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0-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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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寺饕宓纳省Ｕ再成诨匾渎贾芯退倒欢藕笃冢舷柙肴盟渭又泄玻再成此担骸拔易卟怀刹级参说牡缆罚沂懿涣搜细竦淖橹院图吐尚浴Ｎ以敢庾鲆桓鋈娜獾穆砜怂贾饕宓男叛稣撸笔且桓鲎杂芍饕逭摺！保�47页）王瑶在回忆他早年的清华学生生活时，也说过几乎是相同意思的话。一九四八年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底色，赵俪生和王瑶后来才从革命道路上脱离出来，而成为了学者，特别是他们到了晚年，思想姿态大体都回到了他们早年的自由主义基点上，特别明显的，就是晚年写了《思痛录》的韦君宜。
从晚年看青年，感觉是这样的，那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虽然成了革命者，我不怀疑他们当年的理想和献身精神，但他们的理想后来并没有实现。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也不平坦，像蒋南翔、杨述，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毕竟不同于那些从延安来的革命者，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和那样的革命者在思想上达成平衡，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赵俪生和王瑶都是有相当学术天份的人，但因为后来的经历，他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学者，成了第一流学者的，不是他们，而是像杨联陞、何柄棣那些当年在思想上，倾向于胡适的人。
要了解杨联陞，就必须知道他和胡适的关系。杨联陞是胡适四十年代以后在学术上最知心的朋友。此点，我们从《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信集》（台湾联经出版社）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杨联陞四十五岁就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这也与胡适对他的赏识有关。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一封信中就说：“中研院也催我办院士提名，济之信上问的是‘史学’的老辈‘廷黻（姚）从吾’应否提出及如何提出的问题，我今天下午要写长信给他。我也想到联陞，但如果顾到史学‘老辈’，联陞怕将等候一年了。”（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册2586页，台湾联经出版社）同年九月间，胡适又给赵元任写信，希望由赵元任领衔提名杨联陞为中研院院士候选人。一九五九年杨联陞和凌纯声、刘大中一起当选为中研院人文组的院士。杨联陞曾在他给胡适的信中说过：“您对我实在太好了。”
胡适看重杨联陞，主要是看重他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胡适晚年，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非常在意，那时他自己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常想到中国现代学术的薪火相传，他对杨联陞的感情，也可以说就是对中国现代学术的感情。他为中国现代学术界能有杨联陞这样的人而感到欣慰，在胡适的遗嘱中，杨联陞和毛子水是他指定的两个处理他文件和手稿以及身后出版事宜的人。
在四十年代，晚胡适他们那一代的青年学人中，最为老辈学者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看好的两个学者，一个是出身燕京的周一良，另一个就是出身清华的杨联陞。四十年代末，胡适将回北大，重建中国北方学界重镇，在他的心目中，周一良和杨联陞就是他将来最想倚重的青年学人。到了五十年代，周一良已回到中国，虽然胡适没有说，但我们从他对杨联陞的感情中可以体会到，他是把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杨联陞身上了。胡适本来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但他从四十年代起和杨联陞的许多通信，直到晚年，他们在信中很少直接谈到政治，所谈都是学术。胡适晚年在学术上的知音，可以说就是杨联陞。余英时说过，胡适和杨联陞“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趣味也最为接近。他们都喜欢历史考据，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语法，尤其是都爱写诗。这些共同兴趣很早便使他们俩人的交情进入了不拘形迹的境地。”
了解这样的思想背景后，我们再看赵、杨之间的冲突，就不会感到突然了。
现在可以对赵、杨冲突做一点评价了。因为赵俪生所说他和杨联陞发生冲突，是记在他当天日记中的，我们虽不能说绝对可靠，但大体是还是可信的。从赵的日记中看，我个人以为杨联陞的态度，确实不很恰当。因为不论过去如何，就是只念当年清华同学一场，杨也不应该那样对待赵俪生，这不符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人的准则。我们从很多回忆杨联陞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刻薄的人。陆惠凤曾说：“联陞先生待人宽厚热忱，但治学处事却冷静认真。”（张凤《哈佛心影录》五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余英时也说过，杨联陞和胡适一样，“两人性格都温厚开朗”。周一良说杨联陞：“处世为人也同样宽厚公正，喜抱不平”（《纪念杨联陞教授》）。这样的杨联陞，为什么会对当年的清华同学那样大光其火呢？我以为，这也是有深层心理原因的。
当年赵俪生在清华是偏左的学生，这类学生（当然不一定就是赵俪生），当年他们对胡适和认同胡适的那些学生也是很不宽容的，杨联陞和他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他曾受过他们的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杨联陞寄给胡适五十四岁贺寿联：
及门何止三千 要教碧眼儿来 红毛女悦
庆寿欣逢五四 况值黄龙酒熟 黑水妖平
“此联后来传出，杨因此被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因黑水妖平指国军收复东北，颇中左派之忌也”（《长编》五册1901页）。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可以说，这依然是当年走了不同道路的两类学生，在晚年潜意识里的一次对阵，当然这次对阵就无所谓输赢了，因为历史早已做出了评价。
杨联陞对赵俪生是这样，但对于同是从大陆来的周一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许可以说这是因为杨和周的交情非同一般，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却可以离开个人之间的交情，而把它看成是两种思想类型的学生，在半个世纪后对早年不同人生选择的一次碰撞。一九八二年五月到六月间，周一良四十多年以后重访美国，杨联陞对周一良是满腔热情。周一良在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杨联陞亲自步行陪我们访了赵元任先生和洪煨莲先生故居，又招待到家中数次长谈，以倾积愫。”（该书92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5月）周一良还在他的日记中说：“杨在办公室以抹茶相待，又赠诗二首。精神甚好，健谈如昔。”同样是大陆来的老同学，杨联陞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在赵俪生这一面，他事后所发的那些感慨，虽然可以理解，但与事实是不相符的。他说杨在“中美极不友好的情况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这是没有根据的。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当时中美两国关系虽然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但我们绝不能说美国侵略中国，所谓“中美极不友好”，那只是后来的说法。说“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更不知从何说起。杨联陞在美国是一个学者，初期因为生计问题，他曾在联合国秘书处属下的一个中文翻译组做过短期的雇员，这在当时的留美国学生中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不能说到了美国做事，就是替侵华军师当军师，这是极左思维的自然留露。再说爱国。我们也不能说当年到了山西打日本鬼子就是爱国，而在美国做学问就是不爱国。这样看问题过于简单了。这两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很难做那样的类比，在赵俪生的思维中，参加革命的人，“弹片还留在腿里”的人，自然要比在美国读书的人更爱国，这也未免失之于偏颇。因为对于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现在看来，哪种道路更爱国还很难说呢！
当时杨联陞也并不是不想回国。杨联陞在哈佛的时候，最早是浙江大学请了他，要知道那时浙江大学还远在贵州遵义，是因为当时请杨联陞的浙大文学院院长地理学家张其昀办事不力，使杨联陞感到有些失望。那时杨联陞还没有解决生计问题。他在给张其昀的信中曾说：“弟之家庭状况，在剑桥时亦曾与兄谈及。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母教养之恩，无殊怙恃。丧乱以来，弟负笈远走，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齑盐之计，悉以累亲。舍弟做物理教员仅能糊口。近两年来，全持鬻卖便借以继生活，艰苦之状，有非弟在昔日所能想象者。”（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三十八册306页，黄山书社》）杨开始答应浙江大学，本非其所愿，而是因为“故人谊重，旧约难违”。可以想见，他那时的生活负担实在是不轻。他本来是已经决定了要回去。史语所可以，北大可以，两面兼也可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如我加入UN也预备明年暑假后大学始业之前赶回北平，只要大学的计划有定，就请您早日叫我。我已经告诉隆延，‘胡先生叫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回去”。（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8册312页，黄山书社）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爱国。是后来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使杨联陞没有能实现他为北大和史语所尽力的愿望。而那样的时代变化绝非杨联陞一个学者可以预料。
他最终留在哈佛，是听了胡适的话。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他收到胡适的英文电报：“建议接受哈佛聘请。”同时胡适还和当时回湖南省亲后到了北平的邓嗣禹说，他赞成杨联陞到哈佛，胡适还说，等杨联陞回国时“北大仍旧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84页，香港中华书局）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我本楚狂人
——记陈子展先生
？ 柳 珊
陈子展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解放前长期任系主任。当我跨入复旦中文系的大门时，陈先生早已做古。而且即便在，照年龄计，他该是我的祖父甚至曾祖一辈。他活着的时候，我的师辈便以能见到他为幸，我等后生小子无缘谋面是情理之中的事。
