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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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索科尔尼克城区。在长时间徒然等待之后，我租了一辆马车，径直向那里驶去，
我向她讲了我的来历，她没有多问，便接过我的箱子。同志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
然的。
我继续向捷克斯洛伐克驶去。我告诉罗尔夫的父母，我们想迁往苏联，因为去
德国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却需要建筑师。我想学习俄语并教授英语，我说我跟一个
学校签订了合同。
实际上，罗尔夫在政治上的确达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他的父母很赞成我们的计划，他们一直还是那么友好和乐于助人。我的母亲也来到
边境的小木屋与我相会，我对这次重逢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我要让她看看外孙。
但是，母亲这时尚生活在德国，她对什么事情都不再有兴趣。
告别米沙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尤其是我不知道这种分别要持续多久。最糟
糕的是，米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虽然我竭力克制自己。他开始伤心地哭起来，一
再重复说：“妈妈，留下吧，求求你，求求你，妈妈，留下吧。”
当我返回莫斯科的时候，一位同志在车站上等待我，他把我送人位于莫斯科河
畔的“新莫斯科”饭店，我的箱子已经从索科尔尼克取走了。
从汉堡来的德国工人成了我的朋友，那位女同志名叫莉萨。当苏联需要技术工
人和专家的时候，这一对夫妇追随自己的信仰来到莫斯科。我记得，那位男同志是
在一家皮革加工厂里工作，他们住在索科尔尼克公园对面一个旧住宅区里。那些木
房子质量并不好，街道也未铺石块，下雨天或者化雪的时候，房子周围到处都是水，
但室内还是舒适的。莉萨有两个孩子，男孩跟米沙一般大，女孩年长些。这两位同
志给了我一种家庭生活，这是我在这段时间里所没有的，我很愿意拜访他们，每次
来时，事先都无法打招呼，因为只能如此。她的男人当了厂长以后，他们的生活方
式也未发生任何变化。
我到莫斯科不久便被接到一家饭店并去了阿尔巴特街，当时我们工作单位就在
这条街上。两位军官跟我谈话，他们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我个人的愿望。他们称
呼我索尼娅。我从他们的话里得知，是里夏德为我取了这么一个别名，也许正因为
如此我才喜欢它。不论如何，我立即习惯了叫这个名字。
两位同志建议我开始学习之前休息一下。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花四周时间去奥
得萨附近的黑海休养院。
四周的休假意味着四周以后重新见到米沙，同志们想为我做些好事。
乘火车去奥得萨花费了三天或者四天。我欣赏了黑海，那里有与中国完全不同
的干热气候，尤其是接触了俄罗斯人。休养院里没有其他德国人，令我惊讶的是，
有一天忽然遇见了马克斯和弗兰茨。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到莫斯科来了。弗兰茨的
妻子听说去苏联，曾经十分害怕，但她很快便适应了。两个女人并未跟来奥得萨。
我经常伙同一位保加利亚同志出去散步，他从前是季米特洛夫的同事，现在也
属于红军。我们一同去参观城里的名胜古迹，尤其是参观了《波将金》影片当中那
个著名的台阶，我还随他去参观了奥得萨的保加利亚人聚居区。
最令我敬佩的是一位苏联同志，他的胸前佩戴着当时最高的军事勋章——“红
旗勋章”。我非常想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枚勋章的，但是我未敢问他。
返回莫斯科饭店之后，在电梯里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是艾格尼斯·史沫
特莱。
她不知道我在苏联，我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们拥抱在一起，一切不快的阴影
都一扫而光。在我逗留在莫斯科的那几个月里，我们经常在一起，像从前一样，由
于有她，我的生活过得十分丰富多彩。
艾格尼斯来莫斯科，是为了出版一本书。苏联当时正致力于一切反日力量的统
一战线，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像艾格尼斯所希望的那样，出版一本毫不留情地批评
蒋介石及其政党的书，是不合时宜的。
学校设在一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里，门口站着哨兵，苏联军人在这里工作，我猜
想他们也住在那里。这栋建筑物位于一个俄罗斯乡村附近，这乡村的名字我忘记了。
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往莫斯科市内，途经列宁山和高尔基公园。今天这座村庄已经消
逝了，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房子的一侧住的是外国人小分队。我们七八个学员接
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我还记得格尔达，她是我的同屋同伴，还有凯泰，她是一个
既聪明又妩媚可爱的法国女人，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我猜想她当时不超过18岁。我
还记得一个叫路茨的德国海员，一个叫马莱克的捷克人和一个叫尼可的希腊人。后
来又增加了一个叫海尔塔的法国女人。我们大家都是20岁左右的人，只有马莱克年
长些。一位与我们没有个人来往的德国同志教我们。我在上海时已经认识的弗兰茨
给他当助手。卡洛什是个比较年长的同志，他从青年时代便加入了组织，出生在拉
脱维亚，已经在苏联生活了多年，我们大家跟他相处得很好。卡洛什负责处理学员
