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0-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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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部凝聚了子展先生几十年心血的大书，他自谓：“一生微尚所在，初亦唯此二书。”但这两部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子展先生用“直解”——以歌释歌，而不用常规方式来诠解《诗经》和《楚辞》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敬重他的人会称这是他学术上的创举，严谨死板的人则会指责他扰乱了学术规范。子展先生并不在意自己的方法是独创还是失范，他所注重的仅仅是歌这种形式，他要用歌来唱出他对国家、社会、人生最炽烈、最深沉的爱。他注《楚辞》“悲忧穷戚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一段时，满怀深情地唱到：“悲忧穷蹙啊独居空廓！那美好的一人啊心里不悦。去乡离家啊来做远客，远哉逍遥啊今后哪里停歇？”这不正是子展先生彼时身世境况、苦闷心情的逼真写照吗？
子展先生越来越沉默了，昔日的“狂姿”似乎一去不复返，一丝痕迹都没留下。但他始终是个富于魏晋风度的狂人。魏晋虽然是个黑暗专制的恐怖时代，但总有一帮士子懂得狂，也欣赏狂。所以阮籍、嵇康痛快淋漓地醉了、死了，还能够青史留名，流芳万年。可子展先生的狂，甚至因狂而获死，又有多少人会认同而激赏呢？最大的可能大概是背上个“自绝于人民”的恶名。狂士也需要有个应和，最起码应有无数沉默的知音，然后因他的发声与动作，才会激发出最美妙的生命绝响。子展先生是独一无二的狂士，他没法泯灭自我来保持沉默。真诚热烈的狂士之心时刻在他的心房里跳动，生命的激情分分秒秒都在他的血液里汹涌沸腾，他渴望展示而无法展示，他渴望倾诉而无人可诉，他忍耐不住唱起来了，他在寂寞中，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尽情放声歌唱，他带着无限的渴慕与敬仰歌唱着神圣的知识、高贵的生命……
一九六○年，陈子展成了复旦首批摘掉“右派”帽子的教授。这要归功于五十年代末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人的沪地考察。子展先生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列学说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与早期的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一九二七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艰难，许多党员纷纷脱党时，子展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成了非党人士，他也没再申请过恢复党员身份。不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仍有不少他的好朋友，可他从不向人提及自己的这些关系，也与那些高层朋友断了往来。那位中央领导也是子展先生的老朋友，他并没有忘记陈子展，来沪后，提出要见见陈子展，有关部门却支支吾吾地道出了陈子展身份的“不便”。这位领导要来了子展先生的材料，阅罢大怒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于是，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就这样迅速被摘掉了。
有人叹惜说，如果子展先生早点说明他的社会关系，到上面走走路子，也许不至于冤里冤枉地背三年“右派”黑锅。这些人的好心与善意不难理解。然而仔细想想，子展先生的“右派”是当定了的。否则，陈子展便不是陈子展，他的狂也就失去了任何实质意义与价值，而成了一种虚伪做作的姿态，那真是名副其实的佯狂了。
子展先生晚年恢复了荣誉。他依然闭门谢客，与世隔绝，潜心于学术研究之中。他自称自己的学术是“不京不海不江湖”，懂得了他的学术，也就懂得了他这个人。反过来，懂得了他这个人，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学术。子展先生去世时年九十二岁，临终遗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抛到海里去，他懒得再与世人罗嗦，只求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并属于他的世界。 子展先生生前用过不少笔名，其中最能展现他精神风范的是“湖南牛”和“楚狂老人”两个。按长沙方言里的意思，“牛”不仅有稳重、踏实的含义，更多的是神气、倔强等精神气质的象征，同属“楚狂人”的形象。
前年这个时候，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了“纪念陈子展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笔者有幸在内旁听了众多专家学者们对子展先生学术功绩和道德文章的缅怀追念。最令我深受触动的是一位中年学者的感叹：“如果知识分子都能像陈先生那样，就不至于是今天这个狼狈样子，总被人指挥来、指挥去了……”
的确，像子展先生那样的“狂人”愈来愈难见到了，难怪大家总是不忘陈子展先生……
我想说的……
——关于《孙越生文集》
？ 常大林
见到《孙越生文集》的校样，涌出一些想说的话。十年来，我几乎没有再写什么想写的东西。可是，这次涌出的似乎是一些非说不可的话，再加上友人的约请，竟让我不得不将其写出。是想借此机会，使我对孙老师不尽的思念之情有所表示；还是想以拙文有助于人们了解先生，关注他的著作和思想；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由，我也不想去推究了。总之，我面对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我所敬爱和钦佩的孙老师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所幸，他的思想还会给需要的人们带来益处。面对他和他们，我的这些文字至少是真诚和负责的，当然，除此以外，我恐怕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承诺。
