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作者:[法]贡斯当阎克文刘满贵译-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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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不必申告——其实这对他们毫无损害——也能诽谤他们一样，而诽谤既不需要什么调查，也不需要什么证据，简言之，那纯粹是在发泄报复欲。如果议会不喜欢宗派活动，为什么我们应该发明这样一个在此处无用、用在别处又充满危险的办法呢？
其次，如果大臣受到控告，一个法庭就要受命进行审判。这个法庭将通过它作出的无论什么判决，在政府与人民代表之间重建和谐。但是，没有哪个法庭能够对那种令人生疑的申告作出判决。这种申告是一种敌对行为，由于没有确定无疑的必然结果，它的潜在影响会更可悲。这等于是国王与人民代表迎面相对，而你却失去了一个巨大优势——拥有中立权力在他们之间进行仲裁。
再者，这种申告是对王室特权的直接攻击。它对国王的选择自由提出质疑。控告就不是这样。大臣们可能成为罪人，但不能说在他们成为罪人之前，国王任命他们是犯了错误。当你控告大臣时，你攻击的只是大臣本身，而当你申告他们不值得公众信任时，等于是君主也受到了控告——既包括他的意图，也包括他的判断力；这是在立宪制政府中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
立宪君主制中的王权，其本质就是归它所有的任命权的独立性。国王决不以他自己的名义行事。他被置于一切权力的顶峰，又创造了一些权力，节制了一些权力，以这种方式指导政治生活，调整政治生活，但不参与政治生活。他的不可侵犯性正是派生于此。因此，我们必须使这个特权保持完整和受到尊重。他的选择权决不能受到挑战。议会决不能自称有权拒绝，如果它一意孤行，那就意味着任命权的结束。
但愿我不会被人指责为热衷于绝对权力。我希望王权拥有无尽的活力，受到无上的崇敬，这对人民的安宁和王权的尊严都是不可或缺的。
让议会的审议保持充分的自由。让新闻摆脱一切障碍，给它们以帮助、鼓励和启蒙。让反对派享有毫无顾忌地进行讨论的权利。不允许使用违宪手段剥夺内阁享有的多数。但是，不要为它规定一条一旦开放就会使它一意孤行的道路。得到提议的申告权，根据情况的不同，或是会成为没有结果的手段，或是成为一件党争的武器。
我还要补充的是，对于大臣本身来说，尽管有时会受到控告——或许是轻描淡写的控告——但也比随时面对含糊其辞的申告要好得多，在申告面前保护他们将会难乎其难。大臣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的一个重大理由，就是这样一个简明的短语：控告他！
我已经说过，但我再重复一遍：大臣是否享有信任或是否引起了怀疑，要看多数人是支持还是抛弃他。这就是合法的途径，是宪法精神的体现。寻求其他途径是毫无意义的。
11．论下属的责任
确立了大臣的责任还不够；如果这种责任没有其行动目标的直接执行者，它就等于不存在。
必须让宪法规定的统治集团的所有等级都去承担责任的分量。如果不能设计一条合法的途径，使所有官员在理应受到控告时服从控告，那么，单纯表面的责任不过是一个圈套，对那些信以为真的人们来说将是毁灭性的。如果你只去惩罚签署了非法命令的大臣，而让执行命令的人逍遥法外，你就是把补救措施放在了一个经常是高不可攀的地方。这就像你劝告一个遭到攻击的人，只教他打击来犯者的脑袋而不是他的胳臂，借口他的胳臂不过是一个盲目的工具，而意志是在他的脑袋里，所以罪恶也在他的脑袋里。
但是，有人会反对说，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下属可能会由于服从而受到惩罚，那么，你就应当允许他们在执行政府的措施之前对它们进行判断。这个简单的事实的确会使政府的整个行动受到阻碍。如果服从是危险的，你到那里去找官员？你将把那些被授予权力的人置于多么无能的状态！你将给那些负有执行责任的人造成什么样的不确定性！
我首先要回答的是，如果你规定政府官员有无条件被动服从的经纽时义务，你就是向人类社会发放了任何盲目与狂暴的权力都可以随意使用的专横与压迫的工具。这两种罪恶哪一种更大？
但是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在有关被动服从的性质与可能性的问题上，我必须回到某些更为一般的原则。
感谢上帝，像这种受到赞扬并推荐给我们的服从，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军事纪律对这种被动的服从也有限制，不管提出什么样的抽象论据，事情的性质就是如此。强调军队必须像机器一样，把士兵的头脑系于伍长的命令，这是错误的。在酩酊大醉的伍长命令下，一个士兵应当杀死他的队长吗？因此，他必须弄清楚他的伍长是否真的醉了。他肯定会反应过来，队长的权力高于伍长。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头脑和反应都是士兵所需要的。队长听到团长的命令，就应当率领和他一样服从命令的连队去逮捕国防大臣吗？在这里，队长也需要头脑和反应。一个团长听到国防大臣的命令，就应当立即试图夺取国家元首的性命吗？于是团长的头脑和反应也成为必须。＇9＇那些津津乐道被动服从的人并未考虑到，过于驯顺的工具会被各种各样的手抓住，然后掉头反对他们原来的主人；人的头脑有着追根究底的相同秉性，而这会有效地帮助他区别对待暴力，告诉他谁真正拥有下达命令的权力，谁正在篡夺这个权力。
