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上的拿破仑-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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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而写？
这是文学创作的目的问题。巴尔扎克对此也有过深刻的思考，并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他强调文学要具有教育作用，“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同时，他看到，如果文学家摆出一副道学家的尊容处处给人布道，那么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审美价值。因此，他提倡寓教于乐，他说：“只创作也不够，还必须经常娱乐人”，使人们在轻松地阅读中得到享受，进而潜移默化地受到启发。读者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观念，他们有自己独立意志支配的“接收屏幕”，巴尔扎克从接收美学的角度认识到：“如果能使读者思考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必须保持向读者说话和使读者听话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只有象获得它的时候那样，就是说，一面要使人得到消遣，才能保持得住”。虽然巴尔扎克未必象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观众读者是上帝”，但他很清楚地明白，只有得到读者的认可，受到他们的欢迎，才能传达自己的思想与主张，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
以什么来教育他的时代呢？巴尔扎克主张对人们进行去恶从善的教育来获得社会效果。当时就有人指责他，在作品中有德行的人太少，而为非作歹的人太多，说他是一个专写“恶”的作家。巴尔扎克严正地回答，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为罪恶开清单，“在恶习上做一个记号，以便将它去掉”，让读者在善与恶的对照中受到教育，进而弃恶扬善。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累累，然而敢于直面人生，揭示出社会痼疾，是很需要些胆识和勇气的，巴尔扎克就具备了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为了真理，他不怕开罪人，不怕成为众矢之的。1839年，《幻灭》第二部在报纸上连载时，由于巴尔扎克无情地披露了新闻界和文艺界的种种黑幕，不少卫道士对他狺狺不休，骂他“谎话连篇”，甚至咒他“呜呼哀哉”，巴尔扎克对此不屑一顾，他义正辞严地在《序文》中说：“拿什么来说明时代呢？每一个作家都心急火燎地在寻找新的题材，可是却没有一个作家敢于拿起笔来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理应加以无情嘲笑的新闻界的阴暗面。”
不要以为巴尔扎克一味写“恶”，总在塑造“邪恶之徒”，他声明：“我为《人间喜剧》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就是这种善与恶的有益对立”，“你将看到，在《人间喜剧》中，丧失荣誉的人很少有好结果”。谁看过他的《欧也妮·葛朗台》都不会去学习葛朗台做个吝啬鬼，只会对纯洁如羊羔般的欧也妮寄于同情；《幻灭》“至少可以叫人懂得，要得到高尚和纯洁的名声，坚强和正直可能比才能更为必要”。归根到底，巴尔扎克执行着艺术家的天职，施行着对丑恶现实动手术刀的神圣使命，解剖“恶”弘扬“善”，为淳化社会风气，教育他的心爱的读者们而辛勤创作，奉献着毕生的精力。
文学史上的丰碑—— 《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是在1833年产生构筑《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的设想的。他决心把自己从《朱安党人》起写的所有作品汇成一个总集。起初，他想用《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为题来概括自己的所有作品，到了1834年，他又更名为《社会研究》。也就是在1834年，在统筹规划的思想指导下，他写成了名篇《高老头》，在这部小说里，过去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再次出现，未来作品中的一些人物首次登场，《高老头》仿佛是一座雄伟巨大的立交桥，将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聚集到这一焦点上，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人间喜剧》的奠基之作。
1841年，巴尔扎克受中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可直译为《神的喜剧》）的启示，决定把自己的作品总集定名为《人间喜剧》。他计划写作一百四十三部长、短篇小说，塑造人物两到三千人，让形形色色的角色在人类社会这个大舞台上表演、展示，演出一幕幕人间喜剧、悲剧。《人间喜剧》的初版广告中有一段说明：“聪明的读者用不着等到今天，便明白巴尔扎克先生从他的写作生涯开始，就想出了一个广大的计划，他的每一种小说只是这个拆开来的一个场面……作者的计划是要给我们的近代社会的人情风俗，穷形尽相，起草一篇忠实的历史，绘就一幅准确的图画。”1842年，巴尔扎克撰写了《〈人间喜剧〉·前言》，全面阐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原则。至此，巴尔扎克用热血和生命浇铸的《人间喜剧》终于巍然屹立起来了。它以自己的实力向世人昭示：“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代表一个时代”！
金字塔式的结构
