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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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噬系扔�1/（1－MPC），此数值被称为凯恩斯乘数。但是，这个总和可能要远大于第一轮的政府刺激。若MPC为05，凯恩斯乘数就是2；若MPC为08，凯恩斯乘数就是5。我们通常认为，乘数只与那些易于进行度量的变量有关。但是，乘数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特殊变量，或者不那么容易度量的变量。因此，不仅有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和政府支出乘数（它们分别代表当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发生1美元变动时，收入会发生怎样的变动），信心乘数也同样存在。信心乘数表示由于信心的1个单位变动（这种变化总有办法感知或度量）而导致的收入变动。像消费乘数那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信心乘数是若干轮支出的结果。与上文列举的各轮消费支出中的反馈机制相比，信心乘数中的反馈机制要有意思得多。信心的变化导致收入的变化和下一轮的信心变化，而每一轮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信心的存在会对乘数产生更深层的影响，其他乘数也高度依赖于信心水平。当前的经济（截至2008年11月）状况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信心低落导致信贷市场冻结，贷款人不相信能收回贷款。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想花钱的人发现，他们难以得到所需的信用；那些提供商品的人发现，他们难以获得所需的流动资金。其结果是，通常的财政乘数，无论是来自政府支出的增加还是减税，都会较小，而且有可能更小。
公平
阿尔伯特？李斯是一位有见识的聪明人，事业有成。他生于1921年，大学就读于欧柏林（Oberlin）学院，后来又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后由于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他在学校里逐级提升，从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最后做到系主任。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尤其是工会问题，并写作出版了一部力作《工会经济学》。11996年，他离开芝加哥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不久之后就开始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福特总统任命他为工资与价格稳定委员会主席。其后，他重返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务长，最后出任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主席。 在去世之前，李斯为一场研讨会（此前三年，李斯也被邀请参加一场类似的研讨会）撰写了一篇纪念老朋友雅各布？明塞尔（芝加哥学派另一位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的文章。他利用这个机会回顾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一生，他坦率地承认：在他后半生主要从事管理工作的经历中，他发现，自己早年进行的分析研究里存在致命的疏漏。作为一名管理者，他必须不断地决定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这一概念在他的分析中消失了踪影。 在许许多多的经济决策中，对公平的考虑是一个主要动机，它同我们对信心的感觉有关，同我们有效地开展协作的能力有关。当前的经济学对公平的看法语焉不详。尽管有大量文献讨论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但是，在解释经济事件时，公平因素在传统上通常只是第二位的。 然而我们坚持认为，如果这样的动机在经济争论中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就有必要对此加以纠正。我们认为，对于非自愿失业、通货膨胀和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这类基本的经济现象，如果把公平因素考虑在内，就可以容易地给出解释。反之，如果不考虑公平，那么这些现象仍将是不解之谜。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篇（第八章和第九章）阐述这一具体问题。
2第二部分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经济中的动物精神，还必须了解经济的阴暗面，即反社会行为的倾向，以及时不时发生或者难以被发现的崩溃和失败，这些崩溃和失败会使经济动荡不安。经济波动部分归因于公然腐败的显著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欺
腐败和欺诈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经济中的动物精神，还必须了解经济的阴暗面，即反社会行为的倾向，以及时不时发生或者难以被发现的崩溃和失败，这些崩溃和失败会使经济动荡不安。经济波动部分归因于公然腐败的显著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欺诈（即技术上合法但心术不正的经济行为）的普遍程度也随时间而变化。 美国最近三次经济衰退分别是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的衰退、2001年3月至2001年11月的衰退以及自2007年12月开始的经济衰退。腐败丑闻还影响到了衰退的严重程度。因此，让我们逐个案例地分析腐败及腐败的小伙计——欺诈在这三次衰退中所起的作用。这些案例可以当做腐败在任何地方的衰退中都会发生作用的例子。腐败丑闻总是相当复杂的，但也是相当简单的。说简单，是因为它们总是违背一些基本的、有关合理合法挣钱的会计原则；说复杂，是因为参与人总是设法用复杂的手段来掩盖他们的违规之举。 为什么新型的腐败或欺诈行为总是不时出现？答案部分在于，对这种行为的可观察到的惩罚随时间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政府重大反腐行动的记忆逐渐消逝。在一个腐败活动猖獗的时代，许多人可能认为，逃脱惩罚是很容易的。