没有人怀疑，作为一般原则，纪律是一切军事组织的基础；迅速执行已下达的命令，也为一切民政管理所必须。不过，这项规则有它的限度。这些限度难以描述，因为预测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办不到的。但是，它们能被感觉到，每个人的理智都让他感觉到它们。他是它们的法官，而且必定是它们的惟一法官。他冒着风险和危险判断它们。如果他错了，他必须承担后果。但是，人类决不会完全丧失追根究底的能力，况且他还有着与生俱来并指导他行动、且没有任何职位能够阻止他使用的思想能力。＇10＇
毫无疑问，因为服从而遭受惩罚的可能性，有时将使下属陷入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之中，而充当盲目热情的机器或者聪明敏捷的猛犬，对他们来说也许更为省心。不过，在所有人类事务中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想摆脱所有的不确定性，人类将不再是一种道德的存在。所谓推理，就是对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进行比较。哪里有比较，哪里就有犯错误的可能性，从而哪里就有不确定性。但是，一个结构良好的政治组织却能够对那些不确定性采取补救措施，不仅弥补个人判断的错误，而且保护无辜的人们免遭这种错误的毁灭性后果。这种补救措施也一定能使行政机构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从中受益，这就是陪审团制度。对于所有涉及道德性质与综合性质的问题，陪审团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出版自由，没有陪审团制度就永远不可能存在。只有陪审团能够决定，哪本书在特定环境下是或者不是一个罪恶。成文法不可能适用于每种罪行的每一个细微差别。共同的理性，即人人生来就有的健全的感知能力，懂得这些细微差别，陪审团成员不过是体现了那种共同的感知能力。同样，如果必需确定一位特定官员是否受到一位大臣的权力控制，他的服从或拒绝服从究竟是对是错，成文法的确是太不胜任了。这还是需要共同的理性予以裁决。因此，成文法必需求助于陪审团，陪审团是它淮一的解释者。只有陪审团才能评价那些操纵行政机构的人的动机，以及行政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是无辜的，他们的抵制或者合作应当给予什么样的奖励或惩罚。
如果陪审员证明那些权力工具的抗命行为是合法行为，是否会纵容他们得寸进尺地违抗命令呢？对此我们不必担心。他们的天然倾向永远是服从，他们的利益和自身考虑强化了这一天然倾向。这就是热衷权力的代价。展露这种热情有着诸多不便，于是就有了诸多的秘密手段来酬报他们的热情！如果说对他们的制衡有缺陷，那也很可能是个不起作用的缺陷，至少那不是取消制衡的理由。陪审员本身将不会如此宽容无度，允许权力机构任意驰骋。喜欢发号施令是人类的天性。而且，对所有那些使命在身的人来说，这种瘠好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感到自已举足轻重、引人注目，于是随时随地都要显得那么严谨而严厉。陪审员们健全的感知能力很容易使他们认为，一般来说，下属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决定将总是有利于这些下属。
如果你认为我把专横权力授与了陪审员，这倒是个能让我为之震动的特殊理由，但是你却把它授与了大臣们。我再说一遍，井井有条地安顿好一切，详尽无遗地纪录下一切，把人类生活与人际关系化作一些提前拟就的备忘录，只在需要填写姓名的地方留出空当，为后人省去一切检验、一切思想、一切求知的麻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假如，不管我们做什么，人类事务总有一些事情需要酌情处理，那么我要问，在需要行使酌处权时，是应当把这种权力托付给势必会将其变为自己的永久利益、变为自己的专有特权的人们，还是把它托付给这样一些人更为可取：他们只在个别场合行使这一权力，他们既没有被权力的陈规陋习所腐蚀，也没有被它们所蒙蔽，他们对自由与良好秩序有着同样的关切。
再说，如果对你的被动服从原则不加限制，你也不可能受得了。它将危及一切你打算保存的东西。它将要威胁的不仅仅是自由，而且还有权力；不仅仅是那些必须服从统治的人，而且还有那些进行统治的人；不仅仅是人民，而且还有君主。你将不再能够准确指出在什么情况下服从的义务会变成一种罪行。你能说任何不利于成文宪法的条款都不能实施吗？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被迫退回去检查什么是与既定宪法相抵触的东西。这种检查对你来说，将是个让骑士们不停地去而复返的斯特里奇林迷宫。而且，不管怎么说，谁将会受命进行这种检查呢？我相信，你希望检查的将不是签署命令的同一个权力。你将不得不为每一个案件寻找一个宣布判决的方式，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宣布判决的权利准确无误地授与那些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最不偏袒、最有鉴别力的人。这些人就是陪审员。
