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可思议的人类秘史:人类前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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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它有助于帮助解释随后诸多的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
　　19世纪，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信奉列纳沃斯的偏激观点。他们认为人种之间由生物性所决定的不平等，可以证明对奴隶的残暴压迫是合理的。认为人种与人种之间生来不同的理论被称为“多元发生学”，即希腊文“多个物种”之意。这一学说很显然和圣经中关于伊甸园的故事是矛盾的，因为在伊甸园中生活的只有亚当和夏娃，而且大多数生物学家也注意到了人种与人种之间的相同性而反对多元发生学的观点。对多元发生论者来说，这一反对是可以轻易打败的，瑞士植物学家路易斯？阿格赛兹正是那样做的。和斯蒂芬？杰？古德尔一样，他认为古代《圣经》的作者不知道有多个人种的存在，因此他们只写了一个地中海人亚当。阿格赛兹推测黑人亚当、蒙古人亚当和美洲人亚当是同样存在的。
　　尽管大多数生物学家不接受这一观点，它依然存在于今天人类学的一些文献中。如何解释人类外观的多样性，包括如何确定化石的种类，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近代，最著名的多元发生论拥护者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两本影响巨大的书：《种族起源》和《人类现存的种族》。在这两本书中，库恩发展了人类5个人种（澳大利亚土著人、开普人、高加索人、刚果人和蒙古人）的理论，认为这5个人种是由不同的原始人类进化而来的。库恩推测不同的人种是在不同的时期进化的，非洲的刚果人进化得较早，之后便在进化的道路上陷入了困境。他声称欧洲人的优越是他们优良基因进化的自然结果，他甚至这样安慰那些因为种族融合而忧虑难眠的人们：　种族混合会搅乱基因，也会使社会失去平衡，因此，一些新加入的基因，除非它们与当地的基因相比具有选择性的优势，否则它们会逐渐消失或趋向最小化。我这样说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目的，仅仅是要说明，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原因，人类就不会分成黑人、白人、黄种人和棕色人种了。
　　由于作者是美国自然人类学会（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机构）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该大学人类文化博物馆馆长和美国深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中经常出现的嘉宾，这些话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有趣的是，库恩极力否认他具有政治的动机。他这样自我辩解，是因为自然人类学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从一个黑暗的时期浮现出来，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它具有自觉的政治色彩。阿勒斯？霍德林柯是多元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17年他在《美国自然人类学杂志》发刊号的纲领上这样写道：人类自然学要研究人类，同时要服务于人类，它不是一门简单的“纯科学”。霍德林柯注意到了，这个学科在决定移民政策时和在阐述优生学时同样有用。当他试图将看似深奥的科学的现实适用性传达给投资机构时，很显然有些人被说服了，并且很快采纳这些做国事咨询、富有政治头脑的人类学家的建议。