对《人间喜剧》的布局，巴尔扎克早已成竹在胸，他把这一巨大的工程分为三大部分——《风俗研究》：“要反映一切的社会实况。我要描写每一种生活的情景，每一种姿仪，每一种男性或女性的性格，每一种生活的方式，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社会地位，每一个法兰西的省份，童年、青年和老年，政治、法律和战争——没有疏漏任何一项。这一部分写完之后，人类心灵的故事一点一点的揭破了以后，社会的历史一页一页的展开了以后，我的基础就奠定下来了。”《风俗研究》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大的部分，它是这个大厦的扎实的基础；第二部分《哲理研究》：“要说到感情的来源和生活的动机，我要提出这个问题：社会或个人的生命所必要的推动力量或条件是些什么东西？用这个方式讨论了社会之后，我就要用批判的眼睛去考察他。我要在《风俗研究》里把个人写成典型；而在《哲理研究》里我就把典型描写为个人。不过，我描写的总永远是生活。”在巴尔扎克看来，这第三个部分《分析研究》是为了说明“结果和原因之后”的“追求原则”，他说：“风俗提供给我们戏剧，原因代表舞台。最后，原则就是这戏剧的作者。不过在比例方面，因为整个工程是由螺形的方法往上建立起来的。顶层就窄了下来，变成集中的。如果我需要二十四册写《风俗研究》的话，我就得需要十五册写《哲理研究》，但是《分析研究》只要九册就够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描写、批判和分析人的本身、社会和人类……”
巴尔扎克对自己的创作意图说得很清楚，他要在《风俗研究》中描写法国当时的社会风貌；在《哲理研究》中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找出隐藏在人物、激情和事件后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要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产生这一切的根源。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巴尔扎克比一般作家的高明之处，他既有艺术家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又有着哲学家的睿智聪颖的头脑。他不满足于作品停留在感情体验的阶段，而是力图把对社会的本质把握贯穿于小说之中，使作品既有社会现实的宽度又有历史哲学的深度。巴尔扎克曾借助于他的人物之口道出过自己的心情：“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在《人间喜剧》中，他的思想和学说正是由明晰的体系来传达的。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间喜剧》，与巴尔扎克的初衷相吻合，是金字塔式的结构。份量最重、篇幅最多的《风俗研究》为稳固的基础。作者根据题材类别把这一大部分又划为六个生活场景，它们是：
1、《私人生活场景》，计划写三十二部小说，实际完成二十八篇，代表作有 《高老头》这部奠基作，还有以高利贷者为描写对象的《高贝赛克》、以遗产纷争为主题的《夏倍上校》等。
2、《外省生活场景》，完成了十二篇，名著有《欧也妮·葛朗台》，淋漓尽致地塑造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吝啬鬼形象；《幻灭》描写了外省青年在金钱世界里堕落的过程。
3、《巴黎生活场景》，写出了十七篇，其中《纽心根银行》、《贝姨》、《邦斯舅舅》都是不朽之作。这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4、《政治生活场景》，份量不大，只完成了四篇，较优秀的有《恐怖时代的一个故事》。
5、《军事生活场景》，巴尔扎克对这一部分曾有过宏伟的计划，想写三十二部小说，结果完成了两部。其中的《朱安党人》为《人间喜剧》的开篇之作；《沙漠里的爱情》也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短篇。
6、《乡村生活场景》，完成了四部。代表作有《乡村医生》，巴尔扎克试图证明，在金钱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还有“玉洁冰清的品格”和道德存在。
由这六个生活场景组成的《风俗研究》占去了《人间喜剧》九十六篇中的大部分。这是一个扎实的基础，稳固的根底，为建筑其上的部分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风俗研究》的重头在前三个场景中，符合其描写社会风俗的宗旨。
《哲理研究》规模不大，不再分类。巴尔扎克本来计划写二十七篇，结果完成了二十二部。其中的《驴皮记》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
《红色旅馆》描写金钱战胜人性。
《分析研究》是金字塔的尖顶部分，只有两部作品：《婚姻生理学》和《夫妇纠纷》，还有三篇只有篇名而没动笔。
这就是 《人间喜剧》的布局。《风俗研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哲理研究》、 《分析研究》建筑其上，一个不可移易的“金”字塔由此构成。虽然由于巴尔扎克正值创作的黄金季节撒手而去，计划中的一百四十三篇只写成了九十六部，遗下不少空目，但是，这近百部佳作组合成的统一形式，这洋洋大观的金字塔式的阵势，足以称得上“前无古人”了，时至今日，我们还尚未见到“来者”。
这还仅仅涉及的“结构”！
法国社会的忠实“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秘书”，巴尔扎克如是说。
这是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呢？