进复旦后，同学们议论起中文系的先贤时，说得最多的是陈子展先生。其实，与子展先生同时的复旦中文系先哲还大有人在，如众所周知的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等老先生就都曾是子展先生的同事，论名气威望，他们并不输于陈先生。推测起来，吸引大家的应该是子展先生种种与“狂”相关的趣闻、轶事吧。
我第一次见贾植芳先生，告诉他我是湖南长沙人时，他瞪着一双锐利、机智的眼睛，表情严肃的对我说：“湖南人？陈子展是你们湖南人，你知不知道？典型的湖南人啊，耿直刚硬，是个狂士……”以后我每次去见贾先生，他总要深情款款地跟我聊到子展先生。
据贾先生回忆，五十年代初“院校调整”时期，上面要调陈子展到安徽大学去，子展先生怒而不从，一气之下，准备将自己的藏书一古脑送给家门口摆摊的小贩，让他拆了当废纸，去包花生米。并说以后不再读书，回湖南老家钓鱼去。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蓄起了长长的胡子，当时他住在上海市中心，属苏州河南岸，复旦地处市郊东北，属苏州河北岸，他发誓不给他平反他就不刮胡子不过河等等。想起子展先生当年不合于时，敢言敢行的音容风姿，实在是令人神往不已。
说到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也难怪他不服。他是复旦唯一一个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而且是“右派”中规格最高的一类——“极右分子”。在大肆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年月里，子展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时事政策的文章，也没有参加过一次集体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他离群索居，呆在家里，连课都不去学校上。其实，子展先生原来并不是个不问世事，只钻研学问的书呆子。他三十年代曾在《申报·自由谈》《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生动犀利、针贬时弊的杂文，其中《安内乎？攘外乎？》一文尖刻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丑恶行径，鲜明反映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道德良知。在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子展先生与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CC系斗争得很激烈，以至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想要解聘子展先生。然而，当历史进入一个人人欢呼雀跃，人人都忍不住要有所表现的新时代、新社会时，子展先生却开始沉默了。按理说，这是生性“狂味”十足的子展先生展示自己“狂态”的大好时机，并且当初的党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也颇重视子展先生，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但是，他不肯，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理应出力相助，现在共产党情况转好了，愿意帮忙的人多的是，我也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但原因真是这么简单吗？我在子展先生三十年代发表的一篇名为《正面文章反看法》的短文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总之我们读书做事做人，都不可认真一面，正面文章之外，须知有一个反面在。倘若你太认真一面了，小之则蒙不慧之名，大之则有杀头之祸。”我真忍不住要猜测，难道五十年代的陈子展已窥破了他那位伟大同乡的“引蛇出洞”之计，这才抱着凛然出世、隔岸观火的态度吗？
看来，子展先生的“狂气”并不是来自他恃才傲物因而激进的天才异禀，而是一种洞明世事、忧患人生的“佯狂”。
解放后的子展先生明显地沉寂下去了。报刊杂志上很难再找到他的奇文精论。当然，最显著的变化是他从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转到了上古诗歌的研究领域。新文学家曹聚仁先生事隔多年还满含惋惜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冬天，陈子展从北京出席‘文代大会’回来，他对笔者说：‘北京的朋友们，都要我把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重新写过。’他所说的重新写过，是要把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文学界的动态补充起来。这件工作，我相信陈氏一定能愉快胜任，因为他熟于文坛掌故，而他自己的新旧文学修养，也足以使他有高度的欣赏能力。我们看了他那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就可以知道他的史识、史才足以担当的。不过，我们等待了几年，并不见他的新编中国文学史出来……。”（见《文坛五十年》379页）其实，只要想想王瑶先生和他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所经历的坎坷不幸遭遇，就没人会有这样的遗憾了。而且人们反而会为子展先生的放弃和转向深感庆幸，并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与机警。他实在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深刻了解了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在用“狂”来坚持自己这一份可贵的清醒与清白。因此，他赢得了时间，在同代人忙于热火朝天地炮制批判文章或战战兢兢地编织检讨报告时，子展先生却创作出了现代学术史上的惊人之作——《诗经直解》与《楚辞直解》。
这是两部凝聚了子展先生几十年心血的大书，他自谓：“一生微尚所在，初亦唯此二书。”但这两部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子展先生用“直解”——以歌释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