一
我与孙老师相识于一九八八年。其时，我正在思考有关中国民主的问题。偶然看到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颇受启发。此书初版于一九四八年，仅印三千五百本。它所批判的是包括蒋家王朝在内的中国官僚政治，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书却被束之高阁，几乎为人遗忘达三十余年之久。是孙老师在十年浩劫后不久（1979年）即撰文介绍此书，并于一九八○年主持再版此书，还专门写了《再版序言》。此序与此书的真知灼见交相辉映，在时间与事实的检验中，日显其真理的价值和光芒。
孙老师是王亚南的弟子。他不仅继承了其师桀骜不驯的野马精神，更继承并推进了他的未竟之业。他在一九八○年写道：“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已经出现，例如，在西方谈得很多的‘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官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国官僚政治史，特别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史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任务有：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发生、发展（官僚政治）、灭亡的规律，以便于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长期有效的斗争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复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预测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而不是单纯地期待他们效忠人民……”从孙老师的文字中，我感到一种少见的真诚、如实与平和，一种超越、切实与清晰。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结识他。第一次见面的询问就是：对于官僚政治的研究，您是否有新的创见和推进？
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在我们相识后不久，他就将这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书稿郑重地让我看。看后，我的承诺是：收入一套正在出版的民主研究丛书，一字不改地尽快出版。孙老师是信任我的。可是，我却说了不算，此书稿最后因故未能出版。一九八九年，在孙老师的一再催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将书稿送还他。这使我既惋惜又歉疚：承诺之事，终成空言；真品问世，不知何时。
再与孙老师相见，已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了。八九年过去了，我们却毫无生疏之感，仍然是一见如故，仍然是坦诚相谈，而且似乎更心领神会了。最先询问的，还是那本专著的命运如何。得知它仍旧尘封，令我真是无话可说。所幸已有孙老师《历史的踌躇》和《干校心踪》出版，真让我为他高兴。读后，不仅使我对孙老师由信仰支持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考精神更为钦佩，也对他思想的价值更加看重。我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孙老师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于是建议先对《干校心踪》（诗配画）有所介绍，并答应负责在杂志上刊出。现在想来，我真不该一谈再谈，又作出这样毫无兑现能力的承诺。由于这本书是孙老师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用水彩风景画和诗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记录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纯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和反抗现实的特殊心态和方式，若非既了解和理解孙老师的为人和思想，又懂得美术、诗歌的人，是难以写出一篇如实的介绍文字的。
万般无奈中，我向孙老师提出一个不情之请，由他自己撰文将《干校心踪》一书介绍给读者。初稿很快写就，这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孙老师拿给我看，征求意见，最后成为现在收入其文集的那篇文章——《心灵和自然的对话》，署名：韦弦。记得当时我曾问他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笔名，后来，话岔过去，竟没有机会再问。谁又能想到，此文竟成了孙老师最后的绝笔之作，也成了阻碍我在他病中探望他的缘由。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从他家取走此稿的那天。他一个人在家，准备了一席饭。一条大鱼是他早上特意去买来的。直到他端锅炒菜时，看见他手直发抖，我才忽然感到，孙老师的身体竟是那样的虚弱。我一下子自责起来，为什么只是聊纸上的东西，却很少关心过老人家的身体，而这次又让他如此劳神辛苦……然而，孙老师对我的抱歉却不以为然，连说没有关系。席间，他还颇有兴致地与我对饮了一点葡萄酒。突然，孙老师离席坐到沙发上，感到很不舒服。我真的慌了，情急中，施展出所谓的气功本事。所幸，孙老师渐渐恢复了常态。回家后，我整夜无法安眠。想打电话询问，又怕打扰老师休息；不打，又担心不测之事发生。好不容易挨到早晨，打过去电话，听孙老师说没事，我才放了心。
然而，谁能想到，此后，老师就住了院。我去看过他一次，当时尚未确诊。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我与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永久的分别。就在这时候，我得知，我约他写的，已经发排的那篇《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又因故未能刊出。此刻心中的歉疚之情，甚至是负罪之感难以言表。我几次打电话给孙老师的夫人，希望能去再看望孙老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孙老师在病中数次询问那篇文章登出来没有。她不愿我再见到孙老师，怕我为难，更怕孙老师失望……对此，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为老师祈祷，为他祝愿……最后看到孙老师，是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一个人就这样心愿未了地离开了人间，而我们，想为他做些什么，却如此地无能为力……每忆至此，我的泪水总是不禁而下，一种无法言说的人间悲苦充满心中，永难释怀。
后来，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在一九九八年第四期上，刊出了《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其时，我写了如下的文字：我还能再说什么？除了感谢《同舟共进》的同行们。孙老师的主张和思想不应埋没，因为这一切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更新的。他思想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启迪和激励我们，去推进对官僚政治的研究，去消除社会中相关的弊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对孙老师最好的纪念就在于确立自主的信仰和保持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度人度己不二的人生态度去做应做之事。
二
作文至此，想说又该说的，似乎也都说了。其实，我也很想对孙老师的官僚政治的学术思想议论几句，因为我确认其价值。不过，就我的学识而言，我还难以对其作出更如实的评价，再说，此书是孙老师的文集，并非是对书的评论集。就此而言，我想，以上关于其专著和文章难以问世的叙述还是需要和适宜的。
不过，我知道，对于是否应指明《心灵与自然的对话》的作者，就是孙老师自己，是有不同看法的。我理解，提出者是为孙老师好。我几次要撰文写明此事，也是怕有损孙老师而作罢。既然如此，此文为何又直言点破，我想就此作些说明。一则，此文是我心声的自然流露，如我隐去此事不说，就很难自圆其说与孙老师永别前的来往。我是一个追求如实的人，我相信孙老师也是一个追求如实的人。我不知道孙老师是否愿意我指明“韦弦”是他的笔名，但是，我相信，他决不忌讳别人知道。正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同意撰文介绍自己的作品，自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文采用“韦弦”的笔名，更是他的权利。然而，说明此事，我却认为是我自己的责任。孙老师在时，说不说明，与我无关，孙老师已经走了，我就不能不说。不说明，我总觉得是对孙老师的不尊重，是对他曾让我发表此文的不负责。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文章的署名不是装饰，而是要表明作品属于谁，否则，说一句既是玩笑又不是玩笑的话，此篇文章的稿费，谁来拿？
二则，孙老师的绝笔之作竟是以“韦弦”署名，自己评介自己的作品。此事或许纯属偶然，我却以为其中亦含有某种必然性，是值得思考的。
我以为《孙越生文集》的主要内容和重心就是对官僚政治的论述。除去诗集《干校心踪》不论，按时间顺序排，大约第一篇应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序言》（写于1980年7月）到最后一篇《心灵和自然的对话》（写于1997年8月），大部分文字，或者是对官僚政治的直接论述，或者是多少有所涉及。
所谓官僚就是古代国家的官儿，就是现代组成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纵观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民的存在是自然的，官的出现是必然的。就人而言，官是国家组成的主要部分，运作的基本因素。在古代，除了官，还有皇帝，其余就是民。在现代，除了官，就是民。就此而言，我以为，一个社会，如果官当好他的官，民作好他的民，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是很不错的。事实表明，官要当好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地研究、改进，其中当然也需要斗争。关于民的问题，此处顾不上说。如果说，我们对官僚政治的研究还很不够，那么，我们对民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作为民，对官提出种种的要求和意见是权利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然而，作为民，同样也需要认真研究一下自己怎样当好这个民。有关怎样当好民的专著，是否有，我还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对于怎样当好这个官儿，在古代，研究的首先是皇帝，还有正当着官的。官儿当的好不好的标准，在皇上。皇上说好，就好，皇上说不好，就不好。百姓当然也有他们的标准，不过，有也白搭。古代的官儿是为皇帝做的，为自己做的，不是为百姓做的。有没有为百姓的，不敢说一个没有，若有，恐怕，也是为皇上时，兼顾百姓一下而已，否则他这个官也做不长，即使真的为百姓做，也就只能做那么一两下子。到了现代，绝大部分国家的官儿，至少他得说他是为民作官。他要敢公开说，他不是为民作官，这官儿，他一定做不成。当然，民也知道，许多官儿也是为他自己。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只是要有界限，不能因此损害民的利益。如果只为自己，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