其他所有人也都会持这样的看法，对他们而言，似乎没有人会受到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严格坚持操守是完全理性的选择。在某些时候，降低操守可能还体现了社会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关于某类犯罪的惩罚概率的信息通过一个熟人间的网络进行传播。这一传播过程也是信心乘数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腐败会滋生更多的腐败。 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即繁荣的20年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公然违反法律到地下酒吧喝酒和赌博，而官方又疏于惩戒，成了法治不彰的年代。27警察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傻瓜才会遵守法律的规定。蔑视法律的现象俯拾皆是，人们对有关惩罚概率的信息视而不见。文学作品，包括1925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经济掠夺者大加颂扬。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金融掠夺横行的年代，它导致随后几年里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极端反感；也正是因为这些掠夺行为，1929年之后及更晚一些时候，美国法律出现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包括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39年的《信托契约法》以及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 20年代之后的文化变化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休闲活动。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2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定约桥牌（contract bridge）风靡一时。1941年大萧条结束时，由美国扑克牌制造商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定约桥牌已经变成了最流行的扑克游戏，有大约44％的美国家庭在玩这种游戏。28定约桥牌是一种需要同伴的游戏，同伴间必须配合，自诞生伊始，它就成了一种备受推崇的社交游戏，用于交友，甚至找情人。它也被公认为一种学习处事技巧的手段（尽管玩牌偶尔也会导致友情破裂或离婚）。但是，定约桥牌很少用于赌博。 到了21世纪，定约桥牌已经式微。在人们眼里，它已经成为一种老掉牙的游戏，很少有年轻人喜欢它。不过，近些年来，扑克游戏，尤其是21世纪的新扑克游戏——得克萨斯梭哈，正在流行。这类游戏都是单打独斗型的，而且经常用来赌钱，虚张声势或“不动声色”等形式的骗术在这类游戏中特别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在牌桌上发生的事情与经济中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联系。但是，如果数百万人在玩的扑克游戏都可以有欺骗行为的一席之地，我们还能天真地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商业领域吗？
货币幻觉
本书作者之一最近注意到波士顿通勤列车上的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条第43A款——单处或并处不多于10日的监禁，罚金不多于50美元。”这两种惩罚看起来很不相称。 这块告示牌描述的是货币幻觉，这也是宏观经济学欠考虑的一个要素。当决策受到名义美元金额的影响时，货币幻觉就会发生。 工资合同和货币幻觉。只有极少的劳动合同包含生活成本调整（即指数化），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吃惊。1976～2000年间的加拿大工会合同的相关数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合同中只有19％是指数化的，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指数化，它也远非一一对应的：通常只有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超过某一设定的目标值时，生活成本调整才会启动，在到达该水平之前，通货膨胀对工资没有任何影响。在大约三分之一这样的指数化合同中，实际通货膨胀率低于临界值。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提供或接受指数化合同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用货币而不是用实际值来思考。这种不对称的生活成本调整清楚地表明，货币幻觉是存在的。 债务合同和货币幻觉。不仅大多数工资合同以名义值表示而未指数化，金融合同通常也采取这种形式。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一张债券相当于一份债务合同）在到期前通常按某一固定利率支付利息。虽然通货膨胀在变化，但大多数现有债券的利率是不会变化的，许多抵押贷款执行的是固定利率。而且，即便是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利率随当前利率而调整），也根本不是通货膨胀中性的：即便是通货膨胀中性的抵押贷款，本金的美元价值会随着通货膨胀率而上升。因此，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按实际值计算，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的持有人会及早偿还贷款。 会计核算和货币幻觉。据说，会计核算是企业用语。管理者使用损益账户来评判他们是表现“出色”并扩张业务，还是表现“糟糕”并收缩业务。会计核算是资本决策的基础，外部人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的看法也是以该企业的各种会计核算为基础的。因此，会计核算是股票价格的基础，也是放款人决定向企业收取什么样的贷款利率以及是否放款的基础。会计核算也是企业大多数税务核算的基础，例如损益核算决定了利润所得税，它们在决定企业何时或是否宣布破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既然会计核算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如果会计账户是以名义值而不是实际值计量的，就可以推断，以会计核算为基础的决策也建立在名义账户的基础上，因而也以货币幻觉为基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货币幻觉就一定存在。 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里亚尼和理查德？科恩提出了一个检验。他们的检验使用了公司会计核算中已知的通货膨胀偏差。他们分析了股票价格反映的究竟是经通货膨胀偏差调整后的利润，还是未经调整的利润。他们发现，股票价格并没有反映通货膨胀。不存在货币幻觉的假设似乎又一次被违背了。 这些例子只是货币幻觉的个别体现而已。我们将看到，考虑货币幻觉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宏观经济学，一个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政策结论的宏观经济学。我们又一次看到，动物精神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故事
人类的心智是按照记叙式思维来构造的，它把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和动态变化的事件，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人类行为的很多动机来自我们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它们进而又产生了人类的动机结构。如果没有这些故事，生活很可能只是“一桩接一桩该死的事情”。对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一个机构的信心也是如此。伟大的领导人总是首要的故事创造者。 政治家是故事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关于经济状况的故事方面。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和公众交流，这样做其实就是讲故事。因为他们和公众的大多数互动都与经济有关，所以他们的故事也多半和经济有关。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墨西哥经济信心的高涨和低落，斯蒂芬尼？费尼尔对此给出了分析。她发现在过去50年里，墨西哥的经济信心在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任期内（1976～1982年）达到了顶点。他把墨西哥变成了托拜厄斯定义的“迫害”故事的主角：一个弱小的国家成功地战胜了强大、傲慢的对手。波蒂略在1965年发表了一部小说，题为《羽蛇神》（Quetzalcóatl）。羽蛇神是阿兹台克人的神，人们期待他像耶稣一样在伟大的转折时代复活。该小说在1975年波蒂略竞选总统之前再版，变成了关于墨西哥未来伟大成就的故事，而它本身也从古老的阿兹台克传说中获得了新生。总统专机也被命名为羽蛇神一号和羽蛇神二号。这个故事由于两个意外事件变得更具说服力：一是在墨西哥发现了新的油田，二是1979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暴涨。 20世纪70年代初，墨西哥已经认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当时最大的发现来自于坎佩切湾、恰帕斯和塔巴斯哥州，而那时正好是波蒂略就任总统之前。由于接二连三的油井被开采，探明的石油储量稳步上升。人们的预期疯涨，甚至有人宣称，墨西哥将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产油国，而当时沙特的探明储量已经超过了2 000亿桶。此外，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在1980年达到顶峰，比10年前的价格水平翻番还高。 墨西哥拥有做梦也想不到的财富的故事，牢牢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波蒂略从1976年开始，不断强调石油的重要性：“在当前时代，世界各国可以分为拥有石油的国家和没有石油的国家。”9 然后，他开始像一个富国的总统那样行事。就在全世界担心高油价有可能进一步攀升的时候，波蒂略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墨西哥的全球能源计划。1980年，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签署了《圣何塞协议》，同意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以优惠价格出售石油。这种做法相当于对外援助。1979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访问了墨西哥，这次访问被广泛理解成墨西哥已经成为重要富国的一个信号。 波蒂略助长了人们对墨西哥的信心，推动了经济繁荣。在他任总统的6年内，墨西哥的实际GDP增长了55％。不幸的是，在他任期结束时，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开始停滞。1982年，当波蒂略卸任时，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失业也增加了。腐败和公然的盗窃行为达到了前所未闻的水平。 在建设新墨西哥的努力中，波蒂略以尚未开采出来的石油为担保举借了大量外债，使墨西哥深陷债务泥潭。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下跌，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波蒂略本人度过了故事尚未破灭时的美好时光。在他执政时期，墨西哥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留给继任总统的却是经济崩溃后的凄惨景象。波蒂略用来鼓舞人心的种种假设最后都变成了幻象。特别是，墨西哥拥有的石油财富被过分夸大了。事实上，时至今日，墨西哥探明的石油储量依然只有129亿桶，仅占全世界总量的1％。即使到现在，虽然明知这个事实，很多人还是忍不住惊讶于墨西哥的石油储量会如此之少，因为从前的辉煌故事还顽固地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大型团体的信心，往往围绕着故事而波动。关于新时代的故事尤其重要，它们试图描述那些推动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有关互联网（1994年普通公众才刚刚接触）发明和应用的故事，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的股市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股市繁荣又导致了整个经济的繁荣，希勒的《非理性繁荣》一书对此有详细的论述。12互联网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新技术，并随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