在英国，从社会的最底层到最高处，官员们的责任得到公认，以致没有人会表示怀疑。这一点被一个我比较喜欢引用的荒谬事实所证明，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一个人在特定问题上要把适用于所有官员的责任原则变得有利于自己，显然是错误的，因而对普遍原则发出颂扬就更是理所当然。
威尔克斯作为伦敦市政官之一参加竞选期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下院的某些决议案超越了权限，因此宣布，既然英国已不存在合法的下院，那么，凭着一项已变为非法的法律要求人们纳税，就不再具有强制性。据此，他拒绝交纳一切税金，任凭税务官没收自己的家具，随后便起诉那个税务官擅入民宅，非法没收财物。这个问题被提交法庭。没有一个人怀疑，如果该税务官所凭借的权力并非合法权力，他就应该受到惩处。法庭庭长曼斯菲尔德爵士只限于向陪审团证明下院并没有失去它的合法性。因此，该税务官被认为犯了执行非法命令罪，或者说，执行了出自一个非法来源的命令，他应该受到处罚，虽然他是隶属于财政大臣的一个工具，也应该被财政大臣免除职务。＇11＇
我们的宪法至今还包含着一项足以毁掉官员责任的条款，这是路易十八的《钦定宪章》精心保留下来的。根据这一条款，如果没有当局本身的正式同意，你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下级掌权者实施犯罪的材料。假如一个公民受到村长无论什么方式的虐待。诽谤、伤害，宪法就会横阻于他和他的侵犯者之间。因此，仅在这个特定的官员等级中，至少就有四万四千人被认为不受侵犯，在统治集团的其他阶层也许还有二十万人。这些不受侵犯的官员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只要最高权力保持沉默，没有一个法庭能对他们提起诉讼。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宪法法案》已经消除了这一可恶的规定。同一个政府已将路易十八的大臣们企图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新闻自由奉为神圣，同一个政府已经正式放弃了路易十八的大臣们所需要的流放权，同一个政府还恢复了公民对一切权力机构提出起诉的合法权利。
12．论市政权力、地方当局和一种新型的联邦制
宪法没有论及市政权力，也没有论及法国各地地方当局的组成。一旦恢复了和平与安宁——这是改进我们内部组织所必不可少的——国民代表们必须关注这一问题。确实，这是继国防之后最值得他们注意的事情。因此，在这里讨论它并没有离题。
对我们的事务进行管理是我们大家的事情，也就是代表们的事情。只与几个人有关的事情，只能由那几个人来决定；只与个人有关的事情也只能由那个人单独决定。只要普遍意志偏离了本分，它就不应比个人意志更受尊重，这一点无论我们重复多少遍都不能算多。
让我们想像一下有个由一百万人组成的民族，它被划分为人口不等的公社。在每个公社，每个人肯定都有些只和他自己有关的利益，所以，那类事情肯定不能由公社管辖。他还会有一些与公社其他居民有关的其他利益，而那些事情就属于公社的权限。同样，这些公社将有一些只和自己的内部组织有关的利益，以及一些可能涉及整个地区的利益，前者将纯粹由公社考虑，后者将关系到整个地区，等等，直到那些由构成该民族的一百万人中的每个人共有的普遍利益。显然，只有对这最后一种利益，全体居民或它的代表才拥有合法管辖权。假如他们干涉地区、公社或个人的利益，那就是越权。同样，地区干涉了公社的特殊利益或公社侵犯了某个成员的纯粹个人利益，都是一回事情。
国家权力、地区权力和公社权力，每一种权力都必须恪守本分，这一点将指引我们确立一个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真理。地方权力至今仍被视为行政权的一个依赖性分支。恰恰相反，尽管它肯定不会侵犯后者，但也肯定不是看它的眼色行事。
如果我们把小团体和国家两者的利益都托付到同一双手中，或者说我们让前者的保管人成为后者的代理保管人，那么各种不同类型的危害就将接蹈而至，就连那些看上去互相排斥的危害也将共生并存。法律的执行将经常受到阻碍，因为法律的执行者同时又是那些他们管理着的人们的利益的保管人，他们会牺牲本应由他们执行的法律而去关照他们受托保护的利益。再者，被管理者的利益也将会经常受到损害，因为管理者将总是渴望取悦上级权力，而且这两种罪恶一般总是同时出现。普遍性法律的执行情况会很糟，局部利益也难以得到保护。只要反省一下我们已经见识过的不同宪法中的市政权力组织，任何人都会确信无疑，为了使法律得到贯彻，由行政权做出某些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在市政权力一方，也总是会存在着无言的反对，或至少是消极抵制。头一种权力不断受到的这种压力，和第二种权力的默默抵抗，永远是造成解体的紧迫原因。我们仍然记得行政权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