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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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须经常板起面孔来威吓学子们，而且多半还备有一根可以伸到教室中每一个
角落的长竹竿，随时对以对不听话的或背不出书的学童敲下去。所有的这一 切，
对儿童的。已身发展都是不健康的。
在今日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形。然而，为了不让内省式的“自
我”浮现，因此在一个幼儿还未能选择之时，就灌输其某种思想的做法，却仍然
是一种常情，如我参观幼儿园时看到他们唱颂伟人之歌。因此，这仍然是一种将
“良知”国有化的程序设计。
至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中国人要求父母们达到
的理想标准是“严父慈母”。因此，母亲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慈祥的，对子女纵
容的，而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则必须是严厉的，对子女威吓的。一般来说，在五
六岁以前，儿童是在“慈母”的纵容之下度过，五六岁之后，就处于“严父”的
教鞭底下了（因此，在这里，“养”与“教”似乎也有一个形式上的分工）。
然而，不论是在谁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 的方向发展。在
中国这个没有个体“灵魂”的文化中，每一代训练下一代的“人格”，都是去符
合“二人关系”创人格，必须在别人面前“做人”的人格，因此，也是“他制他
律的人格”。“个性”既然无从出现，每一个人生活的意向遂集中在大家一样的
“身体化”的需要之上，至于超乎自己的“身体化”需要的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
，则表现为对别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的关怀与照顾之上。这种建筑在“
身体化”需求之上的“心意”，甚至还渗透到中国人的政治行为中。例如，中国
人左派的统战方式，就是用“关心群众生活”的方式去使对方“交心”。因此，
中国人的“大同”境界，也只能是具有“亲民”基础的集权主义。
在家庭中，“慈母”对子女的照顾，一般来说是“养”，但也只能涉及“身
体化”的需要——饮食、穿衣、睡眠——其中义以“饮食”为主要内容。本来，
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幼儿也只能照顾到这一个地步，因为“人格”之形成乃每一个
人自己的事，是不能代劳的。然而，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教养，并不着重发展“个
性”，而只是要其去迎合别人，亦即是培养“和为贵”与“息争”的态度。而且
，中国人对子女的感情训练，也不是准备使其独立，而是使其永远地对自己依附
。因此，就将这个以满足口欲为主的“身体化”阶段无限地延续下去，亦即是永
远将其当作是只处在一个阶段的人。一个人即使到了三四十岁也好，在“慈母”
眼中，却永远将其当作是一个必须常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而不是当作是
一个“性”已经萌芽了的成人——在这一个方面，上一代永远是采取讳莫如深之
态度的。因此，中国人不论在思想感情方面，抑或是身形体态方面，都出现了严
重的“非性化”倾向。
这种永远将儿女当作是“小宝宝”的作风．可以用鲁迅的一段话下评语：“
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鲁迅：《热
风》．人民又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二十四孝”中“老莱娱亲”的故事
，就很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恒童年状态。
中国社会要求“严父”做到的，义是另一种任务，那就是“教”。如上所述
，中国文化注重培养的，是一种“他制他律的人格”，因此必须把每一个“个人
”都当作是“不道德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用内省的方式作自我决定的“良知主
体”或“权利主体”。因此，就不去训练每一个人用“选择”或“批判”的方式
去接受社会的规范，而必须像驯服野兽一般，用外力将它制服。“严父”为了完
成这一项任务，就必须用威吓的手段，甚至出手到“打”。即使一个人的气质是
不严厉的，在子女面前也必须装出这副面孔，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害了下一代。正
如《三字经》所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严父”既然是用驯兽的方式去“教养”子女的，因此。在对即使已经成年
的子女施以打骂时，就往往以“畜牲”称之。然而，假如驯兽师的电鞭没法除净
狮子与老虎体内最后剩余的一点兽性，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他制他律”的方式
，除了在人格的主要内容方面造成没有个性，没有尊严，逆来顺受的态度之外，
也是没法子除净人的最后一点“私心”的．就如同在“天下为公”的国有化一统
体制底下，永远也没法子铲除“自留地”一般。然而，这个“私心”是没有合法
地位的，而且是不知道如何由自己去控制的，因此，一有机会就会在公众头上倒
屎倒尿。（详下“中国人的‘私心’”这一个分节。）
因此，中国人遂永远地被保持在一个“他制他律”的童年状态中。鲁迅说得
好：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
不是‘人’的萌芽。”（鲁迅：《热风》．人民又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
当一个西方人受到别人的称赞时，他总是说：“谢谢广亦即是接受的意思
。而当一个中国人面临同样的场合时，却总是赶紧地连声说：“我不行！我不行
！”
后一种情形，可以只是一种谦辞，听的人往往心里很受用，但是在表面上总
要谦虚一番，因此并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然而，对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
—来说，却是出自真心的惊然，因为中国文化没有促使个人对自己有太高的估价
。
的确，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养，只是使人“快高长大”，并没有让他去形
成坚强明确的“自我”，反而是教他如何在别人“面”前不要过分表现“自我”
。于是，在“羞耻感文化”作祟下，就不只是听到别人当“面”称赞自己时，会
“脸”红，即使是偶尔“面”临“对方”自夸的场合，也会替他“脸”红，热血
会冲到耳根子里，甚至背发冷汗。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像美国总统候选人那样公
开地说：“我将是你们选出来的最好的总统，请投我一票！”就真正是“晤怕面
增”。
因此，中国人不是互相铲平的话，就是白我铲平，即使在家庭内，如果子女
当众说自我欣赏的话，上一辈就会作出做人要谦虚一点的告诫，或者，掉过头来
，如果母亲当客人的“面”称赞自己女儿，后者亦会急着抗议：“阿妈啊！……
”
一个人如果不具备制造吸引力的心理化学，即使穿上华服或抹上浓妆，也是
无补于事的。不论一个人如何妆扮，无知无欲的儿童化心理状态、中性化的外观
与体态、不见七情六欲的“好人”表情，或因“非性化”而造成的不愉悦表情—
—无论是“嬲爆爆”、“面臭臭”，抑或“吃冷猪肉”——都会破坏整个美感效
果。一般来说，香港人的衣着比美国人还要讲究，有的还引进“名牌”欧洲时装
，然而，因为身上缺乏鲜明的“性格”轮廓，因此并不能达到法、意人士同样的
效果，反而会给人一种着在空架子上的感觉。
外形的美感往往是“性格”的表现，因此，不一定要华服与盛装，更主要的
因素是符合自己的个性。例如，在美国校园中看到一些从乡下来的女学生，一年
级时还穿得很整齐，但也很“土”，上了二三年级后，她们就让自己的“个性”
发挥出来了，有时梳起个非洲发型，穿起比较不整齐的服装，反而更胜于前。因
此，如果不具备心中挥洒自如这个“个性”的因素，那么，即使学别人身上穿着
好看的衣服，面上涂上化妆品，也不见得创造了什么美感。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陆，女的几乎一律是“清汤挂面”，男的则
一律被搞到像“霉干菜”一般，再加上黯淡的建筑物，结果，灰色就成为了人文
景色的主调。这基本上是一种反对生命的气氛。因为，连懂得一点常识的人都会
知道：如果将一个人放在五颜六色的百花圃中，他的心理景色也必定会被照亮起
来，人也跟着“活”起来；然而，如果将他放在一个四面灰墙的斗室中，他的心
理景色也势必变成灰色，而人的精神也会“沉”下去。
有人认为，这是大陆当时经济落后的结果。笔者绝对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来
，80年代以前的大陆服装，为了将人的线条掩盖起来，往往就用掉过多的布料。
例如，男装的裤．除了裤管过于宽大之外，还将束腰的地方定在肚腹之上，而不
是像国外那般定在腰下。因此，如果不是为了“道德上”的原因，就至少可以 省
下十亿尺布。此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就没有如汉族那样搞到“霉干菜”一
般。笔者到过新疆，发现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的服饰就很鲜艳，女的全部带耳环
，而且，他们穿的其实也不算什么民族服饰，反而有点接近苏联境内以及中东的
土耳其人西式服装。然而，在这些地区，凡是汉族气氛所到之地，就是灰压压的
一片。
此外，也不能说这是“封建残余”，因为，这个铲掉“个人”吸引力的“存
天理，灭人欲”倾向，只有到了建国以后一个特定的时期，才发扬至最高峰，而
且还在群众性的广大范围内展现。这是典型的中国人“良知系统”的表现，而不
是什么“封建社会”的表现。今日处于真正“封建社会”下的阿拉伯人，反而产
生了比西方男士更具雄风的男性，他们懂得如何去制造自身的魅力，就如同游牧
民族懂得如何去培养良马的鬃毛色泽一般。至于中国的男性，则往往是垮垮的。
这个由“死亡崇拜”造成的灰色景象，其实只是不生不死状态在外形方面的
一个表现。这个状态，一方面保证每一个人的生物性的生存（亦即是“身体化”
的需要），另一方面却不让整个生存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种心态，往往还反映
在其他方面。例如，当时有中外合资拍电影之举，在剧本方面总因浪漫情节过多
而屡遭中国方面要求删改，因此，外国电影丁作者就说：把情节弄得越乏味，中
方就越容易接受。
显然地，一个人在一方面不让自己有吸引力，在其他方面也不会注重吸引力
的，而且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因素存在。当时有一位替公司常驻北京的美国旧
同学告诉我：她曾经将一个样品交付大陆的工厂试制，同时也将同一样品交托其
他国家试制，这种试制是竞争性质的，看谁试制得最好，就将这个产品交 给它去
生产。然而，当时中国公司将试制品交回来以后，却走了样，她去询问，得到的
答案却是：“你们的要求太高！”使她对中国人缺乏“优胜”的观念感到大惑不
解。
确实，一个使自己也不具有吸引力的人，又怎会去考虑到其他事物的吸引力
。中国文化搞“自我压缩”的“死亡崇拜”，的确也做到了对好的与坏的感觉都
麻木的状态——它是生中之死，换而言之，是一种慢性死亡。
到目前为正，“人”的状态并不是顶理想的，他还可以朝更好的方向进展，
因此尼采认为“人”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东西。
2005…5…22 21：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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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存在就是“胃”感知
xawb 2004…10…20 11：52：45 深圳商报
王绍培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著名短语，也是他的哲学意
见。这当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换个角度去看，他的话其实比较近情近理
呢。
或者说比较近中国人的心思。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
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
于寂。尔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林语堂也是感官至上或者肉体至上主义者。他说：
鬼魂或者天使，如没有肉体，真等于一种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泓清水，没有
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下；看见一盆北平或长岛的鸭肉，却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滋
味；看见烘饼，却没有牙齿可以咀嚼；看见我们亲爱的人们的脸蛋，但我们无法
把情感表现出来。
王阳明的话比较诗意。林语堂的话比较“食意”———因为他两度说到吃。
写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孙隆基多次说到中国人之爱吃、善吃，确是世界
第一。比如，他说，先是在香港、后来在台湾，都看见一层又层的酒楼，这是世
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现象。在日本，倒是有一层又层的书店，也是世界仅见。
孙隆基写到：
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强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
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地会意识到：贪饕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
。
日本人按说更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吃”的态度更像清教徒，他
们食物的量总是那么不足。在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中，千寻的父母一开始
就因为状如饕餮之徒大快朵颐而变成了猪——这个意象看来也是意味深长的。
孙隆基看见的酒楼连城的现象，现在也在深圳以及其他经济富裕的地方出现
了。“食街”显然是城市中最具扩张性的空间，它迅速地进入每一个社区。在食
街，永远车如流水马如龙。
你可以从老百姓的话里知道，吃其实就是我们的终极价值或谓终极关怀。当
听说某人去世，有人问，他吃没有吃过，喝没有喝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个
问话的人就会说，那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如果这个人要表达一下他的存在观
，那应该是：存在就是“胃”感知。
2005…5…22 21：54：18
yuweiy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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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渊源
如果按人口基数的比例，全球拥有６０亿人口，中国拥有了１３亿，占全球
人口的２１％，再怎么样摊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概率不至于为“０”吧，但事
实上，我们的确为“０”，究竟是何原因促使它为“０”呢？这引起我极大的兴
趣想探个究竟。
文字做为文明的标志，现在有史考证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甲骨文，然甲骨
文的成形源于最初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