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作者:[法]贡斯当阎克文刘满贵译-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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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们经常听到一种人类精神不断循环的说法。据说，无可逃避的命运会使它启蒙之后再复愚昧，文明之后再度野蛮。对于这种规律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周期的交替之间总会悄悄地挤进专制政治，所以，不谴责它在这次革命中扮演的某种角色是困难的。
各民族历史变迁的真正原因是，人类的思想不可能保持静止不动。如果你不阻挠它，它就会前进；如果你阻挠它，它就会倒退；如果你使它失去信心，它将不再为任何目标进行不知疲倦的操劳。几乎可以说，人类的思想看到自己被排挤出适得其所的地方而感到愤慨，它要通过一次高贵的制裁，为它所蒙受的耻辱复仇。
任何权力都没有力量根据自己的方便或一时的奇想，让一个民族安静或激动起来。生活不是一个人能够随意拿走，然后又随意送回的东西。
即便政府希望以自身的能动性替代被禁锢的舆论的天然能动性，但这就像在受围困的堡垒中，被拴住的骏马只能在立柱间蹬蹄子一样，这对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找麻烦。
首先，维持一种完全人为的能动性，代价极大。当人人都处于自由状态时，每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地去做、去说、去写。但是当大多数国民成为被迫保持沉默的旁观者时，为了诱使这些旁观者鼓掌欢呼，或者只是简单地观望，指挥演出的人必须依靠戏剧性情节和场景的转换来刺激他们的好奇心。
同时，这种人为的煽动比现实更煞有介事。一切都在运动，但只是迫于命令和威胁；一切都不顺畅，因为没有什么是自发的。人们对政府不是追随，而是服从。所有的车轮遇到最微小的阻碍都会停止转动。这就像下棋一样：权力之手伸向棋子，没有一粒棋子会进行反抗；但是如果那条胳臂停止挥舞，所有的棋子都会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最后，如果一个民族死气沉沉，那么无论政府有什么作为，都不会得到舆论的响应。它不能使国民保持清醒，只好与国民一起进入梦乡。因而，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民族中，一切都无声无息，一切都在沉沦，一切都在退化和堕落。这样一个帝国早晚会出现埃及平原上的景象，在那里，人们会看到巨大的金字塔静立于贫瘠的地面，统治着寂静的沙漠。我们这里所提示的演变决不是凭空猜测，它是历史。它是希腊帝国的历史，是它的继承者罗马帝国的历史，后者获得了前者的大部分力量及其所有的文明成果，专横权力则从中获得了最有利于它巩固自身的一切条件，不过它还是走向了衰亡，因为所有形式的专横权力必定会走向衰亡。如果专制政治坚持那种导致万马齐喑的压迫——长期以来它一直被掩盖在对外胜利的虚假辉煌之下——，那么这历史就会成为法国的历史，成为这个依靠天性和机遇获得特权的国家的历史。＇4＇
我们还应想到最后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专横权力粗暴对待思想，就会堵塞自己获得天才的最佳途径；但是它无法阻止天才的诞生，他们的才智一定会找到用武之地。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将会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人会忠于自己的天职，对权力发起攻击；另一部分人则会陷入自私自利，他们将运用自己超群的秉赋去积累所有可能的享乐手段，这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惟一酬报。因此，专制政治＇5＇将会把这些出类拔萃的智力分成两类：前者具有煽动性，后者具有腐蚀性，只要落下无法摆脱的罪名，两者都将受到惩罚。如果它们的抱负能为自己高贵的希望和努力找到自由的空间，那么，前者仍将是和平的，后者仍将是正直的。只有在被赶出他们有权追求的比较自然的道路时，它们才会走上罪恶的道路。我说它们有权，是因为体面、声望、荣誉属于人类，没有人能够拿出正当理由剥夺他们的体面、声望和荣誉，或剥夺使人类不同凡响的一切，使他们的生命枯萎凋零。
大自然让人类把报答置之度外，在他心中燃起难以言状的荣誉感，这真是一个好主意。这种荣誉感以希望为动力，是所有伟大行为的源泉，它可以抵制一切罪恶，它使人类世代相连，使个人与宇宙相连，它反对粗俗的欲望、鄙弃肮脏的享乐。愿灾难降临于扑灭这种神圣激情的人！他在这个世界扮演了罪恶原则的化身。他用他的铁腕把我们的额头接向地面，而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昂首阔步，以便凝视星空。
注释：
＇l＇ 艾蒂安·博诺·孔迪拉克：《引言》，收录在《帕马王子教程课本》中，日内瓦，1725年，12卷本，第4卷，2页。——译者注
＇2＇这些观点形成于八年前（1806），从那时以来，这些可靠的原则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给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普鲁士——我把它看作具有道德力量的文明民族的典范——似乎失去了它的活力和所有尚武精神。耶拿战役之后，那些读过我的著作的朋友问我，公益精神与胜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几年过去了，普鲁士已经从它的失败中复苏。它在一流的民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赢得了被后人感激的权利，赢得了被所有人类之友尊重的权利，并且激起了他们的热情。