巴尔扎克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复杂、社会关系在暴风骤雨中不断发生剧烈演变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巴尔扎克出生的前十年，爆发了法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拿破仑发动的历次战争中度过的。巴尔扎克亲身经历了法国1830年和1848年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他身经三个朝代：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目睹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资产阶级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在各方面显示出了它的进步意义。批判封建专制，主张“天赋人权”，宣扬“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似乎都吻合了“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理想。法国启蒙主义的先进人物，如孟德斯鸠、卢梭，特别是“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狄德罗认为，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就会出现一个普遍幸福和繁荣昌盛的时代。他们无情地批判和谴责封建制度，歌颂人类的理性。他们把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理性的载体，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的王国”。然而，十九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普遍建立，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里掌权后，深刻的社会危机暴露出来了。资产阶级借助广大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反封建的胜利以后，随即就转向了保守反动，“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所憧憬的美好图景在现实中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贫富的悬殊、金钱的罪恶、道德的沦丧，使整个社会充满了“象瘟疫一样的铜臭气氛，遍地都是欺诈和罪恶”；这不但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和分化。
这就是巴尔扎克面临的“历史”，这就是巴尔扎克决心以“书记员”的身份要记录的现实。司汤达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一群资产阶级的“浪子”——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不满于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一群先进的作家——他们重新拿起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人道主义”，转而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以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的腐朽、丑恶为目标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在西欧各国蓬勃兴起。
让我们来看一看巴尔扎克立志要描绘的这部“完整的历史”具有怎样的面貌。
恩格斯是这样概括的：
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
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
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理解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也即抓住了巴尔扎克作品的灵魂与本质。
资产阶级的罪恶发家史
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都成了主宰，在 19世纪的法国已不容置疑。巴尔扎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他不是把这一现实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理性的胜利”，而是视之为启蒙主义者那个“理性王国”的破灭。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礼赞而是批判，不是颂扬而是揭露。并不是巴尔扎克有什么成见或情绪，而恰恰是他抓住了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看到这些咄咄逼人的资产者们虽然代表着新的时代，但他们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路途上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留下斑斑血迹。
于是，他用蘸满浓墨的画笔，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法国资产阶级的罪恶、血腥的发家历史的长卷，让我们宛如身临其境地看到一个个“当代英雄”的惊心动魄的表演。
泰伊番，当他出现在《驴皮记》里的时候，已是一位肥硕的银行家了。因为腰缠万贯，使得他高人一等，人们尊重他，法律保护他。他自己很明白财富的威力，他说那是一张“蛮横无礼的特许证件”，你只要是百万富翁，那就自然权力无边。一个人只要有钱，“他是国王，他无所不能，他在一切之上，象所有的阔人一样。从此以后，对他来说， ‘在法律面前法兰西人一律平等’这句话，只不过是写在宪章里的一句谎言。他将不用服从法律，倒是法律要服从他。没有为百万富翁准备的断头台，也没有为百万富翁准备的刽子手。”然而，这个目空一切的暴发户的最初的财富来源却是谋杀了两位无辜者的生命换得的，而其中一个还是他自小亲密无间的同学和朋友！巴尔扎克在另一部小说《红色旅馆》中，揭露了这个银行家的罪恶而血腥的发迹史。靠杀人越货起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又何止一个泰伊番！巴尔扎克以犀利的笔触一针见血地直指社会根源，他把泰伊番的全部财产比喻为“一滩血”，“他的任何微小的幸福”“都是罪恶的果实”，然而并非只此一家，书中一位律师说：“如果都要盘根问底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