　　第5节：多样的猿（5）

　　象牙塔之外　19世纪，人类学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一门这样的科学，即它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最早阐述这一概念的是法国人保罗？布罗卡，他是现代自然人类学原则当之无愧的创立者。他是头盖测量学的专家，对头骨形态学上最细微的差别进行过测量，当时被认为是发现人种与人种差异的有效方法。基于这些极其细微的异同，他创建了新的人种分类方法。这个在有影响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的分类方法，极大地影响人类学的研究。很快，人人都想测量头骨。
　　在英国，一个叫弗朗西斯？盖尔顿的科学爱好者是布罗卡最早的追随者，他用继承的一笔遗产资助不同的研究项目，包括统计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不久，他也开始测量人身体上的一切，尽一切努力科学地区分人的多样性，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他行为古怪，不可理喻。在对人类的分类方面，他形成了个人的迷人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不矛盾。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绝非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他倾向于减少偏见。从他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由于生物的类属，是彼此平等的。但他的许多追随者不承认这一点，例如坚信“适者生存”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在19世纪后期一系列流传极广的读物和随笔中，证明社会等级是正当合理的。如果可以用科学来说明社会等级，那么它对文化差异也同样有效。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迷恋社会等级的时代，先是“强权就是公理”，然后，这些“强权者”认识到应当“科学地”定义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优生学运动悄然兴起。
　　这个运动一开始极其幼稚。所谓的优生事实上指的是“好出身”（谁能对此持反对意见？），这个观点事实上古亦有之。例如，古犹太法《犹太法典》对男子有这样的规定：要求他们不惜卖掉所有的财产以娶学者的女儿为妻，这样会使他们的孩子聪明（学者女儿的聘金很高）。当时已是19世纪的后期，但优生学大受欢迎，其原因很复杂，而且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特有痕迹。能从遗传学这样的新兴学科以及自然人类学中找到与财富、身份有关的“科学证据”，无数人会着迷的。因此它一经兴起，便很快大为流行。
　　1907年，“遗传教育团体”在英国成立，这是盖尔顿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它正式的目标是通过有选择地生育“适者”，以改善人类的基因库。它的影响迅速扩展到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文化特别倾心于那些通过应用科学知识以促使自我完善的理论。很快，“适者家庭”的竞赛遍及美国社会，谁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声望和勋章，谁就是“最适者”。优生学的影响也波及欧洲，成为德国种族清洗的罪恶发端。
　　优生学运动的初衷是促进社会教化，但它的作用很快被歪曲了，在1910年后的20多年里，它为美国强迫智力低下的人接受绝育手术做科学辩护。它也被用来解释不人道的种族歧视性的移民考试和名额限制（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极端贫困的东欧移民是文盲）。20世纪4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及其他“低等团体”时，也是利用优生学的原则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其“合理性”的。人类学在“实用性”方面似乎比任何学科都有优势。
　　因此不难理解，在纳粹的可怕暴行之后，为什么库恩极力表明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政治目的。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依然存着种族隔离的思潮，如果他在自然人类学的研究中加入丝毫的政治色彩，那已经开始愈合的伤痕会重新疼痛起来。与此相反，他认为自己提出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区别是客观的科学的事实。“不论消息好坏，不能责怪信使”，这便是他的初衷所在。但是他自认为客观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没有实验来证明他提出的基因假说。究竟人类的基因是如何描述人与人的差别的？


　　第二部分

　　第6节：哲学的时间机器（1）

　　第二章　哲学的时间机器
　　20世纪以前，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只　停留在肉眼所能观察到的范畴。布罗卡、盖尔顿还有欧洲和美国的生物统计学家们所做的不计其数的研究，在自然人类学史上被称为“收集”阶段——在一个学科开始发展的时期，还没有产生能对大量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系统理论。面对越来越繁杂的人类生态学的数据，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重新定义的遗传法则和已经收集到的遗传数据一致起来。人类的基因组成是确定的，显而易见有几十组（可能几百组）单独的基因，控制着基因的可变性。即使今天，对大多数基因的作用，我们仍然无法解释。来想象一下布罗卡的头盖测量研究，假如在两个毫无联系的地区所发现的头骨上，有同样的特殊隆起，是否可以说这是由同样的基因变异引起的？这些隆起表示同样的特征、同样的基因变异，还是偶然相似？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知道。
　　基因变异是研究人类多样性的关键，因为进化实际上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通俗地说，所谓的进化，就是指一个物种的基因组成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因此，为确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或者说他们是否属于同一物种，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基因。如果基因相同，那么他们无疑为同一物种。自然人类学的研究，迫切需要收集同一遗传模式里的变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多态性。“多态性”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多种形态”，对所收集到的特征进行分类，这就是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因的多态性，特别是像在血友病等疾病患者的基因中，但是，引起疾病的多态性由于数量太少无法进行分类。总之，多态性是关键所在。
　　1901年，卡尔？兰德斯泰纳①将不同人的血液相混合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时它们相互凝聚，形成大的血块，这一凝聚反映有遗传性，它成为人类生物化学多样性的第一个实证。这个实验的结果确定了人类具有不同的血型，现在，世界各地的医院都会在输血前进行血型检查。如果你的医生说你是A型血，他告诉你的正是一个世纪前兰德斯泰纳给血型多态性的命名。
　　在兰德斯泰纳发现的基础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人赫兹费尔德夫妇在萨洛尼卡开始化验士兵的血型。1919年，他们发现在不同的人群之间，都有较大比例的不同血型，这是首次对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全面研究。赫兹费尔德夫妇甚至提出这样的理论：A型血和B型血是“纯粹”的原始部落的血型，最早的原始部落要么全部人口为A型血，要么全部为B型血。这些“纯粹”的部落在迁徙中相互融合，因此A型血和B型血混合在一起。他们没有解释清楚这两个部落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推测A型血部落最早起源于北欧，B型血部落有可能起源于印度，似乎现代人是由两个独立的部落分别进化而来的。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布赖恩特和英国人莫瑞特在赫兹费尔德夫妇的研究基础上，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检验血液类型。以后的30年，他们和同事们共同从数百个人群中选择数千人做血型检查，包括生者和死者。布赖恩特和他的妻子（像赫兹费尔德夫妇一样，他们是另一对共同从事基因研究的夫妻）甚至检查了在美国和埃及的木乃伊，确定了远古A、B、O血型多态性。1954年，莫瑞特发表了《人类血液的分布》，将大量积累的血型数据汇总在一起，这是第一部全面的关于人类生物化学多样性的专著。很快，这本书成了进行人类基因检测的标准样本，它标志着对人类基因的研究进入了新时期。
　　赫兹费尔德夫妇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血型数据的研究会为有种族色彩的人种分类提供依据，这一分类由于近代的大量移民而有所淡化。此后卡尔顿？库恩也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他提出的亚种理论的证据，但是没有人对基因数据进行检测，以确定基因是否支持这种人种划分方式。直到1972年，一个遗传学家才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有趣的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不是人类，而是果蝇。
　　利用莫瑞特他们收集的数据，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理查德？莱旺廷进行了一项研究。当时他所做的这项研究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人类的基因变异，在一个群体内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人种与人种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基因差异？他试图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客观的答案，换句话说，他试图用实验证明列纳沃斯和库恩关于亚种的理论。如果能够证明人种与人种之间在基因图谱上有重大的区别，那么他们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
　　莱旺廷这样写道：　写这篇文章，是应刚创刊的《生物进化》杂志的约稿。我一直在思考关于人类多样性的问题，不仅是在人群基因的范围内思考，而且把它放在生态学的范畴之内。我习惯于在火车、汽车上写作。因为要完成这篇文章，所以坐长途车去印第安那州的伯明顿前，我带上了莫瑞特的书和PLNP表（一种计算差的数学表）。

　　第7节：哲学的时间机器（2）

　　正是在这次旅行中，对人类基因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开始了。莱旺廷应用了生物地理学（研究动物和植物的地理分布）这门新学科的研究模式，因为他试图从地理的区分上定义人种，这与生物地理学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因为无法确定如何客观地为“人种”下定义，他决定从地理学的角度这样定义人种：高加索人（西欧亚大陆）、非洲黑人（非洲撒哈拉沙漠）、蒙古人（东亚）、南亚土著人（南印度）、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大洋洲和澳大利亚土著人。
　　他的研究结果令人吃惊：85％的基因变异是人类共有的，只有约8％的不同可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也就是说，人种与人种之间在遗传上的差别只有8％。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结果，它告诉我们应当把有关亚种的理论扔进垃圾箱。莱旺廷这样写道：　诚实地说，这一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实情。如果这算是偏见的话，那我的偏见是我认为不同的人群差别很大。一些事实也确实加深了这一印象，比如，有一年我和我妻子在埃及的勒克尔旅行，数年前那里就挤满了游客。在一个大厅里，一个人过来和我妻子交谈，他似乎认识我妻子。我妻子反复说：“对不起，先生，你认错人了。”他才说：“对不起，夫人，你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那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而我们彼此十分相像。
　　但统计数字说明了一切。以后30年间，许多新的研究结果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遗传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区别不同人群的基因变异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是8％还是7％还是略多或略少。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小数量的人群同样具有人类遗传多样性总数的85％。莱旺廷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爆发核战争，地球上只有肯尼亚的吉库尤人能幸存下来，因为这个民族仍然保存着人这个种系85％的基因变异。这是对种族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强劲反驳，它也肯定了达尔文1830年对人类多样性的论述。正如这一章的标题——希腊语“万众归一”，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物属性。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对不同人群的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呢？遗传学真的能对人的多样性做出回答吗？　生命历程中的博彩　在旅程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要了解一些基本的遗传学知识。随着时间的流失，基因如何在一个人群的变化中起作用，这个理论十分复杂，涉及定量科学的许多分支，统计学、力学、概率理论和生物地理学都在遗传学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说明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几乎人人都能理解这些理论框架的基础概念。
　　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突变，没有突变是不可能产生多态现象的。这里的突变，指的是基因的排列顺序发生的无规律变化，其发生比率约为30个每一代每个基因组，换句话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携带着约30个全新的变异基因，这些新的变异将他／她与父母区别开。这些突变的发生是没有规律的，因为它们是DNA复制细胞分裂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在何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