＇3＇巴罗（Barrow）对中国的远航可能有助于说明，如果统治着一个民族的权力使那个民族变得静如死水，道德观念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参见约翰·巴罗爵士：《远航中国》（Voyage to China），伦敦，1804年。贡斯当可能引用了法文版本《远航中国——劳尔·马尔特尼旅行见闻补充》J．卡斯特尔编（J．Castere），巴黎，1805年，3卷本。——译者注
＇4＇为了使论据更加充分，我还是愿意再次谈到中国。那个国家的政府成功地禁锢了思想，把它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就连修习自然科学也只能在政府的指示和绝对统治下奉命行事。没有一个人胆敢开设一门新课程，或以任何形式偏离成规。因此，中国虽然不断遭到外国人的征服，但远不如中国人对自己的征服那么多。为了控制这种精神的发展，就必须破坏能够使人民自卫并保卫他们的政府的手段。边沁在住法原理》中指出，愚昧民族的领袖终将成为他们狭隘区又懦弱的政策的牺牲品。国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在加深他们的愚昧，以使他们更易于统治，事实表明，他们总是很容易成为第一批侵略者的牺牲品。［见勒米·邦塔姆（Ueremy Bentham）：《民法和刑法论文》；载《立法普遍原则及法规汇编的方法论》，E杜蒙（E。Dumont）编，巴黎，1802年。——译者注〕
＇5＇第一版为“因此，专横权力”。——译者注
13．专横权力统治下的宗教
人们也许会想，即使在最残暴的政府统治下，也会有一个始终对人类开放的避难所：宗教，在这里他可以卸掉自己内心的负担；在这里他可以寄托自己最后的希望，任何权力都不会机敏到如此程度，能到这个庇护所来追击他。然而专制政治却会到那里追击他。一切独立的事物都会使它发怒，因为一切自由的事物都威胁着它。过去它曾试图支配宗教信仰，而且认为可以随意给它们安排一项义务或罪行。如今，它从经验中学乖了，不再直接迫害宗教，但是它在注意寻找一切可以羞辱宗教的机会。
有时它把宗教说成是人民的惟一需要，它清楚地知道，人民通过对发生在他们头上的事情的一种可靠直觉的引导，决不会去尊敬自己的上司所不屑的东西，每个人都会通过模仿或出于自尊而把宗教推下台阶。有时暴政会突发奇想，把宗教变成权力的奴仆；宗教不再是从天堂上下来警醒或者改造俗世的神圣力量；宗教这时会拜倒在权力的脚下，成为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胆小如鼠的工具，留心权力的一举一动，听候权力的吩咐；它对那些鄙视它的人阿谈奉承，只向各民族传授权力认可的永恒真理。它的牧师们在受着奴役的圣坛脚下，结结巴巴地讲述着断语残篇。他们不敢以无畏而自信的语调发出那种古老的天籁，他们远远不是在表达现世的伟大，像波舒哀谈论那位评判国王的严厉的上帝一样，他们在主人轻蔑的目光面前，诚惶诚恐地寻找着谈论他们上帝的字眼。不过，假如他们没有被迫用宗教去支持不人道的法律和掠夺的命令，他们还算是幸运的。无耻啊！我们看到他们以和平宗教的名义下令侵略和屠杀，让政治诡辩站污圣经的庄严，把他们喋喋不休的说教伪装成宣言，祈祷上苍保佑罪行得逞，这等于指控上帝是罪行的同谋，从而亵读了上帝的意志。
然而，不要以为如此奴额婢膝就能使他们免受屈辱：那个不作任何让步的人，有时会被突然的谵妄所支配，正是因为没有人挺身反抗以使他恢复理性。康茂德有一次带着安努毕斯雕像出席庆典，突然心血来潮，用塑像作棍棒，把那位陪同的埃及祭司打昏在地。这就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的确切象征，是那个目中无人而又反复无常的保护人的确切象征，他在虐待宗教和发出侮辱性命令时便会暗自得意。
宗教不可能承受如此之多的贬斥和侮辱。疲倦的目光将不再关注它的浮华；枯萎的灵魂将不再对它寄予希望。
必须承认，在经历了启蒙的民族看来，专制政治是否定上帝存在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我说在经历了启蒙的民族看来，是因为对于愚昧的民族，不必消灭它们的宗教信仰就可以压迫它们。然而，一旦人类精神踏上理性之路，一旦出现了怀疑，暴政的登场亮相似乎就要用可怖的证据支持那种怀疑的权利。
怀疑提醒人类，他的命运得不到正义之神的关注，实际上已经被抛给人类中最残忍、最卑鄙者的狂想。这种怀疑精神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忠于失落的信仰，都是懦弱而胆怯的想像引起的幻觉，因为实际上是恶有善报，善有恶报。它会说，在这转瞬即逝的生命过程中，在这既无过去也无未来、像怪异的灾星一闪而过的时刻，最好的作为就是抓住每个机会捞取好处，闭眼不看等着吞没我们的深渊。专制政治用它的全部实际行动宣扬着同样的信条。它鼓励人们在危险包围中骄奢淫逸；他应当抓住每一分钟及时行乐，因为无法确定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在切实可见的愚蠢而残酷的统治下，若想仍然对不可见的贤明与仁慈的统治抱着希望，非得有真正的坚定信仰才成。
这种强烈而坚定的信仰不可能出现于古代民族。他们当中有教养的阶层，会以不敬神的态度为自己所受的奴役寻求些许补偿。他们会抱着溢于言表的勇气，鄙视他们不再惧怕的权力，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卑劣程度远比不上那种曾经使他们惧怕的权力。人们可能会说，由于今世的声名狼藉，确实没有来世反而对他们是一种安慰。
我们为时代的开明、神权的毁灭和政教斗争的停息而感到自豪。但是就我来说，我承认，如果必须要我作出选择，我宁愿接受宗教统治也不要政治专制。在前者的统治下，至少在奴隶当中还存在着名副其实的信仰，只有暴君是腐败的；但是在脱离了宗教思想的压迫之下，奴隶会像他们的主人一样腐败和卑鄙。
我们必须怜悯一个被迷信和愚昧的重负压弯了腰的民族，不过也可以对它表示尊重：这样一个民族还保持着某种真实的信仰，尽管它犯下了错误；它仍然怀有某种责任感；它仍然拥有某些美德，尽管那些美德受到了误导。只有那些疑神疑鬼的走狗们在驯服地爬来爬去，热心地忙前忙后，拒绝接受上帝，只在某个人面前瑟瑟发抖，除了恐惧，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动他们；除了压迫者从高高的王位上甩给他们的薪俸，没有任何目的；一个自甘堕落的人种，没有直起脊梁的希望，没有可以原谅的错误；这种人种已经从上帝指定的人类行列中倒下；他们残存的天赋和展示的智力，无论对他们还是对世界来说，不过是一种额外的罪恶与耻辱。
14。人们不可能甘愿顺从任何形式的专横权力
如果这就是专横权力的后果，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人们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顺从它。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甘愿顺从专制政治，因为它是专横权力的形式之一，而在法国，被称为自由的政治则是专横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即使说这种假冒的自由是一种有别于专制政治的专横权力的形式，我也不敢苟同，因为它纯粹就是专制政治，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有人在描绘法国的革命统治时把它称为无政府状态，＇1＇即没有统治，真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毫无疑问，在革命的统治下，在革命的法庭上，在惩治嫌疑犯的法律中，统治不但没有缺席，而且持续表现为普遍的残暴统治。
确凿无疑的是，这种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就是专制政治，法兰西的现任主子以专制政治为榜样，学来了它的全部手段，保存了它颁布的所有法律。他经常允诺废除这些法律，却又总是推托回避。他不时地自夸中止了它们的效力，但却把它们留为己用。他否认自己是它们的始作俑者，但却成了它们的继承人。那是一个有毒武器——他可以随时予取予夺——的军火库。这些法律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就像悬在空中的云层和待命出击的伏兵。
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收到了1813年12月27日的法令，在上面我看到了这样三项条款：“4．特派员被授权根据形势和维护公共秩序之要求，采取任何严厉的治安措施。5。同样，他们被授权组成军事法庭，亲自或由特别法庭审判任何受到指控的亲教者、通敌者或图谋作乱者。6．他们有权发布公告和签署命令，此等命令对所有公民均具强制性，凡司法、民政和军事机构均须一体遵行。”难道这些特派员不像国民公会派出的总督吗？我们不是在这个法令中再次看到了毫无限制的权力和革命法庭吗？如果罗伯斯庇尔的统治是无政府，那么拿破仑的统治也是无政府。但是错了——拿破仑的统治是专制政治，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也是地地道道的专制政治。
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两者都破坏安全感，践踏法律保障。但是，在这两者中，专制政治盗用了它所亵渎的形式，给它所指定的受害者戴上枷锁。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都把野蛮引入文明，但无政府状态是让所有的人都回归野蛮，专制政治则专为自己保留了野蛮，并打击它的奴隶，用它所摆脱了的镣铐束缚他们。
因此，说今天准备顺从专制政治的人要比过去多，这绝对不是事实。一个被二十年动荡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民族，确实已经疲惫不堪，可能会在一个暴君的压迫下酣睡片刻，就像一个精疲力尽的旅行者可能会在一片森林中睡倒而不顾强盗的出没：这种暂时的昏睡不能被视为一种常态。
那些主张专制政治的人实际上是在说，他们既想做被压迫者，又想当压迫者。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他们并未理解自己在说些什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他们就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他们。
你想用不同阶层的眼光判断什么是专制政治吗？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可以想一想特拉西斯和塞内加；对于人民来说，应该想一想罗马的大火和对各省份的蹂躏；至于主子本人，则应记住尼禄和维特利乌斯之死。
我认为，为了检验僭主政治是否能够用专制手段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