风俗不同。像今天的浙江、湖南、江西、福建、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都属于不发达地区。连这些与中原比邻的地区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园在洛阳之南七千多里的岭南了。岭南地区为例，大庾岭、始安岭、临贺岭、桂阳岭、揭阳岭等五岭以南的地区，一直都不属于中原王朝管辖。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在岭南设立了桂林（今广西贵港市境）、南海（今广州）、象郡（今广西来宾象州县）三郡，并迁徙五十万人到五岭之南，与越人居住在一起，和睦相处，共同开发，加强了民族的融合。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南方诸郡一直保持独立地位。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才重新归于汉朝版图。
汉武帝时设立交州，下辖交阯（今越南河内附近）、九真（今越南清化附近）、日南（今越南广治附近）、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七郡。南海、苍梧、玉林、合浦由于地域稍偏北，交通便利，文化程度高一些，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稍强一些。当地的越族人便逐渐朝着与汉族人融合的方向发展。而交阯、九真、日南三郡由于文化较低，交通不便，受汉族政治文化影响也小一些。因此，在当地居住的少数汉人就朝着与越族人融合的方向发展，对丛林文化的向心力更强一些。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不同的文明形态都有力图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惯性。中原有中原的规矩，丛林有丛林的法则。相互交往、融合的过程之中，胡人可以汉化，汉人也可以胡化。彼此之间的融合、发展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
在南方，很多部落还处于母系社会后期，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如果用内地的法律来治理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于这一情况，洛阳朝廷是非常清楚的，也制定过相应的政策，当地的行政管理主要是以当地的部落头领管理为主，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