们的生活事宜，但是他却不懂得处理自己的事情，他有十次得到一套住宅，却总是
让给别人，自己住在他那兼厨房的卧室里。
我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对组装收音机很感兴趣，发报技术我学得很好，
只是怎么也不明白它的理论。我猜想，我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
个有天赋的人。我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我对
政治课也很感兴趣。
自从离开上海以来，我经常享受着与同志们在一起的乐趣，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我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我应该做的一切就是学
习。
我容光焕发，脸蛋儿越来越圆，越来越红润，我的体重达到了从未有过的130磅。
苏联同志建议我照一张相，印在以宣传苏联为目的的招贴画上。若不是想念米沙，
我是很幸福的。每月我可以给罗尔夫父母写一封信，我也在同样间隔的时间里收到
他们的来信，我用的是假地址，他父母却以为这就是我的真实地址。
格尔达与我共住一间卧室，她吃不惯这里的饭菜，除此之外，还要忍受严寒之
苦。她长得很漂亮，喜欢打扮自己，可她那苍白的面孔仿佛从来都不是很健康。
也许是我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期便染上了宗派主义情绪，我无法理解，一个人
若是那么注重时髦衣着、口红和香水，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共产党人呢。在我看来，
格尔达是轻浮的，但并非不友好。我们能够相处，但相互之间却没有特殊的交情。
一位苏联下士爱上了她，还送她一只镶着珍珠的微型手枪。卡洛什这个老布尔什维
克，也如醉如痴地议论她，我却以我这种直率的，往往是不怎么讲究策略的方式告
诉他，即使面对一个漂亮女人，也该做出客观的判断。后来他惊讶地来我这里说，
我的看法是对的。
凯泰，那个法国女人，比格尔达优秀得多，她聪明，感情深沉，阶级觉悟高，
她也许是我们当中品质最高贵的人。她那一头黑色头发，仿佛油漆的一般，她有一
双黑色晶莹的眼睛，美丽的眉毛，一张圆圆的面庞和娇小丰满的身材。凯泰能讲～
口流利的德语，她学习俄语很用功，比我们学得都快。
路茨是一个漂亮的德国海员，他从来不缺少崇拜他的女人。希腊人尼可有点被
我们大家宠坏了，因为他跟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他只能讲希腊语。马莱克是个来自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他比我们年长，学习对于他来说并不轻松，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学习得更为认真。马莱克是个可靠的好人，大家都信赖他。他喜欢我，我也常常
逗弄他。当他做功课的时候，我却做完了，便围着他跳来跳去，嘴里唱着“好学生，
好学生”。这是他学会的第一句德国话。我几乎不会说俄语，更不会说捷克语，我
不知道我们是怎样交谈的，但是我们交谈过。每当我从莫斯科返回来的时候，他还
未睡。
不久之后、，艾格尼斯把一个外出的新闻记者的住宅接收过来，我几乎每个星
期六放学之后都到她那里去。她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若是她感到疲乏，我们一道
出门或者在家里聊天。星期天我们常常是徒步去米哈依尔·鲍罗亭那里去吃早餐。
鲍罗亭同志在20年代曾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统孙逸仙的顾问，孙逸仙是致
力于与苏联合作的。鲍罗亭当时领导着政治使团，布吕歇尔将军是军事顾问。
曾经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0年代的中国》一书的马尔克·卡萨宁，关于
他们二人曾经这样写道：“这两个杰出的人物是布吕歇尔和鲍罗亭。他（鲍罗亭）
的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难以忘怀。他身材高大，宽阔的肩膀和低沉的声
音……他作为演说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天才，他的演说具有引人人胜的特点，能抓住
和影响他的听众，这些都保证了他的成功和不可侵犯的权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有分量的，有思想深度的，他的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力量和意义……”
我认识鲍罗亭时，他正担任英文版周刊《莫斯科新闻》的主编，很喜欢与了解
许多中国事情的美国女记者见面。在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早餐上的谈话，对于我来
说是非常有趣的。鲍罗亭每当谈起自己在中国逗留的情况时，总是很谨慎的，但是
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热爱这个国家，艾格尼斯又提出许多问题，谈话常常要回到我
们的话题上来：中国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农民相比对工人阶级作用的评价，缺
乏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危险，以及孤立的处境。鲍罗亭那些聪明的谈话对艾格尼斯产
生了平息情绪的作用。
有时他的儿子和儿媳们或者其他的客人也来吃早餐；包罗亭夫人的烹调技术十
分出色，桌上摆满美味糕点，这一天我们就不需要吃午饭了。包罗亭和他的夫人英
语讲得很好，这减轻了艾格尼斯和我谈话的困难。米哈依尔·包罗亭待我特别友好，
也许是我初次来俄罗斯的热情打动了他。他组织我们乘轮船参观，凡是他不能跟随
一道去的时候，总是让我讲讲又发现了什么新鲜事物。艾格尼斯得到一张11月7日去
红场观礼台的票，她也设法为我弄了一张。
艾格尼斯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匈牙利同志，我们把关于中国的稿件交给他，里夏
德答应我为艾格尼斯复写了一份。我只知道这位匈牙利同志是《国际新闻通讯》的
成员，他的名字我忘记了 ＇注＇ ，他当时已经是个比较年长的人，有一个小儿子。我
的礼物令他十分高兴，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份材料。艾格尼斯遇见许多新闻记者，我
在那里结识了才气过人，热情洋溢的《真理报》通讯员米哈依尔·科尔左夫。他那
本数年后出版的作品《红色战役》，被许多同志认为是描写西班牙内战的最好的书。
恰图，艾格尼斯的前夫，即我在柏林的展览会上向他推销艾格尼斯的《大地之子》
的那个人，也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他在那里的科学院里工作。
艾格尼斯和我拜访了中国的廖同志，他娶了一个来自德国南方一座工业城市的
女工。廖姓夫妇有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大约六岁的男孩，他的名字翻译成德文叫
“少鹰”。他们住在一座有庭院的平房住宅里，宅内有卧室和起居室。令人惊讶的
是，当许多客人来他们家里聚会时，这位年轻的德国女同志懂得如何招待他们，为
他们营造一种来到家里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在廖家里遇见王明，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
位领导同志，是共产国际领导当中的一位代表。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谈话
的细节我已经想不起来，好感或者恶感总是比语言在记忆中停留得长久。
王明逝世于1974年。
大约15年前，我听说廖和他的一家人生活在北京，他已经瘫痪，而且病得很重，
他的夫人在一座大学 ＇注＇ 里教书，那男孩已经成了职业工程师。
红色救援出版社邀请艾格尼斯写点关于中国红色省份儿童的东西，她很忙，便
请求我接受这个委托，她还介绍我认识一位中国红军的军官，他刚从中国来。出版
社对我的稿子很满意，不久便出版了，里面附有艾格尼斯和我在中国拍的照片。我
把一份复印件寄给米夏埃尔·高尔德，他在美国是《新大众》的编辑，他把它译成
英文发表。我猜想，那稿子是以连载的形式在一家进步少年报上发表的。不论美国
版还是俄国版均未保存下来；我手里尚保存着《中华苏维埃少年》的德文手稿和照
片。
除了我们自己这个集体里的人之外，与这样多的人接触，在我们学校里是不多
见的。我的班长们都知道我和谁在一起，我从未背着他们做任何事情。我可以见艾
格尼斯，他们也知道我拜访过鲍罗亭并为红色救援出版社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很感
激他们的慷慨。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里，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人们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
要作用。
在学校里，我们除完成自己的许多课程之外，还做许多社会工作。我曾负责壁
报工作。有一期关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壁报，”曾经在阿尔巴特街红军总参谋部我
们那个局所在的大楼里展览过，还受到了特别的赞赏。我提起这件事情，只是为了
说明我过着一种良好的内容充沛的生活。诚然，有时我也会因为没有单独生活的机
会，日日夜夜都必须与别人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心情沉重。然后我便长时间地出去散
步，再心情平静地返回来。我很喜欢莫斯科的冬天和它的严寒。
1934年2月，我被召到阿尔巴特街来。一位少校和我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我必
须用俄语向他讲述我的生活经历；由于我学习过六个月的语言，所以我做到了这一
点。他说，在今后的几周里我必须特别集中精力工作，我要很快被派出去，而且是
去满洲的奉天。 ＇注＇ 后来我听说，去奉天在同仁当中被视为是一种惩罚性的调职，意味着被“派到
荒漠里去”，他们认为我不会提出任何借口或者顾虑而表示同意。我猜想，做出这
样判断的，只有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同志。尽管奉天是一张网，但满洲的政治形势是
有趣的，奉天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一个焦点。
返回学校以后，我像面临一场考试一样不停顿地学习。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我，我要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
的太太，我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我的上级领导。我感到很惊
讶，我设法说服这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罗尔夫和我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
海人也到奉天去，我自己就遇见过几个住在奉天的家庭。我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
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何况我在上海德国
领事馆里以罗尔夫妻子的身份登记过的。不跟罗尔夫离婚，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而办理离婚也需要时间。这位少校同志请求我说出奉天的熟人的名字。我一时记不
起来，我感觉到他对我所提出的理由是不相信的。于是我记起了瓦尔特·弗克斯，
一位住在奉天的汉学家，我们是�
